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这几年没有少出妖言惑众的专家教授，传播的基本都是社民主义、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那一套。这些人言必称西方，认定西方做的就是对的，就应当学，学完了就是“文明人”了。

其实他们应当知道，凯恩斯来自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也来自西方，马牌更是来自西方。他们挂着经济学教授的头衔，其实本质上都是反经济的。经济学讲究的是逻辑推理，合乎逻辑的就是对的，不合逻辑的就是错的，而从来不认西方东方。

当今全球经济学界知识分子的观念，都是国家主义的。他们已经彻底被利维坦驯服，是拜国家教的忠实信徒。不论他们在具体的观点上有何不同，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把“国家干预经济是必要的”，作为一个不用论证的前提加以接受的。他们信奉和教授给学生的，不是经济推理，而是国家如何有效地调控经济。米塞斯早就一语中的：当今大学里教授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反经济学。

上面这位有着“经济学教授”头衔的女士，说中国劳动时长全世界最高，西方OECD国家每周才工作30多小时，中国平均是40多小时，农民工群体是50多小时。中国劳动时间过长其实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让劳动力少工作，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在保证收入的情况下减负，但是这个成本谁来付？她想到的办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这位教授是把自己、把国家强制力看成了一个比上帝还上帝的存在了。她想到了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方案：让劳动力少工作，但是收入不能降。这的确是上帝都办不到的事情，它无视了经济学的第一课：稀缺性。任何行动皆有成本，她也想到了“这个成本谁来付”的问题，很显然，是她只用张嘴，企业来买单，但是最终是由她宣称要保护的劳动者来买单的。她对经济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彻底颠倒和混乱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不会改善劳动者的福祉，而是会恶化劳动者的处境。

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制度性失业、非自愿失业，这是经济学ABC。经济学界虽然是最堕落的群体之一，但是这个基本的价格干预原理，他们还是认的，这点底线基本还是有的。所以，一个顶着经济学教授头衔的人说出这种话，是很丢人的，是会被同行耻笑的。她说出这种话，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她是顶着经济学教授头衔的经济学文盲；第二，她想当政客，搞煽动，搞舆论，影响立法进程搞抢劫，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点，权力的欲望可以让人放弃基本的真理。

我们可以不问其动机，“一本正经”地讲讲最低工资法的影响，从理论上驳倒她。

首先，工资率是什么决定的？

供求关系是一个基本的分析。劳动力市场并没有什么特殊，它符合供求关系的基本原理：其他条件不变，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假定两个国家资本存量相同，那么劳动力人数越多，工资率就越低。

但是供求关系是一个非常粗疏的分析，它只能告诉我们变动的规律和趋势，却不能告诉我们价格决定的内在原理和具体的高度，这就必须进行边际效用的分析。

劳动者工资率，取决于他的边际生产力，即他能够创造的边际价值产品（MVP）。一个劳动者的工资，就是他创造的边际价值产品的折现（DMVP）。

那什么是MVP呢？

我们要理解“边际”的概念：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同质财货，必然用于满足最不重要的目的；每减少一个单位的同质财货，必然舍弃的是最不重要的目的。边际价值产品的意思就是，增加你这样一个劳动力，会在未来增加多少价值的产品。

换句话说，如果增加你这个劳动者，未来每月你可以为企业增加5000元的边际价值，那么老板给你开的工资不会超过5000。他如果判断失误，支付超过这个数值，他就赔本了，生意就进行不下去了。如果他给你开的工资是4000，那么你就跳槽了，他就损失了一个有较高边际生产力的劳动者。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就是给竞争对手送大礼，将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

在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交换表达了双方的边际效用和机会成本，大量交换主体的存在，会将价格（工资率）的范围缩小到一个狭窄的区间，由此看起来就像一瓶矿泉水那样，价格似乎是固定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此忘记了价格决定的基本原理，供求双方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边际上影响价格。

我们还需要注意“契约工资”与“经济工资”的区别。经济工资就是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工资。契约工资就是市场上劳资双方通过自愿合同约定的工资。例如企业招聘广告上写：码农一个月3万，销售一个月底薪1万，油漆工一天500，等等。这反映的是企业家的判断。如果成交，这就是“契约工资”。那么谁是决定性的呢？是经济工资。契约工资服从于经济工资，并且无限地向经济工资靠近。

企业家——像所有人一样——当然想以最低的价格买进，以最高的价格卖出。他们想压低劳动力的工资和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但是，价格是市场上千千万万参与者决定的，是“非个人因素”的结果，亘古不变的经济工资决定原理为他压低要素价格的企图设定了限制，他不可能违逆经济规律而行。在给定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一个人的边际效用很小，他是把市场价格——对他来说是成本——作为一个给定的事实来接受的：他们知道，这就是市场价！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压低要素价格，而是预测未来的商品价格。预测对了就盈利，错了就亏损。

那既然劳动力的工资取决于他能创造的未来产品的价值，这个未来产品的价值，又是谁决定的？

消费者。

消费者对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主观评值，根据他们的边际效用与企业进行交换，决定了消费品的价格。企业家的功能就是预测消费者的偏好和评值，去购买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组织生产。企业家根据各类要素对消费品做出的边际贡献做出估价。

也就是说，消费品的价格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低阶财货的价格决定了高阶财货的价格，简言之，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相反。预期消费品的价格，决定了企业家为生产它而投入多少成本。预测正确了，他就盈利，预测错误了，他就亏损。

码农的工资为什么比砖瓦工工资高呢？不是因为莫名其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同，而是因为消费者对码农的工作产品评值更高，企业家只不过是一个“中介”，将消费者的评值传导给了上游的生产要素。消费者愿意为哪个行业的产品更多地付费，企业家就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竞买该产品需要的生产要素组织生产。所以劳动者工资的高低，从最终意义上说，取决于消费者。

价值的起因，不是劳动，而是欲望的满足。

如果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主观评值为零，那么前期的劳动就毫无价值，反而在毁灭价值。这说明企业家判断错了，生产了一堆无用的垃圾。这就是“产能过剩”的真相。

现在还剩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工资会有一个折现呢？

因为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的基本元范，现在财货的价值高于未来财货，因此未来财货在现在支付的时候，要打个折扣，这就是时间偏好利息。

生产总是时间经过的行为。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只有在未来才能实现，企业家则将这个未来产品——不论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和实现销售——提前以货币工资的形式支付给了劳动者，因此要打个折扣。换句话说，劳动者更加偏好现在财货（现金工资），企业家更加偏好未来财货，因此他们之间形成了合作关系。

顺便说一句，这已经驳倒了剥削和剩余价值理论。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工作时间短而中国工作时间长呢？

通过工资率决定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劳动者工资率的高低，是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的。那么，提高工资率的办法，当然就是提高劳动边际生产力。

怎样提升劳动边际生产力呢？

靠生产技术的进步。当劳动者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单位时间产出更多，工资率自然增长。一个农民用锄头挖地、靠天吃饭，比起使用拖拉机收割机，使用灌溉设施和化肥施肥，劳动生产率要低得多，收入也会低得多。

但生产技术的进步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靠储蓄和投资。

只有产出大于消费，才能积累储蓄，由此投资到技术进步中，而不影响当下的满足。

技术相对于资本，是过剩的。技术千千万，是什么决定它被投入应用呢？是资本量的多寡。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技术只不过是实验室里的消遣，使用了反而会消耗已有的资本，导致未来的贫穷。非洲国家为什么贫穷呢？不是因为没有技术，技术都是现成的，而是因为没有资本。

怎样积累储蓄和资本呢？

靠产权保护。只有私有产权得到充分的保护，才能降低人们的时间偏好，提升对未来的预期，不断地实现资本积累。任何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都是在侵犯私有产权，都将提升时间偏好，让人们倾向于现时消费而消耗资本。

结论是：

资本量越多，工资率就越高。资本丰裕，就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取得更高的工资，由此可以享受更多的休闲，而不会消耗资本，影响未来的满足。

生产更多意味着物价下降，同样的货币工资购买力增强，由此又会积累更多的储蓄用于投资。这就是实际工资率节节攀升的资本主义过程。

资本增多，可利用的生产要素增多，这些生产要素都在竞争劳动者，因为劳动力是任何生产不可或缺的原始要素。企业家的竞相出价，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休闲的增多是资本增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结果。如果劳动生产率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而增加休闲，那就会受穷。

所以欧洲为什么工作时间短呢？

从经济因素分析，是因为经过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资本，因此劳动生产率高。由于劳动生产率高，因此可以享受更多休闲而不影响满足。

非洲劳动生产率很低，你让他们减少工时试试看，马上饿死人。

但是欧洲工时短的重要原因，是管制和干预。

欧洲实行了大量重商主义政策，从生产者的角度看经济。工会和生产者组成的压力集团结成利益同盟，实行严格的最低工资法、最长工时法，任何超过最长工时的做法都是严重违法犯罪。这是“限制生产”的干预措施：不允许多生产、多工作。

一个国家、一个人，都不可能通过限制生产而变得富裕。

很显然，当资本存量不变，而减少工作时间，结果就是生产减少，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生产者通过立法手段获取的利益，将在他作为消费者时加倍偿还。休闲增多的代价就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就是在掏空储蓄。

加上福利制度，激励人们少工作而多享受，鼓励懒惰而打击勤奋。欧盟内部的再分配和通胀因素，同样在鼓励躺平和吃大锅饭。

也就是说，他们在坐吃山空，慢慢地消耗资本。

正是经济因素的作用，为管制和干预的乱折腾提供了基础。正如米塞斯所说：富裕国家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可以承受愚蠢的时间更长。

欧洲肉眼可见的衰退和生活水平下降，就是限制生产的各类干预主义政策消耗资本的结果。

其实，那些羡慕欧洲人工作时间短的人，以中国目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完全可以将工作时间缩短到一周只工作三天。“三和大神”一周只工作一天，就可能满足生存需要了，因为中国改开40年，资本积累的速度很快，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收入随之增长，同时，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供给，消费物价很友好。所以，工作一天赚200，就可以一周生活无忧。

所以，问题只在于，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像欧洲人那样月月吃干喝净，没有储蓄，不增加其他消费，完全可以减少工作时间。问题在于，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总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所以就愿意牺牲休闲而更多地工作。

人类的一切积累和技术发明，都是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少工作而多休闲。劳动有负效用。我们当然也盼望，有朝一日，人类的资本积累极其丰富，劳动生产力几何式提升，让每个人都可以少工作而多休闲，且不影响未来满足。这正是经济进步的意义所在。

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正确手段，是激励生产和资本积累，为增加休闲创造基础条件，而不是揠苗助长地限制工作时间消耗资本。

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不应当通过立法手段强制他人少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排序，你不可以像个独裁者那样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他人头上。

最后回答最简单的问题：提高最低工资的经济后果是什么？

工资率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那么当劳动生产力并没有提高时，提高最低工资，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最低工资的含义是，将工资确定在市场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之上。例如市场决定的工资是3000元每月，现在通过立法强制手段将其确定为4000元每月。如果市场工资率是3000，立法规定是2500，那就失去了最低工资法的意义。

可见下图：

SS是供给曲线，DD是需求曲线。市场决定的均衡工资率是FP，也就是，在P点上，劳动力市场实现出清：企业的所有劳动力需求都被满足，所有有意愿工作的人都得到了雇佣。

在自由市场不受限制的工资率水平下，必然实现劳动力出清。因为广阔的市场上，总有未被利用的生产要素，劳动者只要想工作，就一定能够工作，只看工资率的高低。就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价格问题。自由市场，没有所谓失业问题，因为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

那么当立法或者工会确定的工资率为OC，即高过市场均衡工资率FP时，需求数量低于供给的数量，两者相差为AB。因此，最低价格人为地创造了未出售的剩余AB，市场无法出清了。

结论是：当立法规定的工资高于市场决定的水平时，企业将减少雇佣，将把一部分劳动者排除在外，也就是，它人为制造了制度性失业，即非自愿失业。

一个劳动者能够创造的边际价值产品折现是4000元，现在规定最低工资是5000，那么这个劳动者将自始至终不会得到雇佣，或者被解雇。它侵犯了劳动者以任何工资率工作的自由契约权，当然也侵犯了企业的自由契约权；它将低技能劳动者排除在外，使他们失去了提升的机会，将他们逼入绝境。

最低工资法正是制度性失业长期存在的罪魁祸首。那个号称要解决就业问题的人，正是制造失业的人。然后又通过剥削劳动者，给失业者发放救济金，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角色。而能够发放多少失业救济金，就能制造多少失业，更多的失业者期待他们的救济，这能让更多的人匍匐在权力的脚下。闭环了。

我们还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规定最低工资法，是出于关爱劳动者的良好动机，只是好心办坏事。

其实不是。

最低工资法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什么良好用心，而就是排斥竞争的手段。工会势力通过最低工资法，维持自己的高工资，而将其他劳动者排除在外，这些被排除的劳动者必须在其他行业寻找工作岗位，由此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劳动力供给，降低了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所以，那些受保护的劳动者的高工资，以其他劳动者的低工资为代价。

也就是，最低工资法制造了劳动特权阶层。

当我们看到最低工资法之下那些拿到最低工资的人群的时候，记着巴斯夏的“看得见”的效果与“看不见”的代价。无情的经济规律是对所有妄自尊大者的挑战。违背经济规律必然付出代价，只看代价由谁支付。

必然地，最低工资法还会扭曲经济结构，雇佣成本的提高将导致边际企业退出市场，由此减少供给，物价上涨，消费者将为此买单，降低全社会生活水准。

所以，当专家学者以劳动者代言人面目出现，呼吁最低工资法的时候，记着劳动者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劳动者的代言人，而是劳动特权阶层的代言人，而且，是将我们的经济推向深渊、降低我们生活水平的反社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