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与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会谈中，播放了一段南非黑人号召干掉白人、占领白人农场的视频，并展示了一沓南非杀死白人的图片资料，以证明当今南非政府存在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和迫害问题。

拉马福萨回应说，视频中播放的，是南非的一些党派和团体的言论，并不是南非政府的政策，那些煽动暴力的政客是极少数，南非是一个民主社会，南非宪法保证言论自由。

我们先看看特朗普播放的这段视频：

拉马福萨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一个社会得以和平合作的基石是什么？是私有财产。任何煽动杀人和抢劫财产的言论，都将瓦解劳动分工，摧毁社会和平合作的根基，将社会推向动物丛林，并最终走向毁灭。私产社区绝对不允许反私产的言论存在，这种人将会被驱逐。

因此，煽动杀人和抢劫，不能以“言论自由”为辩护。拉马福萨作为南非政府的代表，若要维护南非政府的合法性——其来源于对私有财产和契约原则的保护——就必须严厉谴责这种言论，打击任何煽动侵犯私产的行为，否则就是在否定自己的合法性。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南非的政客、团体、知识分子，有没有煽动“杀白人、杀农场主”的言论自由？进而，假如其后真的发生了“杀白人、杀农场主”的事件，他们要不要承担责任——不光是观念和道德上的责任，还有法律责任？

我们首先对言论自由问题做一个简要分析。

什么是自由？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自由，那就是财产。

这意思是说，一切自由，都建基于财产权之上，并没有一个脱离了财产权的“言论自由”存在。事实上，脱离财产权而谈及所有的自由、权利，例如言论、宗教、出版自由等等，都是耍流氓。

你有言论自由，你能跑到别人家里胡说八道吗？你有宗教信仰自由，你能到一个天主教徒家里去宣扬你的伊斯兰教信仰吗？你有抽烟——伤害自己身体的自由，但是你要到一个禁烟的场所抽烟，人家就不准你进入；你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你到一个自由主义者开办的出版社和印刷厂里出版自己的作品，那你就滚蛋。

你有在你家里脱裤子跳舞的权利，不是因为你有“脱裤子跳舞的自由”，而是因为你的家是你的财产。你的家、你们小区禁止同性恋者、有纹身的人进入，完全可以，因为这是你的产权范畴；反过来，穆斯林饭店禁止你吃猪肉喝酒，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那是人家的地盘，你得按照人家的规矩来。

更没有罗斯福流氓式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因为要想让你免于匮乏，必须让别人变得匮乏，即以侵犯别人的财产为前提，这就是抢劫。抢劫是侵犯产权的，所以世界上没有抢劫的自由。这就是反对一切福利主义的根本原因。

这里面的关键区别在哪里？就是私有财产。

想想看，空洞地说什么什么自由，根本是无用的。如果报纸电台都被国有化，那么你谈言论自由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所有印刷厂和出版社都是公有的，那就没有出版自由；如果你想盖一座教堂，但是繁文缛节的审批和各类检查罚款让你的教堂根本就盖不起来，那就没有宗教自由；如果学校和教育全面受到税金资助，你谈学术和教育自由就是白日做梦。

因此，脱离财产权谈言论自由，恰恰会削弱言论自由；而捍卫产权，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产权，才能切实地增进言论自由。

当今世界泛泛而谈的言论自由，都是民主化导致的公地悲剧的结果，它起到的基本上是反面的作用：鼓励人们通过公开言论觊觎和劫掠他人的财产，对他人财产主张权利，由此进一步推动了国有化进程。

知识分子最喜欢谈言论自由，将其置于一切价值之上，那只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就是嘴，言论即权力、舆论即权力，言论就是他们争夺权力的利器；他们反复宣扬言论自由，只是让自己胡说八道免责而精心编制的政治正确。

我们坚决反对一切侵犯私有财产的言论，它走在了自由的反面。但人们通常认为，即便如此，一个人也有言论自由，因为说话本身，并没有侵犯产权。对产权的侵犯，总是物理侵犯，影响产权人的行动完整性，单纯说话并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人们认为，发表侵犯产权言论的人，要对错误政策的出台和历史的倒退负责任，也指的是观念上的道德责任，而不是说要把他们抓去坐牢。

这大体上是对的。

但是当你看到南非的黑人政客——或者知识阶层、以及任何有影响力的人——公开煽动杀人和抢劫的时候，你是不是对此有了一点怀疑？他们恐怕不光是要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的问题了，而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关起来？也就是说，公开煽动杀人和抢劫，还是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要不要负法律责任？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人的煽动行为属于言论自由，不负法律责任，那么马上问题就来了：

一个人开枪杀人了，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人是杀人犯呢？

明明是枪和子弹杀的人啊。

如果用物理学的方法去看待一起枪杀案，得出的结论就是法医式的：受钝器外力作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因为物理学不关心人的问题、动机问题。但是在人的行动领域，则必须去探究和理解。

对于经济学来说，一个人的目的是极据，但是人有相同的心智逻辑结构，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他人的行动，推断他的目的。我们可以识别出一个人开枪这个动作，到底是在打靶、游戏还是在杀人，因为我们同为人，可以理解他的行动逻辑；我们看到一群运动员在跑道上奔跑，马上就可以理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好成绩，而不会描述为：一群直立哺乳动物在撒欢。

我们为什么不说，是一把枪或者一颗子弹杀死了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理解”。正如美国持枪权运动反对禁枪的理由：杀人的是人，而不是枪。

由此得出一个一个结论：A枪杀了B。枪，只是A杀B的手段。

其构成要件是：

1、A有明确的动机要杀死B，他的行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

2、A明白物理学的外在法则——开枪射击与致人死亡之间有确凿的因果关系；

3、A遵从了这个物理法则，选择了合适的手段，实现他的目的，即造成了B死亡的后果；

4、A对实现这个目的有明确的预期，他的行动与B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由此，我们判定：A杀死了B，A是杀人犯。

那么看以下这些案例：

雇凶杀人：

A对B说，你帮我去杀掉C，我支付你100万元。B同样用枪，这样做了。这时候我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呢？

我们不会说，是枪杀死了C，也不会单纯地说，是B杀死了C。我们当然会说，A才是杀人的主犯。

长官向士兵下令：向谁谁谁开火呢？

这意味着指挥官打算让受害者死亡，并选择了合适的手段——他的士兵——来实现这一目的。

同样地，杜鲁门向美军下命令，让美国士兵向广岛投掷原子弹呢？

杜鲁门是主犯。

在上述这些案例中，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雇主A，并没有直接动手杀死C，C是被杀手B干掉的，A只是说了一句话，这是他的言论。

有人说，那A支付金钱了。其实这并不重要，A还可以并不支付金钱，B出于任何原因不取报酬答应了照做了，价值是主观的。所以归根结底，A并没有直接杀死人啊。我们却为什么说，A杀人了呢？

因为B，以及B使用的枪，都是A实现杀死B这个目的的手段。

同理，长官和杜鲁门，也都只是言论，具体实施杀人的是长官的兵和杜鲁门指挥下的美军，他们都是前者实现目的的手段。

也就是说，枪是杀人的手段（在直接杀人的案例中），人也是杀人的手段（在间接杀人的案例中）。一个人既是目的，也是别人的手段。

社会中的每个人，其实都既是目的，也是实现别人目的的手段。滴滴司机把我送到目的地，他自己既是目的，也是我实现目的的手段；我开小餐馆卖饭，我是目的，也是别人实现吃饱饭这个目的的手段。

所以，雇主A、长官和杜鲁门，都是杀人犯。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漏洞”：杀手B、军士和投掷原子弹的美军士兵，他们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啊，总是他自己控制着自己的意志——别人要控制他们的意志，也必须通过他们自己才能发挥作用——做出的杀人的决定，我说让你去杀人，你就去啊？我只是在发表言论，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财产，你才是杀人的人，所以，单纯的煽动不是犯罪，暴徒总是自己做出决定的。因此，因果链中有了另一个人，所以因果链中断了。

这是包括罗斯巴德和瓦特·布洛克都支持的观点。

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枪是杀人的手段，人也是杀人的手段，因果链并没有中断。

卡耐基的霍姆斯特德钢铁厂罢工事件中，工会领导人在广场上发表煽动言论，工会会员由此展开对工厂的围攻、破坏机器设备、暴力攻击“工贼内奸”、袭击不愿罢工自愿进入工厂的工人，他们的手下甚至闯进工厂，向钢铁厂的主管开枪。

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工会领导人，难道仅仅是在发表言论吗？他不需要为流血冲突负法律责任吗？

那同理，如果南非的政客高喊着“杀白人、杀农场主”，然后人群中他的马仔马上抄起家伙去把白人农场主给干掉了，难道这些政客仅仅因为在发表政治言论，所以就能免责吗？

显然不可以。因为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么希特勒实际上可以说：我只是下达了命令，这是我的言论，怎么选择总是你们自己做出的。的确，希特勒并没有亲手杀过人，也没有亲手把一个犹太人送进毒气室，那都是底下人干的。

是不是很荒谬？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拓展到知识分子。

当今世界人们自由的不断式微，知识分子反复宣扬侵犯私有财产的观念，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普罗大众有对产权的朴素认知，那些侵犯产权的观念，总是知识分子发明创造并传播的，他们将其包装成公平、平等、正义等高尚的名号，蛊惑民众，民众选择了他们的观念，形成公众舆论，决定了政策和历史的走向。

对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揭示，重大意义在于，仅仅指责那些暴力机器的掌控者，是不够的，必须找到背后的观念根源。这也决定了实现自由社会的行动策略，如果你仅仅认为权力是唯物主义的枪炮，那就会想着，换一个人上去；而如果你认识到决定政策和历史走向的是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是知识分子塑造的，那么手段就是在观念战场上击败他们。因为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传播，那么换谁都一样。

通常认为，揭示知识分子对大众观念塑造的作用，只是在说，他们的影响力被大大低估了，只是让他们负上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说要把他们抓去坐牢。

但是我们考虑以下情形：

如果一个教授，在某个言论平台和教室里，不断宣言反私有财产的观念，煽动人们去瓜分富人的财富，他负有什么责任？

假如一个知识分子，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国师，变成了一个对政策制定有直接发言权的决策者，这时候他制定了一个平等主义的政策，得到了底层民众的大力拥护，由此采取法律的手段将富人的财富合法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个知识分子有罪吗？

还有，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一个强大的个人自媒体，影响力堪比10个CCTV，鉴于言论即权力、舆论即权力的基本认知，如果他们的言论能够一呼百应，他们就是真正的统治者，那么他们发表错误言论，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

比方说司马南，他就是真正的舆论领袖，他以前在全网有几千万粉丝，而是都对他顶礼膜拜。他的作用力，跟南非那些黑人政客是一样的。假如没有对他的限制，他能分分钟号召成千上万人将联想和柳传志生吞活剥了你信不。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他能因“言论自由”而免责吗？在一个实体广场上煽动抢劫，且假如直接造成了抢劫的后果，按照司法判例中的“现实而且迫切的危害”原则，我们认为这是有罪的。那么，网络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广场，又怎能说他无罪呢？

所以，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不一致，并不显而易见，都要视具体的个案而定。要考虑到事件的背景、习俗、社会等级及现实等各种因素，综合从动机、目的、手段、因果关系、现实而又迫切的危害等做出综合判断——这是经验范畴——而不是简单地以“言论自由”而让知识分子逃脱法律惩罚。

我们并不是说，通过行动学分析，就能在任何情况下找到一个先验有效的方案。而是提醒大家，从行动角度来审视知识分子的言行，有助于我们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