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时代的人类，并不是卢梭和波兰尼主义者想象的那样自由自在、诗情画意、田园牧歌、纯朴善良。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这种幻想至今仍然反映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内心之中，表现为对农村生活炊烟袅袅、平静和谐、自然之美的赞美和向往。

其实生活在农村的人，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自己、看待过农村。他们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所以这些幻想都是城市知识分子鼓捣出来的，包含着对城市工业文明的深深怨恨。

知识分子就是这个调性，你让他现在就去农村，他一百个不愿意。他们一边享受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好处，一边反对着它们。若不是城市和市场经济提供的丰裕物质，以他们的能力，在农村活不过三天。

真实历史中的原始时代，是野蛮时代，充斥着杀戮、饥荒，是死亡的代名词，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更没有什么温情可言。

原始人类与动物在获取物质资料上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确处在“工资铁律”的状况之下，“全年无休”地只为从自然中获取最低生存保障。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让他们没有任何储蓄，很少的人口也必须占有更多的土地、更多的物质资料，才能生存和繁衍。他们时刻处在“马尔萨斯陷阱”的威胁之中，有限的生存资料和人口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因此，战争是原始社会的常态。

因为发动战争抢夺有限资源，正是让自己活命、消灭过剩人口的救济办法。弗兰克·费特说：

战斗是如此具有经济意义的活动，以至于部落的大部分精力都要全身心投入战争。人口问题不再是简单的生物学问题，而是呈现出其社会学特色。野蛮人的战争和原始人阻止孩子出的方法，损失生命和残忍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杀婴也是普遍做法，即便不合法，也被公众舆论所容许。

认为这样的社会美好而和谐，人们很自由，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是极其荒唐的。

后来，人们发现，不把敌人杀死，而是把他们虏获之后变成奴隶，强制失败一方为自己而生产，是一个好办法。这是赤裸裸的压迫性、奴役性制度。但是必须说，这是人类迈向文明社会的预备步骤，因为这里已经存在合作的影子——尽管是极低程度的、畸形的合作。因此可以被称为“社会”了。社会就是合作。

奴役制度存在于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的中世纪，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是全球性、普遍性的。

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领主可以命令和控制他。但是，农奴的义务界限分明。他必须提供服务，但是，作为服务的回报，他获得某种明确的保护形式和土地使用权。领主与农奴之间持续存在一种父子相传的终身契约，无论是主人还是农奴。

这是一种典型的身份社会、霸权社会。农奴是依附性的存在，他们必须看主人的脸色行事，领主和主人对他们稍有仁慈，他们就感恩戴德。

在城镇，身份社会的特征依然鲜明。行会制度垄断了劳动者供给，制造特权阶层，劳动者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同业工会实施严苛的准入管制，有国内的反移民法则，无法实现迁徙自由，穷人被圈禁在固定区域。工人的工资也被限制在竞争性工资之下，领取微薄的薪水，大量劳动者成为“多余的人”，流浪街头，自生自灭，死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平常。

这实际上就是“种姓社会”。高级种姓过着寄生性的生活方式，运用“政治的手段”而非“经济的手段”，依赖他人的生产而消费。种姓等级制不但存在于社会阶级、种族之间，而且，普遍存在于性别之间。战后废奴主义者乔治·华盛顿·凯布尔的代表作《格蓝迪麦斯》中描写道：

克里奥尔那吃不饱饭的女儿说：要活下来没有那么难，但要做一名女士却很难，我们被迫不能谋生。我会做饭，但是我不能下厨；我擅长穿针，但不能做女红；我会算账，会护理，但不能去做这些事。

女性没有经济独立，也没有人格独立，是男性的依附性存在，她们一生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像仆人一样生存，只是男人们的生育机器。

工业革命这场古典经济学发起的智识革命的到来，扭转了一切。它在政治上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打破了特权阶层的垄断和压迫；在经济上，引入了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制度，人类的生产从过去的自给自足和手工作业，同时，拥有资本的人开始以竞争性的价格购买无资本者的劳动服务。工资制度应运而生。

但是，工资制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饱受攻击，它是那些浪漫主义者和所谓的社会改革家们强烈抨击的目标。

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自私的物质主义，毫无利他精神；它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也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老马认为，工人们被限定在生产线上终日劳作，与自己最终生产的产品毫无关联，这是对人的“异化”；压迫者从过去的领主，变成了资本家。

可是，攻击人的自私毫无道理，逻辑一致的利他主义者必须谴责人接受更高待遇的工作，指责工人的舒适，拒绝工人有休息的权利。因为很明显，这并不利他。消费大众希望他们永不停歇地生产，以最低的工资和成本生产。

如果人人都利他，那么谁来接受别人的利他呢？因为我不想有利于自己，只想有利于别人啊。所以逻辑一致的利他主义，意味着人类立即灭亡。

自私从来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获取利益的手段。

而所谓的异化，指向的是劳动分工的解体，是为原始时代的自给自足招魂。一个人必须从一开始到最后，自己生产一切，而不是在任何生产线上进行分工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与自己的产品产生关联”，“与土地发生情感”。这将消灭专业化，从而消灭一切机器，消灭一切劳动效率，它意味着将消灭大半人口，剩下的人活在“工资铁律”的动物状态。

资本家没有压迫工人，资本家将现在财货付给劳动者，满足他们即时之需，他购买要素和劳动者的服务，获取未来的租金和未来财货。劳动者没有理由获取全部劳动产品，他只能获取其边际价值产品的折现，而且这部分现在财货，资本家已经以工资的形式提前预付给了工人。工人则不论企业盈亏，都享受相对稳定的收益，不再承担自己生产的风险。

工人不是像黑奴那样被贩卖给资本家的，成为动产奴隶的，资本家也没有用镣铐强迫工人为自己服务，更没有用皮鞭抽打着工人去生产。工人基于自身利益为资本家提供服务，他们的行动展示了自己的偏好，那就是：宁愿忍受较差的工作条件，也好过没有工作而死去。

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不断改善，这正是资本家争取工人的办法，是提升了工人的“毛工资率”。工人的净工资率，也随着资本投资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而节节攀升，远远高出了“工资铁律”的水平。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繁荣和古代帝王都难以想象的生活水准，这是连老马也承认的基本事实。

指责工资制度是对劳动者的新型奴役，认为这是让劳动者从属于拥有资本的富人阶层，这是对历史规律的无知。任何社会，任何行业，都必然存在“寡头铁律”，即必然有一部分人成为整个社会或者某个行业的精英人才，他们领导和组织整个社会，其他人则亦步亦趋。

这只不过是人与人必然天然地不平等的另一种表达。

任何社会，总是精英在主导，大众在追随。区别只在于，这些精英是服从于消费者主权的自然精英、竞争性精英，还是依靠武力征服的政治精英和垄断精英。

其实，正如弗兰克·费特所说：就大众而言，文明始于受卓越者的指挥与对他们的服从。

民主时代的弊病，从这个角度说，就是它持续地攻击自然精英阶层，而系统性地鼓励平庸。国家始终在对自然精英发动攻击，因为那些思想自由的精英人才，恰恰是他们最大的对手，而不论精英还是庸才，对于政客来说都是一票，所以，民主会开启社会逆淘汰和去文明化的进程。

工业革命以来，精英领导的大型企业规模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就是以工资制度为基础的。但是它从来没有杜绝和阻碍过独立生产。这一切，实际上是理性经济计算的结果，当企业组织更有效率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采用精英领导下的企业组织形式，而当自我雇佣更有效率的时候，人们也自然会采用独自生产。大量自我雇佣的人的存在（律师、医生、会计师、新型农民），正是社会有机运作，人类自由与合作的表征。我们整个社会，并没有像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那样，存在鲜明的两个阶级，一个控制着所有资本，一个则完全没有资源。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成为资本家，只要他愿意克制自己高企的时间偏好，愿意放弃雇佣和工资制度带给自己的稳定的好处。

客观上说，现代工业和工资制度，的确让现金关系过于常见地成为双方唯一的纽带，似乎没有任何交谊和同情可言。与农村的互助与情感形成鲜明对比。老板与员工之间信任感差，只靠契约来约束；他们之间处境的不同，让二者有了疏离感，相互之间的不理解，造成了相互指责和抱怨。

但是要清楚，农村社会的那种互助友爱，也并非毫无条件，它其实不过是现金关系的另一种表达，用我的服务换取你未来的服务而已。它绝非那么无私而情愿。人们不过是被套牢在这种人际关系之中，那种约束比起金钱关系，更让人压抑。

赤裸裸地谈钱，才是自由。因为谈感情，才最伤钱。谈钱，并不是商业社会的缺陷，反倒是它的优势，是让人获取自由的手段。

当下对劳动者的种种限制，劳资双方的对立情绪，并不是市场社会和工资制度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各类干预主义政策阻碍其正常运作的结果。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普遍传递的剥削主义意识形态，故意挑动双方的对立，劳资双方并没有那么多的仇恨和误解；如果不是各种特权制度和准入限制的垄断法律，劳动者本应有自由择业和获得竞争性市场工资的更大好处；如果不是持续不断的通胀和不断增加的税收，劳动者本来也无需如此“内卷”，工作时间如此之多而获益如此至少并且被不断被“货币幻觉”所欺骗，他们将在消费者选择的生产结构下，有更多的资本加持，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由此实现工资率的提高，和物价的下降，即可以工作时间更短而休闲更多，生活水平更高。

如此等等，恰是各类限制制度，减损了劳动者的利益，站在了劳动者的对立面，减少了劳动者的自由。它们都是为了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服务的。

所以，典型的“工业社会”和工资制度，其实是没有所有这些障碍的制度。是一种自由放任的制度，是劳动者享有更多自由和福利的制度。

相比于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和种姓制度，正是当下的“只谈钱”的工资制度，让劳动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正如米塞斯所说：

使工人成为自由人的原因，正是这个事实：在市场的价格结构压力下，雇主认为劳动是一种商品，一种牟利的工具。在雇主眼里，雇员只是一个基于金钱利益的考虑而帮他赚钱的人。雇主付钱换取劳动服务，而雇员则为了赚取工资，所以执行这种服务。在雇主和雇员的这种关系当中，没有什么恩宠或不恩宠的问题。雇员不欠雇主感激，他只欠雇主一定数量、一定种类和质量的工作表现。

也正是这种只谈钱的契约工资制度，让同情心和情感得以培养。

一个自给自足的孤立世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暴力和无止境的战争。因为这时候的确存在“蒙田教条”：一个人之所得就是另一人之所失。阻碍自由贸易的结果就是这样，相互敌对的情绪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而市场契约社会是文明社会，其标志就是人们放弃了寄生性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交换双赢，同情心和同理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孕育——现代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当然远远高于原始时代和种姓时代。越是经济发达，人就越富有同情心，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有必然的逻辑原因，因为经济发达的原因，恰与人的自由紧密相关，与广泛分工合作紧密相关。人们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合作伙伴，是双赢的对象，而不是争夺生存资料的敌人。人们相互依存，利益攸关，才为和平创造了条件。也只有在市场社会，人们才更有表达同情心的能力，物质丰裕之后，更想要精神生活和慈善消费。

诚如罗斯巴德所言：市场社会，契约型社会，惠及他人的行动发生，与参与交换的人的动机无关。在解释社会起源的时候，并不需要联想什么神秘的纽带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归属感。通过运用理智，个人认识到劳动分工的更高生产力带来的交换利益，而他们也会继续推进这一有利的进程。实际上，友爱、同情心之感情以及情感联系更有可能是契约社会合作体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