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过了 说说劳动节
劳动节这个节日，其实充满着各种逻辑悖论，因此，在这一天来谈劳动不妥，隔两天谈才是合适的。
但我不批评不赞美，只谈劳动在经济学这门科学应该怎么看。
劳动分两种
第一种劳动叫消费，米塞斯也把他叫作内向型劳动。
比如史上最牛的重炮拳手福尔曼，就曾经放弃高达千万美元的出场费，改行当了一名神父，直到年近四十又重新复出。
他成为神父这件工作，就是一种消费。
人们选择从事劳动，有时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收入，而是因为多种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内在动机。
这些动机包括为了身心健康、宗教信仰、避免内心的痛苦、或者对工作本身的喜爱。
内向型劳动，如追求精神满足、宗教信仰的实践、以及通过劳动来治愈心灵的伤痛，通常被视作消费活动，因为它们是为了个人的内在满足而非产出市场上可交换的商品或服务。
尽管这类劳动可能产生一些副产品，这些成果在经济上的价值往往是次要的，而主要目的是为了达成个人的精神、心理或身体的满足。
比如，一位虔诚的信徒照顾病人可能是出于信仰的动机，而非为了经济利益；一个热爱知识的人研究某个领域，可能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非直接的经济回报。
这种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个人满足和成就感，而不是市场上的经济价值，所以，他在经济学意义上，叫作消费，而非生产。
外向型劳动，才是关于劳动讨论最多的对象。外向型劳动就是为了生产市场上可交换的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劳动。
简单来说，外向型劳动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虽然最终依然是为了消费，但他是间接的，因为外向型劳动本身并不是消费。
消费是快乐的。福尔曼当神父，这一行动就直接满足了内心，但生产往往是痛苦的，生产交换来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得到快乐。
也就是说，外向型劳动无法直接满足自己。
因此，我们接下来谈的劳动，都是外向型劳动。
劳动必然负效用
米塞斯说，劳动是负效用的，即劳动本身不但不能满足自己，反而让自己变得痛苦，但老米认为，劳动是负效用的是一种经验判断，而非可以通过逻辑进行判断的。
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劳动负效用就是先验知识。
理由如下，闲暇时间就是一种消费品，就能满足人们想改变自己不适状况之目的，而劳动时间必然要占用闲暇时间，也即劳动必然减少了人们满足自己的手段——闲暇时间，因此，劳动负效用不是经验上的判断，而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有些人认为劳动也能开心啊，但这种开心不是劳动本身带来的，比如，工作任务完成的某种放松感，工作过程中对自我肯定的快乐等等，这个因人而异，但劳动的过程永远是负效用。
换言之，无论工作过程是愉悦还是乏味，人们参与劳动的主要动机——劳动的间接满足，即通过工作获得的报酬或成果——不会改变。
真正能激励人们更多、更好地工作的，是更高的报酬，而非工作本身的趣味性。因此，劳动的趣味或乏味不可能成为增加或减少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
历史上，苏联、纳粹德国都试图通过增加劳动的乐趣来提高生产力时，结果如何，都是失败。
最终，劳动市场上的供给量由更实际的因素决定，如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工作需求等，而不是劳动过程中的心理体验。
工资
劳动，作为市场上的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由供需法则决定，与其他商品一样。
劳动带来了两个东西，第一间接满足，第二，负效用。
那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他评估一份工作，需要同时评估两个东西，赚多少钱？代价多大？
因此，有人愿意在电子厂象机器人一样工作一年，换来较高的收入，另一些人则宁愿拿两千块当个保安，因为愿意低薪当保安的人，对电子厂工作带来的劳动负效用厌恶感更强列，对于保安工作带来的可以天天刷手机的闲暇时间更为珍惜。
在社会中，所有人互为手段。人是目的本身，但他人却不是目的。
不管你是老板，你是消费者，他人的劳动，在你眼里，永远只是达成生产或满足自己需求的手段。
其实人矿这种指责意义不大，因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眼里，他人都是矿。就算你充满爱心，两份同质的产品摆在你面前，一份要价五块，一份要价十块，人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五块，哪怕十块钱的产品是一个残疾人做的，因为他效率低、所以成本高，但人们不关心这些。
人们大多数时候，就是关心自己的行动能否更好的满足自己的欲望。
市场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劳动”或“工资率”。
劳动的种类繁多，每种劳动提供的是特定的服务，因此，每种劳动都根据其在生产某种特定消费品或服务中的角色被赋予价值。
例如，外科医生和码头工人的劳动在市场上的价值评估完全不同。
工资率，就像任何市场上的价格一样，是在供需机制的作用下决定的。
劳动市场也不例外，由寻求利润的企业家推动，他们试图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所需的劳动类型。
从这点上看，那些指责资本家们没有“良心”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同样的指责也可以用在消费者上，消费者一样没有“良心”，永远只喜欢价廉物美的产品，社区团购的菜只要更便宜一毛钱还送上门，那他将毫不犹豫抛弃那些在菜市场摆小摊的老大娘。
不过，尽管资本家总是喜欢便宜的劳动力，但是资本家面临竞争啊，他提供的工资必须足够高，以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所需的劳动力。
中国的IT行业、互联网平台公司之所以发那么高的薪水，因为竞争太激烈，你不能把花高薪把最优秀的人才请到公司来，你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落败。
所以，工资是受到两个制约的：
第一，请一个工人带来的产出预期，如果边际上请这个人的预期产出只有二十万，那么，无论如何，企业家不会花超过这个价格聘请工人，因为这样他的企业将倒闭。这就是工资的上限
第二，工资也有下限，下限是由其他的企业家，哪怕不是同一个行业的企业家的竞争出价决定的。比如，你想请一个保姆，只想花一千块，不好意思，你请不到，因为市场上有无数的企业花三千块请她做清洁工、做洗碗工，因此，其他企业的出价，让你聘用保姆的工资有了下限，低于这个收入，你就请不到人了。
不少人担心，市场上的所有企业家，是不是会联合起来压低工资。
这种担心是荒谬的，因为工资下限由无数企业，甚至是非同行业企业共同决定的，企业只要想在市场上获胜，就必须竞争劳动力。
除非所有的企业主内定了某一些企业就必须淘汰出局，然而这也是荒谬的，因为一部分淘汰出局后，又得开始新一轮的淘汰。
只要资本家的欲望（贪婪）无限的，那么，竞争就会不断进行。
市场的竞争性质确保了工资率不会长期偏离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新的企业家进入市场或现有企业家扩大业务会通过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推动工资向符合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水平调整。
那什么时候，工资率会被人为压低呢？
比如，某个行业这个市场只能我做，你不能做，那么，这个行业的专有人才，他们的工资率就会被人为的压低。通用人才则不受影响，因为别的行业也需要。
因此，劳动市场的工资是自由竞争和供需关系决定的。
市场结构确保了工资水平反映了劳动的实际价值，任何偏离这一原则的尝试最终都会被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所纠正。
你想低薪聘请工人，那么，美团骑手的工资，会制约你的行动，跑美团可以赚六千一个月，你想三千聘同样劳动强度的工人，怎么可能？
如果某些企业家试图通过低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水平支付工资，那么市场上就会出现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吸引新的企业家进入市场，通过提供更高的工资吸引工人，最终推高工资水平至其边际生产力相匹配的水平。
失业是自愿的
当人们面对就业机会的选择时，他们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偏好和市场条件做出决策。
如果一个求职者没有立即找到他所期望的工作，他可能会考虑接受较低薪资的工作，或者寻找其他类型的职位。
如果他选择不降低薪资要求或不改变职业方向，那么他可能会暂时保持失业状态。
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永远是稀缺的。
求职者如果愿意降低薪资要求或改变工作地点，理论上总能找到工作。
在不受干预的市场中，失业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反映了个人对待工作和薪酬之间权衡的结果。
米塞斯将其称作为交换型失业，即用失业来换取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
造成市场产生的失业或交换性失业的原因有多种，包括对特定职业的偏好、期望在特定地点找到工作、以及对职业转换所需成本的考虑等。
在一个未受干扰的市场里，失业是自愿的。
这意味着，当个人面对失业时，他们是在做出选择，比如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更高的薪酬，而不是真的找不到任何可以换来报酬的工作。
你只要有工作能力，只要接受一千元一个月的月薪， 中国不可能存在一个被动失业的人。
当然，市场的结构确实会引起工资率的波动，但对于每种类型的劳动，总存在一个工资水平，使得所有希望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工资率的变化反映了消费者在劳动市场上施加的影响，通过工资率的升降来调整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
工资率的变化是市场调节劳动力分配的一种方式。
当某个行业的员工相对过多时，消费者通过降低该行业的工资率来“惩罚”过度配置，反之亦然。
尽管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但人们仍然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技能和市场条件做出职业选择。
市场经济中不允许个人选择永久不工作。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人们都无法享有无限的休闲权利，因为劳动负效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自然条件。
交换性失业是个人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的有意选择。
区别于交换性失业，制度性失业是由市场干预引起的，例如，政策或规定将工资率定得高于市场会自然决定的水平。
如果现在规定所有的企业必须按一万元一个月请工人，马上大把人失业。
毛工资率和净工资率
雇主在劳动市场上的购买决策是基于对特定劳动成果的价值评估，而这一评估不受支付形式（如按时计酬或按件计酬）或其他雇佣条件（如工作时间、退休金权益等）的影响。
雇主关注的是为获取工人服务所需支付的总成本，即毛工资率，而非工人的实际收入。
想明白这点的人不多，比如，请一个工人，需要发5000元的工资，并加上1000元的社保，对于雇主来说，总成本就是6000元。
这个收入，其实就是工人的实际市场价格，因为有人愿意出6000元的总成本雇佣你了。
因此，所有称为社会负担的额外成本最终会影响工人的净收入，而不是雇主的支付成本。
雇主的支付成本，即毛工资率。但工人的净收入，则是净工资率。
关于工资的问题以下几点很重要。
\1. 工资的支付方式（按时或按件）对雇主的决策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关注的是预期的工作成果。
\2. 所谓的社会福利负担，如社会保险，最终由工人承担，不管这些成本是直接从工资中扣除还是以其他方式支付。
\3. 工资税的实施，无论是由雇主直接扣除还是由工人支付，实际上都是工人的负担。
\4. 缩短工作时间如果不伴随产出增加，可能导致按时计酬的工资率下降。也即，如果规定一天只能工作八小时，结果是工人的收入将下降。除非生产效率提升了。
重要的是，任何成本，无论其形式如何，最终都会影响到工人的实得工资，而不是雇主的成本结构。
工资与最低生活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通过参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合作，通常能赚取超过基本生存所需的收入。
这种情况减少了过去原始人时代因资源稀缺而直接面临饥饿威胁的生活方式。
然而，确实存在一些因残疾或其他原因无法参与劳动市场的个体，他们的生存依赖于社会的慈善和公共援助。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普遍呈上升趋势。
如果资本被消耗，或者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资本积累的速度，这种趋势可能会逆转，甚至可能导致一部分人口回到生存威胁的状态。
社会分工和合作的秩序基于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来维持生活。如果有人无法生存下去，那么，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将会被破坏。
因此，保持资本积累的速度与人口增长的平衡，对于维持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至关重要。
但是，一些社会煽动家提到的“工资铁则”和生理最低生存标准，并不能真正解释工资如何在市场上形成，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报酬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基于劳动的生产力和市场需求。
没有通用的标准可以精确定义所谓的“最低生存标准”，因为人的需求不仅限于生理层面，还包括社会、文化和个人层面的复杂因素。
把工资理解为仅仅足以维持劳动力生存和繁殖的最低水平，这种观点忽略了工人是一个有意识能行为的人，将他们等同于动物了。
人们对收入的使用不限于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他们追求的满足远远超出了这些范畴。
因此，将工资仅视为生存成本的补偿，是对劳动价值和人类动机的过于简化。
古典经济学中的“工资铁则”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都试图用生理最低标准来解释工资，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实质工资率和生活标准的提高已经证明，工资不仅仅是生存的代价，而是劳动生产力和市场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
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尝试通过引入“社会的最低标准”来改进“工资铁则”，但这同样忽略了工资决定机制的市场经济原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提高的原因是，资本积累的增加导致生产力的增长。在自由放任的年代，实质工资率实际上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赚取工资者的生活水平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会则主张，名目工资应该随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而相应提高，以确保工人能够继续享有先前的生活水平，即使在通货膨胀或战时条件下也是如此。
工资率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对工人服务和成就的价值判断。
劳动被视为一种商品，其价格由消费者的至高无上的决定权所支配，而不是由企业家或资本家的意愿所决定。
消费者追求的是性价比最高的服务，而不是满足任何人的个人主张或期望。
劳动供给的变化
影响劳动供给的根本事实陈列如下：
\1. 劳动的有限性：人只能执行有限数量的劳动，且劳动过程中需要休息和消遣。
\2. 个体差异：人们在执行不同类型劳动的能力上有差异，包括先天和后天因素。
\3. 工作能量的保持：为防止工作能力的衰减，需要对个人的工作能力进行适当的管理。
\4. 疲劳的影响：工作接近个人能力极限时，疲劳会降低工作质量。
\5. 劳动与休闲的对立：劳动时间必然挤占休闲时间，因此劳动必然负效用
以上事实说明了，劳动力的供给是有限的。
无论是自给自足的个体还是赚取工资的工人，都会在预期的满足不再超过劳动带来的负效用时停止工作。
任何时候劳动者也是根据自己对休闲与劳动负效用的评估来决定劳动供给的，而非仅仅被迫为了生存而工作。
三和大神们就是一群消费偏好极高的人，因此，他们的工作不是被迫，而是主动选择的，一周工作一天，然后躺网吧六天，这在他们的主观认知中，这是最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
经常有人将赚取工资者视为类似于奴隶的存在，认为他们是在经济压力下无奈工作。三和大神可以教育他们。
在现代社会，强制工资上涨，工时减少、废除童工和对已婚妇女工作的限制，都是政府和工会的干预，这种干预的后果是什么呢？
例如，缩短工作时间、限制夜间工作和对雇佣某些工人类别的限制，实际上减少了现有设备的利用率，相当于减少了资本供给，资本的效率变低了（机器的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实际产出也就降低了，工资率也就降低了。
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其为大众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这是由那些充满活力和远见的人领导的不懈追求利润的过程。这种追求利润的动力迫使商人不断地提供给消费者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生活用品。
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资本设备，远超人口增长速度。
这不仅增加了人均资本设备，也提高了有劳动能力人群的人均资本设备，同时工资者从生产出的商品总量中获得的份额也显著增加。
大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生产总量的增加，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与工人的工资率的上升，是一个同步现象。
尽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使工人越来越贫穷，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为广大的工资者提供了更富裕的生活。
随着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对休息时间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工人现在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生活便利品，他们开始觉得，进一步增加工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潜在的好处更加严重。
换句话说，他们更加倾向于认为，增加的工作带来的辛苦大于可能得到的额外收益。
因此，他们希望减少工作时间，也希望自己的家人，包括配偶和孩子，不必为了生计而劳累。
这种对工作时间的调整，并不完全是由劳动法规和工会的压力实现的。
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成长让工资者变得足够富裕，能够为自己和家人买到更多的闲暇时间。
十九世纪的劳动立法，大多数时候只是对市场变化的法律确认而已。
在市场中，表面上更偏爱闲暇时间的人，是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的能力让他们在当下无法找到工资率更高的工作，而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需要，闲暇时间的重要性更大了，因此，他们对劳动负效用更加敏感，这时，他们就会反对加班。
假设这样的人的月薪是一万，加班只能带来增加两千的收入，增加劳动负效用的痛苦，远远大过不加班闲暇带来的享受；
如果他的收入能上涨，比如，只需要每天996，就可以拿到10万的工资，这时，劳动负效用依然增加，但收入增加了，增加的这个收入，就可能大于不加班休闲带来的享受。
而另一些人，他们有着更加急迫的需求，比如，需要赚钱养多个孩子，需要赡养有病的父母 ，这时，劳动负效用带来的痛苦，远不如多赚哪怕一千快钱的享用更为重要，他们也会疯狂工作。
从长远来看，一个不断资本不断积累的社会，人们会逐步增加闲暇时间，减少劳动时间，因为闲暇时间就是一种消费，工作就是为了消费。
但永远会有一些人，他们欲望更多、更大、更急切，他们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来满足自己更大的欲望，比如企业家大多都是996工作，也有一些家庭遇到困难的人需要更长时间的工作来解决马上要用钱解决的问题。
因此，禁止他们供给，对他们是不利的。
工业时代前的错误想象
有些人对“工业革命”前的情况进行了理想化的描述，认为那时的生活大致令人满意。
据他们说，当时的农民快乐，工人在家庭式的生产系统下也感到快乐，他们在自己的小屋里工作，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小块土地和必需的工具。
但随后，“工业革命”就像战争或瘟疫一样降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工厂系统将自由工人降低为实际上的奴隶，将他们的生活水平降至勉强维生的程度，将大量妇女和儿童送入工厂，破坏了家庭生活，并且摧毁了社会、道德和公共健康的基础。
一小部分冷酷的剥削者成功地将他们准备的枷锁套在了大多数人身上。
但真实的情况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情况远不如人们所愿。
旧有的社会结构对于迅速增长的人口需求显得过于僵硬，无法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
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没有足够的空间吸纳新的劳动力。
商业领域被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和排他性所困扰，其基础建立在许可证和独占权上，其核心理念是限制国内外的竞争。
在这种由家长制和政府监管经济的环境中，越来越多找不到立足之地的人被视为社会的遗弃者，他们大多数生活在麻木中，依赖于上层社会的施舍。
在收获季节，他们或许能在农场找到临时工作赚些小钱，其余时间则依靠私人慈善和公共救济维生。
许多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被迫加入军队，很多人在战斗中死亡或残废，更多的人死于严酷的训练和各种疾病。
在所谓的血汗工厂之前，其实存在更为血汗的乡村。
现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的产生无比艰难。它面对的是流行的偏见、根深蒂固的传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政府的敌意、特权团体的利益以及手工艺行会的嫉妒。
那时的个别工厂资本不足，信用难以获得且成本高昂，缺乏生产技术和商业经验。
多数工厂业主失败了，成功者寥寥无几。
虽然有时利润可观，但亏损也同样巨大。业主们通常将赚得的大部分利润再投资于工厂，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为更大规模的运营积累了足够的资本。
现代工业大生产能够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并茁壮成长的原因如下：
第一、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新社会观念，这些经济学家摧毁了重商主义、家长主义和限制主义的威信，驳斥了“节约劳动的方法和过程会导致失业，使所有人陷入贫困和衰退”的迷信。
提倡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是过去两百余年生产科技取得前所未有成就的先驱。
第二，工厂吸收人口解决了当时的难题
工厂的出现免除了当局和贵族地主阶级面对一个已经庞大到难以处理的问题。
工厂为大量贫困人口提供了生计，清空了贫民院、训导所和监狱，把饥饿的乞丐转变为自立的、能养家糊口的工人。
工厂业主并不具备强迫任何人工作的权力，他们只能雇佣那些愿意接受他们提供的工资条件的人。
那时虽然工资不高，但对于那些贫困人群来说，这些工资仍然比他们在其他任何可获得的工作中能赚到的要多。
将妇女从家中的炉火边、将孩子从玩耍的地方“抢走”的说法是对事实的曲解。
这些妇女没有食物可以烹饪，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喂养他们的孩子。
这些孩子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饥饿。
对他们来说，工厂成了唯一的避难所。严格来说，工厂实际上拯救了他们，使他们免于饿死。
这种情况的存在固然是令人遗憾的，但如果要找出罪魁祸首，那么工厂业主并不应该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这些业主，虽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利他主义，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减轻这些恶劣情况。
造成这些问题的，实际上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结构，那个被某些人怀念的“美好旧时光”的社会秩序。
在工业革命初期几十年中，相较于当时社会上层阶级或现代大规模工业工人，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确实是非常艰苦的。
工作时间长，车间的卫生状况极差，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快就会被耗尽。
然而，对于那些因为围地运动而生活在极度悲惨状态的剩余人口，以及在当时的生产体系中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地的人来说，能够在工厂工作，事实上是一种解脱。
人们蜂拥至工厂，是因为他们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工业革命”，摧毁了那些阻碍社会向着改善和繁荣发展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性障碍，它们终结了旧的社会秩序。
如果旧的社会秩序得以持续，那么生活在极度匮乏和悲惨中的人数将会不断增加。
在过去，制造业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少数富裕家庭的需要，这些行业的扩张被富有阶层购买奢侈品的预算所限制。
那些非必需品的手工艺者只有在富裕阶层需要他们的技艺和服务时，才能赚到钱。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工厂制度不仅引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也引入了一种新的市场模式。
它的核心在于，生产的商品不再仅仅是为少数富人设计，而是为了大众，为了那些以往在消费中几乎不被考虑的人群。
工厂的目标是为大量人群制造廉价商品。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典型的工厂如棉纺织厂，生产的并非富有人士所需的商品；当时，富裕阶层更偏爱丝绸、亚麻布和细麻布。
每当工厂通过动力驱动的机器和大规模生产方法进入新的生产领域时，它们最初总是为广大群众生产便宜的商品，直到后来，当大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制造更高质量、因而更昂贵的商品才变得有利可图。
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无产阶级”才会购买工厂制造的鞋子，而富有消费者则继续购买定制的鞋子。
所谓的血汗工厂，其实是为中下层人群生产衣物的，而时尚的淑女和绅士在过去乃至现在，仍然更倾向于定制的服装和套装。
工业革命标志着为广大民众需求生产商品的新时代的开始。
这改变了以往工人只为他人的物质利益劳苦的局面；现在，他们自己也成为了这些工厂产品的主要消费者。
大企业的存续依赖于大规模消费。在当代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大企业是不以满足广泛的公众需求为目的的。
资本主义下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满足普通人民的需要。作为消费者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购买决策，成为了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中，除了不断地以最优质和最经济的方式满足大众需求之外，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和保持。
工资为什么有多有少
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工人在市场上能得到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和供应情况。
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既受到他天生的才能限制，也受到他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技能的影响。
天生的才能，比如体力或智力，是人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是无法改变的。
人们可以通过努力保持或提升这些天赋，但不能超越自己的极限。
尽管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在市场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以获取可能的最高收入。
如果一个人的天赋恰好符合市场的需求，那么他就很幸运；如果一个人的才能被社会高度评价，那更多的是机遇，而不完全是个人的功劳。
比如，如果小杨哥生活在一百年前，没有短视频这样的媒体，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年赚几十亿。
这和一个农民的土地因城市扩张而增值的情况类似，这种增值更多的是时机，而非个人努力的结果。
在一个人的天赋范围内，通过教育和训练，他的工作技能可以得到提升，使他更适合某些特定的工作。
人们或他们的家庭为了获得这些技能，需要付出时间和金钱的代价，这些代价可以看作是对未来收入的一种投资。
这种投资带有风险性，因为它的回报取决于未来市场的变化。
所以，在自我培训的过程中，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投机，他的投资可能带来收益，也可能造成损失。
因此，从两个方面来看，工资收入者都有自己的优势。一方面是基于他们的天赋，另一方面是基于他们通过学习获得的特殊技能。
在市场上，工人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售他们的劳动力。
在一个理想的经济循环中，企业家需要支付所有生产要素的总成本，最终将等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但在实际变化的经济中，市场价格的波动可能会导致成本和收益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风险主要由雇主承担。
对于雇员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培训带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迁移至特定工作地点的费用，以及在劳动合同期间特定类型劳动的价格变化和雇主支付能力的变化。
劳动市场
工资实际上是支付给人们劳动的价格，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资本的价格一样，工资最终由劳动所产生的产品的预期价格决定。
无论是直接受雇于某个老板，还是自己承担风险从事生产活动，劳动力的价格在市场上基本是一致的；工资水平总是与劳动的最终产出价值相匹配。
那句说“工人有权获得其劳动全部产出”的流行说法，实际上忽视了一个事实：所有产品都不仅仅是劳动的成果，还是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资本）结合的结果。
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市场工资率自然会调整以匹配最终的工资水平。
这种调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涉及到新的工作培训和工人搬迁的时间成本，以及工人对劳动市场情况的了解和预期。
从事新工作训练和改变居住地点涉及到一定的成本，只有当工人认为未来劳动市场的变化能够证明这些成本是值得的投资时，他们才会决定进行这样的调整。
工资、劳动和劳动市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与市场上的其他部分并无本质区别。
不过，劳动市场的独特之处在于，工人不仅是提供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销售者，还是一个具有自己需求和偏好的活生生的个体。
工人和消费者其实是同一个人，经济学分开讨论这两种角色只是为了分析方便。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决定如何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如何享用自己的收入时，是不能完全分开考虑的。
人们在选择工作地点和行业时，不仅仅考虑工资的高低。
许多因素，如面子、语言、教育、宗教、心态、亲情和社会环境等，都会影响他们的决定。如果工人对工作地点没有偏好，只看重工资，我们可以把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工资称为标准工资率。
但实际上，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工人对不同地点的同一工作的评价会有所不同，导致市场工资率可能会和标准工资率有所偏离。
假如没有任何制度性障碍阻止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的流动，假设工人对居住地没有偏好，人口分布将主要由自然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和先前固定生产要素的位置决定。如果忽略生活成本成分，世界各地同一种工作的工资率会趋于一致。
当然，这种人口移动趋势只有在没有限制资本、劳动力和商品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时才会发生。在当今世界，随着国际分工秩序的变化、各种国界壁垒的事实存在，这种趋势更多的是在国家内部发生。
动物和奴隶的工作
对于人类而言，动物被视为一种物质资源，用于满足各种需求。
尽管未来人们可能会因道德的进步而以更加温和的方式对待动物，但只要动物被人类使用，它们就会被视为行动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
这是因为社会合作的概念仅存在于人类之间，由于只有人类能够理解分工和和平合作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好处。
人类驯化、饲养和训练动物，有时会对动物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欣赏，仿佛在与动物的灵魂沟通。
然而，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刻差异始终存在，动物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基本生理需求，如食物、性欲以及避免伤害，而无法达到更高层次的满足。
正如如果人类仅仅关注基本生存需求而无法建立文明一样，动物也无法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合作或参与人类社会。
历史上，人们曾尝试将同类视为动物来对待，通过严酷的手段强迫他们工作。
然而，这种残酷的做法并不能让生产更多，即使是最不敏感的人，如果能够自愿工作，而非出于对鞭打的恐惧，其工作效率也能更高。
在奴隶制下，无论奴隶主是直接使用奴隶还是将奴隶出租，奴隶制带来的好处并没有特别归于奴隶主，而是归于那些通过剥夺人们自由并将其贩卖为奴的奴隶贩子。
然而，无论何时何地，使用奴工的企业都无法在市场上与使用自由劳工的企业竞争。
奴隶劳动只有在不面临自由劳工竞争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用。
如果人被当作牲畜对待，他们的表现不可能超过牲畜。
关键在于，相对于他们能提供的劳动，人的维持成本高于动物，因为人的体力不如牛马。
将人视为财产时，他们的日常维护和管理成本相对于获得的产出来说，收益率低于家畜。
若要从非自由劳工身上获得更多产出，就需要给予他们特定的人性激励。
如果雇主希望得到超出恐惧驱使下的产出，就必须使劳工在其贡献的收益中获得一定的利益，奖励他们的勤奋、技能和热情，而非仅仅惩罚懒惰和怠工。
非自由工人的工作效率永远无法与自由工人相媲美，因为自由工人能在开放的劳动市场上获得其全部劳动产出的市场价值。
历史上所有强制劳动制度的消亡的真正原因是，在高质量商品生产方面，使用表面上较便宜的非自由劳动的企业无法与那些雇用自由劳动的企业竞争。
反对奴隶制的关键理由是，他们产出更低，哪怕对于奴隶主，也是不利的。
不是出于人道或慈悲，而是出于追求最大利益的强烈动机，古罗马的一些残酷奴隶主开始对奴隶松开束缚，将他们转变为实质上的佃农，耕种租来的土地，只需支付一定的租金或收成比例。
总结
在市场经济中，工人如同卖家一样出售自己的服务，雇主并非雇员的主人，而只是服务的买家，必须按市场价格购买这些服务。
雇主可以根据个人偏好行事，但如果他任性地雇用或解雇工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
市场经济中的雇主如果随意歧视、解雇工人，或将工资削减到市场工资率以下，他的行为最终会损害到自己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影响到自己的收入和地位。
市场经济中对工资者权利的真正保障，是市场自由运作。
市场使工人免受雇主任性行为的影响，工人受到的唯一制约是消费者的最终决定，消费者通过购买或不购买的选择，间接决定了产品的价格、生产要素的雇用，从而决定了各种劳动的市场价格。
工人成为自由人的核心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中的雇主将劳动视为一种商品，一个通过金钱利益换取劳务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雇员并不是基于恩惠或义务工作，而是为了获得报酬而提供特定的工作表现。
这种关系是基于相互利益的，没有所谓的恩惠或不恩惠之分。
如果人人都将自己视为一个出售劳动力的商人，就不存在自认为弱势的观念，也会反对各种不让自己多卖劳动力（强制干预劳动时间），强制管制劳动力的消费者（企业主）的行动，因为二者本质上是合作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劳动者并不特殊，不需要特别的保护。
为什么有些事，不能讨论
对于俄乌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我有一个判断的标准，那就是：
两国民众什么时候撑不住时，普遍的民意开始反对战争时，战争就无以为继。
现在，我认为，俄乌战争走到了一个关键结点，那就是乌克兰的国内民情发生了重大改变。
事情起源于两个舆论事件：
1、亚速营的一位军官说，乌克兰政府征不来兵的原因是，征兵官员太腐败，只要给钱，就可以逃兵役，应该让军队自己去征兵，因为军队没有收钱的动力，前线兵员严重不足
这一个在推特上的发言，成为了乌克兰的热点新闻，结果是无数人开始愤怒地批评这位军官。
2、乌克兰外交部长发推特说，乌克海的海外公民不能坐视战争，他们有责任保卫祖国，并宣布，将暂停乌海外成年男性公民的领事服务（比如不再发新的护照，只能回国办），这次的发言更加劲爆，因为是政府态度了，在推特上引发了乌克兰海外公民的疯狂批评。
征兵这件事，在战争期间，其实是不能被讨论的。
这两次话题冲上热点，都是因为他们挑动了这个话题的讨论，这种话题只要开启讨论，就一定进入伦理的辩论。
他会让一系列埋藏在各种人群心里的观念，全部跳出来了，这两次讨论中，就形成了如下冲突：
1、外国人与乌克兰海外公民的冲突
波兰副总理说，他看到乌克兰公民在波兰喝着咖啡就很不爽，凭什么波兰人民要承担税款，送武器去乌克兰，你们却可以在波兰享受安逸的生活？
在经济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这种质疑也会成为越来越多欧洲人的质疑。
2、乌克兰海外公民与国内公民的冲突
乌克兰国内的公民说，凭什么我们在国内的人，就应该为国家去战呢，而你们在海外的公民，却坐在咖啡厅里享受生活？
3、男权与女权的冲突
有不少乌克兰人就说，凭什么是强制男人上前线 ，女人为什么不可以，以色列女人不也要当兵吗？男人都打光了？女人不可以上吗？
4、平民与官员的冲突
另一些乌克兰人则说，你们官员的子女都上了吗？大部分官员不也是男性吗？你们怎么不上呢？你们和你们的子女先上，打光了，我们再上好不好？
5、战场中的士兵与未服役人们的冲突
战场上的士兵在说，我们已进入生死之中，余下的你们怎么可以逃兵役呢？你们海外的公民，天天说着爱国的话，轮到你们上的时候，你们凭什么不上？
6、海外乌克兰人对于国籍的冲突
海外乌克兰人的回应是，如果逼我上战场，我就放弃乌克兰公民身份，我可以捐款，我可以声援，但我已在海外生活多年，我不可能放弃海外生活回国参战，如果有必要，我当一个外国人
7、已阵亡士兵家属与不想服役人的冲突
他们说，我们已经为国家付出了生命，你们凭什么可以逃呢？你们要是不参战，那我们的付出不是白白付出吗？难道人命是不平等的吗？
这就是公开讨论征兵的舆论结果，这种讨论会导致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不公平。
国内被执行兵役的人会认为，海外几百万乌克兰人不参战，女性不参战，政客高官及子女不参战，这都是不公平的，凭什么要我去呢？
有冲动愿意为国效力的乌克兰人，其实有的是途径，因为乌克兰也有志愿兵团，并且一直在招募志愿兵。
现在没有去当兵的人，就是不愿意当兵参战的人，在兵役法下，以法律的名义可以不反抗，但内心就是不愿意的，这些公开的讨论，让不愿意的状态可以公开表达，并且不再被视为政治不正确，那么，反对征兵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大。
我认为，乌克兰海外征兵，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但这件事讨论，就已经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了。
因为，有些事，是不能公开讨论的。
同样，中国的延迟退休，也是不能被公开讨论的，他会引发相同的效果。
你看到各种延迟退休后面的跟帖留言，就明白了。
这里面就有着多重的冲突、
1、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的冲突，年轻人交的社保金额与老年人发的退休工资是一个等比例上升的状态，老年人想发得多，年轻人就得交得多；
2、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冲突，国企工人被定义为国家服务了很多年，所以之前的工龄计入已交社保，但事实是，国企工人其实是特权阶层，农村人才是长期承担税费的一个群体，结果，退休收入差异巨大，几十倍；
3、城市平民与体制内人员的冲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们拿到的退休工资明显高于普通城市平民的收入，这也导致不公平的争论；
4、高等级官员与其他人的冲突，更多的人在诟病有较高官职的人拿到的上万甚至几万的退休金及医疗特权的存在，认为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5、男性与女性的冲突，有男人就要质疑了，凭什么女性最早可以五十岁退休，男人却要六十岁？
6、寿命短（职业）区域与寿命长（职业）区域的冲突，如果都是65岁才能退休，寿命短的人吃亏，寿命长的人沾便宜，那贫穷地区寿命短，特殊职业寿命短，穷人寿命短，富人寿命长，这岂不是一个劫穷济富的制度？
7、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的冲突，不发达区域会说，凭什么发达区域的退休收入更高，我们更低？难道发达区域的社保收入中的一大部分不是由不发达区域的民众的子女上交的吗？
你看到没有，这种事，都是不能讨论的。
只要讨论，就是无休止的关于公平的伦理论证，最终导致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