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华为的市场大会开过了，按往年习惯，分红方案该公布了。

但是，一反常态，分红方案难产了。

202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每股分红1.41元，按每股7.85元计算，收益率约为18%。

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都足以让股东们欢呼雀跃。但放在华为，却引发了焦虑。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据也在流传。

2024年前三季度，华为营收5859亿元，同比增长29.45%；但净利润仅628.68亿元，同比略有下降，而研发费用1274.12亿元，同比增长10.8%，占营收比重21.75%。

净利润636亿元，你猜分红了多少？771亿。

差额从哪里来？从历史积累来，从外部融资来，从未来的投入里来。

这种分红大于利润总额的情况持续了两年了。

你发现没有，这已经不是是财务技巧的问题，这是结构性问题。

这暴露了华为模式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局，这套员工持股模式，还能持续吗？

华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用一套近乎理想化的员工持股制度，凝聚了15万奋斗者。

但这个制度的代价是，每一年的分红决策，都是一次关于时间的投票，是投向过去（员工对当年收入的渴望），还是投向未来（研发投入和技术突破）？

而2024年、2025年的分红，足以说明，那就是这种股权模式，带来了股东的高时间偏好，而与其要追求的长期主义正好相悖。

也就是说，在一个需要长期巨额资本投入的高科技行业里，华为已经不得不将企业巨额利润（甚至超出全年利润总额）用于满足高时间偏好的众多员工股东。

我认为，任正非所宣称不上市的长期主义、低时间偏好的目标，已经被这套全员持股制度所瓦解，并证明其不是一套可以长期持续的发展模式。

华为全员持股模式，到了要反思、调整、变化的时候了。

一、华为什么不上市

要理解华为的困境，首先要理解另一种困境——上市公司的困境。

很多人羡慕上市公司，融资便利、股权流通、财富效应。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大多数上市公司是被时间诅咒的物种。

为什么？因为资本市场有一套残酷的规则，每三个月，你必须交一次答卷。

这个答卷叫季报。季报好看，股价涨；季报不好看，股价跌。

股价跌了，股东不满意，董事会不满意，分析师不满意，媒体也不满意。

于是，很多无法说服股东的CEO，或是被聘请的非创始人的职业经理人，他们被迫做一件事，那就是把长期战略压缩成短期报表。

美国上市公司CEO的平均任期不到5年，而一个真正的技术突破周期，往往需要10年以上。

这就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CEO要为5年后的自己打算，而技术需要为10年后的世界准备。

IBM为什么放弃硬件？因为硬件利润率低，股东不满意。英特尔为什么错失AI芯片？因为要保CPU的基本盘，不敢All in。诺基亚为什么输给智能手机？因为功能机还在赚钱，砍掉可惜。

这些公司不是没有技术能力，不是没有战略眼光，而是被资本市场的短期逻辑绑住了手脚。

任正非的确看得通透。他曾说：如果华为上市，股东们会逼着我们每年赚大钱，我们就没法在研发上长期投入。

这不是危言耸听。看看那些被上市的科技公司——曾经的雅虎、曾经的惠普、曾经的摩托罗拉，哪一个不是被资本市场一步步肢解？

资本市场很多投资人的逻辑很简单：我要回报，越快越好。至于10年后你还在不在，那是你的事。

所以，不少上市公司总经理，会提升时间偏好。他们会压缩研发周期。因为研发投入是当期费用，会直接拉低利润。为了保利润，只能砍研发。砍了研发，短期好看，长期等死。

他们还会迎合热点，什么热做什么，元宇宙来了做元宇宙，AI来了做AI，哪怕跟自己主业八竿子打不着。因为资本市场喜欢故事，有故事才有股价。

最可怕的是财务粉饰。通过财技，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挪到现在，把现在的费用推到未来。只要报表好看，股价就能撑住。至于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

不少上市公司，的确在上市后，失去了长期主义的战略。

但华为逃过了吗？不！

华为正在被另一种短期主义绑架——来自内部的短期主义。

二）华为也走向了短期主义

华为的股权结构，堪称中国企业史上的孤例。

截至2023年底，华为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约15万人，均为华为在职员工或退休保留人员。其中，在职持股员工占88.94%，退休持股员工占10.05%。任正非个人持股约1%。

这是一套精妙的设计，员工即股东，股东即奋斗者。理论上，完美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

但理想照进现实，却被时间这把刻刀划得支离破碎。

2023年分红770亿，2024年分红771亿。这两年，分红总额都超过了当年利润。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为的分红已经变成了刚性支出，不再与利润挂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华为的股东结构里，天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时间偏好裂痕。

企业员工们虽然是股东，但他们不能叫企业家，他们的时间偏好普遍更高，他们需要分红来还房贷、养孩子、维持生活品质。很多华为员工是向银行贷款购买股票的。如果分红收益下降，可能引发赎回潮。按网传每股1.41元分红、7.85元成本计算，税前收益率约18%。

一旦这个收益率下滑，员工持股计划的基石就会动摇。对他们来说，当下的现金流，比未来的增长预期更重要。

华为还有不少退休的员工持有股权， 他们已经不再创造价值，但持有的股份是他们养老的重要保障。他们不仅希望退休前能分红，更希望退休后年年分红，作为养老金补充。这部分人占10%以上，且比例还在上升。

而企业中最为关键的经营者，以及占股更多一点的核心人员，他们可以接受几年不分红，他们想把钱投入研发，2024年前三季度已经投了1274亿，占营收21.75%。因为他们知道，在芯片制裁、全球竞争的夹缝中，只有持续投入，才能活下来。

你看，员工和核心经营者，时间偏好完全不同。但他们的利益，都被绑在同一套分红机制里。

这就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矛盾，分红是刚性需求，但研发也是生存底线。

同时，华为的分红在人才招聘市场中被定义为薪酬年包的一部分，是骨干员工收入的压舱石。如果分红大幅下降，相当于降薪，可能引发骨干员工流失。

更棘手的是，华为的虚拟股数量还在增加。据估算，2024年一年股份增加了约15%。这意味着，如果要维持每股分红不变，分红总额还得再增加上百亿。

股权激励的工具，正在变成财务压力的来源。

有趣的是，华为这家公司请了一个很左的管理顾问，那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为资深管理顾问吴春波，他曾指出，华为坚持劳动所得优于资本所得，劳动与资本所得比例为3：1。但当资本所得者（退休员工）越来越多时，就会形成食利者阶层。

这种所谓的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概念，继承于剥削理论。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劳动所得或资本所得的分配，而在于企业家精神被这一股权结构所绑架。

企业家精神是在说，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牺牲当下的消费，用自己的私有财产投资，去服务于消费者未来的潜在需求。

而一年高达几百亿的分红，显然华为的高层是无法说服员工和他们一起来减少分红投资于未来的，因为这是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有可能赚，也可能亏。

大部分劳动者渴望的当下的回报，你让他冒风险，他难以接受。

我一直反对小公司搞员工持股，理由就是老板与员工的时间偏好不一样，一个老板可能几百万积蓄，他投一百万搞个公司，当年赚了五十万，老板要的是未来一年赚一千万，这五十万利润他不想分，他想投入到市场中去，而员工如果也成为了股东，他面临的是家庭生活压力，要还房贷，要给孩子更好一点的生活，赚了五十万，他按比例可以按十万，他会说，为什么不分钱？

两个时间偏好不一样的人，是难以达成共识的。

03） 分红的代价

当内部资金不足以支撑战略投入，华为的选择是向外借钱。

2024年前三季度财报显示，华为长期借款持续增加，资产负债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华为在国内债券市场融资频繁。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华为正在做一件看似矛盾的事情，一边大量借钱搞研发，一边大量分红。

2023年分红770亿，2024年分红771亿。这两年的分红总额都超过了当年利润。差额从哪里来？从外部融资来，从历史积累来。

有分析指出，如果华为继续维持高分红，短期解决方案是借债——以华为的信用资质，3%左右的债能借到，每年借几百亿来补充。

但这种左手借钱，右手分红的模式，能持续多久？

答案取决于三个变量：

变量一：利润能否大幅回升。一年700-800亿分红，净利润至少应该在1500亿以上，才能保持财务安全和业务发展需求。华为现在大概600亿利润，如果没有新的明显增长点，分红肯定持续不下去。

变量二：研发投入能否压缩。但华为的研发投入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2024年前三季度研发占比21.75%，这在全球科技公司中都是顶格水平。如果压缩研发，等于自断后路。

变量三：外部融资成本能否维持。目前华为的信用评级高，发债成本低。但信用评级建立在盈利能力上。如果盈利能力持续下滑，融资成本就会上升，形成恶性循环。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分红正在挤压华为的战略选择空间。

2024年，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终于实现盈利。但在这样的关键节点，华为却要推动车BU独立，引入阿维塔、赛力斯等外部股东。这相当于华为将已经到手的利润转手送给了车企股东。

为什么？因为华为需要强化与车企的合作关系，推动从Tier 1向Tier 0.5转变。但这种股权合作需要资金，而资金正在被分红抽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鸿蒙生态建设上。余承东在2025年新年信中提出，原生鸿蒙要挑战亿级用户，10万个应用是生态成熟的标志。这需要巨额投入，而投入的钱，也正在被分红消耗。

当一家公司必须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而内部资金却要被大量抽走分红时，战略选择就会变得扭曲。

四）亚马逊、拼多多与华为的三种路径

任正非认为上市公司会逼迫公司战略短期化，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绝对的。

在上市公司中，很多由创始人控制的企业，他们往往能说服市场、说服股东会，要求他们跟随自己一起认同长期主义战略。

比如亚马逊。1997年，贝索斯在致股东信中写道：当我们被迫在优化GAAP会计表现与最大化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选择后者。此后20年，亚马逊坚持不分红，甚至长期保持亏损状态，是亚马逊模式不赚钱吗？当然不是，而是不断将利润投入未来的产业，一个以电商开始的公司，才成为了全球云巨头。

再看拼多多。2023年，拼多多宣布不分红，将利润全部投入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建设。彼时，Temu正在全球高速扩张，每一分钱留在公司里，都能撬动更大的未来。

这两种模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股东结构本身就是长期主义的。亚马逊和拼多多本身股权相对集中，很多投资于这些企业的也是机构股东，是那些认同长期价值、愿意用现在的等待换取未来更大回报的人。他们是时间偏好一致的人群。

而华为的股东，是一个跨越多代人、时间偏好截然不同的庞大群体。

华为的股权结构，正在把它推向一个两难的境地——既要满足当下15万股东的回报预期，又要为未来十年后的技术突破投入海量资源。

华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近年来，华为尝试推出TUP（时间单位计划）等新的激励方式，试图降低虚拟受限股对分红的刚性依赖。TUP员工不需要花钱购买，五年后自动失效，需要重新评估发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华为人始终奋斗。

但TUP与虚拟股并行使用，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虚拟股仍然掌握在老员工手中，他们即使不努力工作，依靠年底的分红依然可以稳定获得收益。这与华为的奋斗者文化相悖。

五）华为怎么办？

我认为，华为应该主动大股东化，放弃原有的十几万人持股模式，通过IPO让资本市场一次性买断员工股权，将公司从全员持股重构为产权集中的企业。

这个建议听起来有些反常识，华为不是一直以不上市为荣吗？但恰恰是这种反常识，才可能打破当前的结构性困局。

为什么是上市？

第一，上市可以一次性解决退休股东问题。

目前华为最大的困境，是退休员工依然持有股份、享受分红。这部分人占10%以上，且比例还在上升。他们不再创造价值，却每年分享数百亿分红。

如果华为上市，可以在IPO过程中设立一个员工持股变现机制：在职员工可以选择将部分股权变现，退休员工则强制要求变现。变现所得，是一次性的财富兑现；变现之后，他们与公司再无瓜葛。

这样一来，华为的股东结构就会彻底改变：从在职+退休的混合体，变成在职+外部投资者的二元结构。外部投资者追求资本增值，在职员工追求业绩增长，两者的利益重新对齐。

第二，上市可以引入长期资本替代短期分红。

目前华为靠分红激励员工，但分红是刚性支出，年年要付。如果换成股票，员工可以通过股价上涨实现财富增值，不再依赖当期分红。

2024年华为每股分红1.41元，收益率约18%。如果华为上市，按2024年净利润626亿、市盈率20倍估算，市值可达1.25万亿。15万持股员工人均持股价值约830万。这个数字，远比每年几十万分红更有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股价上涨不消耗公司现金。员工想变现，可以去二级市场卖股票，不用找公司回购。公司的现金流，可以全部投入研发。

第三，上市可以让战略决策回归长期主义。

目前华为的决策，必须考虑15万股东的分红预期。这种约束是内生的，比资本市场的约束更难摆脱。

如果上市，华为只需要面对两类人：一是外部投资者，他们可以随时买卖股票，不认同长期战略可以离场；二是在职员工，他们通过期权、限制性股票等工具激励，与公司长期绑定。

这反而能让战略决策更纯粹：只需要考虑怎么做对公司长期有利，不需要考虑怎么让大家今年多分点。

第四，上市可以获得更廉价的资本。

目前华为靠发债融资，2024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1274亿。如果上市，可以通过增发、配股等方式获得股权融资，成本更低，压力更小。

更重要的是，股权融资不增加负债，不挤占现金流。这对高研发投入的科技公司至关重要。

当然，上市也有代价。

最大的代价，是信息披露。华为很多商业机密将不得不公开。但这个代价是可以管理的——通过分拆上市、核心资产隔离等方式，可以做到该公开的公开，该保密的保密。

第二个代价，是控制权稀释。华为可以通过AB股制度（同股不同权）解决——任正非及核心管理层持有高投票权股份，外部投资者只享有经济权益，不参与决策。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都是这么做的。

第三个代价，是短期业绩压力。但如前所述，这种压力可以通过股东结构管理。如果引入的是长期机构投资者，认同华为的长期战略，压力反而比现在的内部分红刚需更小。

华为不上市的好处，正在被时间消耗殆尽。

1990年，华为第一次提出内部融资、员工持股的概念。彼时，华为刚成立3年，资金匮乏，银行融资困难。内部持股解决了初创期的资金问题，也凝聚了第一批奋斗者。

2001年，华为用虚拟受限股取代内部股权。彼时，华为处于高速成长期，员工持股让每个人都像老板一样工作，驱动了20年的高速增长。

2013年，华为推出TUP，试图解决虚拟股的弊端。彼时，问题已经显现，但增长掩盖了一切。

今天，2025年，华为38岁。当年的年轻员工已经变成退休老人，当年的激励工具已经变成财务负担，当年的增长红利正在被结构性矛盾吞噬。

不上市的好处，战略自主、长期投入、不被短期业绩绑架，其实已经消失了。

任正非说，华为需要的是长期主义，资本市场给不了。但现实告诉任总，他要的长期主义，全员持股也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