卢克文最近对一个时代的评价，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在盛赞近二十年成就后，卢克文将1992至2012年描述为“腐败横行，全民意识形态混乱……我是不愿意回到这种时代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历史进行理解的问题。

对历史的理解中，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现象不能解释现象。

卢克文描述了一些他不爽的现象，然后用这些现象来评价这段历史，但是，任何一个人去理解历史，必定是带着一套理论去理解历史的。

因为，没有理论，你无法解读复杂的历史。

现象不能解释现象，因为现象自己不会说话。

德国大文豪歌德说过一句话：“事实领域的一切事物已经都是理论。”

这话听着很玄吧，我来解释一下。

当你把一堆历史现象摊在面前，说“看，这就是事实，事实说明了一切”，对不起，事实什么都说明不了。

因为仅仅是对这些现象进行分类，诸如“他是国王”“她是我的邻居”“他们是德国人”，这些描述用的语词本身就已经是理论工具了。

你不可能不用任何概念去谈论现象。

而概念就是理论。

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工具，并不存在完全不受理论解释影响的历史研究这回事。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理论无法摆脱，我们该做的就不是假装“纯客观地看事实”，而是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理论摆出来，亮明牌，再拿它去审视历史。

所有对历史的评价中，不是在有没有理论之间选择，而是在阐明并捍卫理论，还是不阐明不捍卫理论之间选择。

卢克文的错误，正在于他以为自己没有理论。他描述了一些现象，然后用这些现象去“评价”历史。

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看见的每一个现象，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实，而是他脑子里那套未被言明理论，帮他筛选、排序、赋义之后的结果。

每一位历史评价者都必须具备一种世界观，关于支配世界运转的因果关系的一组相互关联的观念，用它来确定哪些事实与解释某一历史事件相关。

事实当然必须根据对其重要性的判断来选择和排序，而这种判断必然与历史学家的基本世界观联系在一起。

换句话说，同样的史料，交给两个世界观不同的历史学家，会讲出两个不同的故事。

当对立学说的支持者们指着同一批历史资料，各自宣称自己正确的时候，就会陷入僵局，每一方都觉得对方在睁眼说瞎话，因为双方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地图”。

卢克文以为自己站在事实那边，其实他站的是他那套未经过审视的理论那边。

而未经审视的理论，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看起来太像“常识”、太像“事实本身”了。

那么，真正的历史理解应该是什么样子？奥派对此有专业的分析，首先必须要确立了一个基本前提，叫方法论的二元论：研究人，和研究石头、分子、原子，在方法上必须截然不同。因为石头没有目的，人却是有目的、有意图、会学习、会改变想法的行动者。

那么，真正的历史理解应该是什么样子？

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是人的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的展开。

是观念造就了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了观念。

真正的人类历史是观念史，正是观念使人区别于所有其他生物，观念产生了社会制度、政治变革、技术生产方法以及所有称为经济条件的东西。

所以，理解历史，首先要追问的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现象，而是当时的行动者，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带着什么观念和目的去行动？

历史学家的特殊工具，叫作理解。

一个历史的观察者，要努力去把握那些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和价值判断，弄清各种原因在塑造一个结果时各自的权重。

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可以靠读心随意发挥。

历史理解必然带有历史学家的个性，必然受其理论结构影响，因此历史命题不具有行为学定理那种可被证明的确定性和无可置疑的说服力；同时，历史理解必须以一套可靠的理论（尤其是行为学/经济学理论）作为工具，去解释历史，而不是用现象去检验理论。

换句话说，正确的关系是：**理论是用来解释历史的工具，历史是理论的仆人，而不是反过来。**有了正确的行为学理论，你才能从纷繁复杂、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中，看出因果的脉络；你才能分辨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哪些是无关的。

卢克文把这个关系整个倒过来了：他先有了情绪和立场（他“不爽”），然后用几个被他挑出来的现象去“印证”这段历史，最后宣布历史就是如此。

他以为自己在解读历史，其实他只是在用现象给自己那套未经检验的预设当证人。而现象一旦脱离了理论结构，就既不能解释什么，也不能证明什么。

所以，理解历史的第一课，不是背诵史料，说明历史现象，而是先审视自己的理论。

你没有理论，就以为自己客观；你以为自己客观，就无法批判地看待自己的预设；你无法批判地看待预设，就会把“我认为”说成“事实如此”。

历史并非总是很远，也并非总是过去，活着的人时时刻刻都是历史；未来，在人的预期中，也是一种历史。

我们对当下的每一个判断，其实都是拿我们脑子里那套理论，它可能是关于人性的、关于市场的、关于权力的，去看待那些我们以为不证自明的现象。

现象不会自己解释自己。能解释它的，只有理论。而能让我们免于自欺的，是把自己那套理论亮出来，接受审视，然后坦坦荡荡地说，我是带着这套地图来看这段历史的，您要是觉得地图画错了，咱们来比一比地图。

这，才是一个对历史认真解读的人，该有的姿态。

好了，讲了这么多理论，其实是可以来深入理解卢克文这一观点背后的理论。

很多人民主公知们喜欢骂卢克文，这是他们眼中的建制派，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抛开立场、情绪，去审视卢克文观察历史的理论，就能发现，二者看似对立，其实大部分观念为同一理论体系。

对腐败的不满，对应着需要监督官员，需要用强有力的手段来阻止官员贪腐，这一理论，卢克文与他的对立面们，有何区别吗？没有。

对贫困与不公的不满，对扶贫的盛赞，不是对国家慈善是解决贫困问题这一理论的支持和认同吗？他与大部分民主公知们有何不同呢？

至于强军，我也没有见过多少民主公知们对美国强大的军力有何批评，反而是推崇备至。而治安问题对国家能力的依赖，双方的认知也是一样的，比如民主公知最喜欢批评政府没有管好食品安全，这与治安问题的理论体系不是一回事吗？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不是要看他的立场，看他的情绪，而是要通过他的表达，去观察他背后的理论到底是什么？

卢克文与民主公知们当然有区别，也是他们对立起来的原因，那就是卢克文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坚持与民主公知们是不同的，在这一理论上，二者是对立的。

通过不同人对待历史所使用的理论的分析，你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哪，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又在哪？

胡锡进对卢克文进行了批评。好了，我们又可以借机了解一下胡锡进背后的理论，到底是什么？

胡锡进，其实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理论方面，与卢克文是高度接近的，因此，他会说，卢克文是他尊敬的大V。

但为什么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二者又是不一样的？

二者都是建制派，但建制派中也有不同的理论思维，胡锡进作为六零后生人，经历了更为贫困和混乱的六七十年代，他本人一直强调，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给整个国家的民众和他个人带来的巨大利益。

而改革开放是什么？是市场化，是自负其责，是打开国门与世界贸易。

他的理论是，改革开放是中国今天成就的根本性原因。他曾是站出来反击那些鼓吹文革、要求回到过去的李光满等人的大V之一。

这就是他为什么与司马南决裂的原因。因为他与司马南，在民族主义叙事上是战友，但在对中国近四十年历史的解读上，则是理论上的对手和敌人。

所以，不少人将胡锡进，司马南，卢克文归为一模一样的人，这是完全不了解他们背后的理论。

舆论中的冲突，本质上是，理论的冲突，是不同理论的对决。

胡锡进和卢克文，他们真正需要辩论的是，他们对待历史问题背后的理论。

我当然会倾向于胡锡进的观点，因为改革开放、市场化，正是1992年之后的中国发展主线，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以来，最为光辉的一页。

卢克文之所以错的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正确的理论，他的理论中，并没有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因这一理论体系，所以，他才会对历史进行了错误的解读。

1992正是中国将市场经济四个字，大胆地说出来的时候，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的黄金时代，而在此之前，对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是难以坚定地说出口。

这不仅不是意识形态混乱，反而是全民的意识形态终于突破了原有教条的束缚，人们谈到市场经济不再是谈虎色变，而是形成了接受市场经济改革的主流观念，这一观念至今，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保障。

市场经济这四个大字，依然写在了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当中。

至于腐败与治安混乱，都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然要碰到的问题，原有的权力结构还没有适应市场化的环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体制依然很多，这必然会带来权力寻租，而治安混乱，则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过程中，必然发现的现象，因为吸纳的外资企业不够多，本土的企业资本积累不够，甚至地方安保的财政来源都是问题。

不是这个时代不好，而是选择发展，还是选择继续禁锢农村劳动力？当然是选择发展，承受过往禁锢劳动现在放开带来短期混乱。

只要用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繁荣的根本性的原因这一理论去理解历史，自然不会错，但明显，卢克文脑子里没有这个理论，但胡锡进有。

卢克文是建制派里更像社民派公知的人，而胡锡进则是建制派里更亲自由市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