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问的是，如果老板真的被逼到了墙角，如果企业家精神真的在这个市场上熄火了，普通打工人的日子，真的会变好吗？

一）被误读的“对立”

据第三方机构 (好顺佳)分析，2025年，企业注销数量预计全年超 740 万户

与此同时，各地的劳动仲裁案件像坐了火箭一样飙升，有的地方甚至暴涨了50%。

2024年，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办理争议案件425.7 万件，涉及劳动者 454.9 万人，结案金额 934.7 亿元。

而2025年，据有限数据显示，法院劳动争议一审案件增长显著，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7.5%，上半年同比增长40.17%，远超 2024 年全年 10.5% 的增幅。

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小微企业的消亡。

有人总结了企业主面临的“四大重击”：商业周期的萧条、金税四期的严厉监管、社保入税的成本暴增，以及最让老板们感到窒息的——全面发威的劳动管制。

现在市面上甚至出现了“职业碰瓷”的产业链，专门教员工怎么挖坑、怎么取证、怎么把公司告到赔钱。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正义”的胜利。

但是，如果是个象样的经济学家，一定会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

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揭示了一个最底层的逻辑：商业社会不是一个角斗场，而是一个协作网。

斯密告诉我们，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这种自利，必须通过“利他”才能实现。

在自由市场中，老板和员工之间，根本不是什么“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式的合作关系。

米塞斯把这个逻辑推演得更极致。

他在《人的行为》中说，在市场中，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不是那个坐在宽大办公桌后面的企业家，而是消费者。

企业家是干什么的？他只是一个“舵手”。他负责指挥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如果他指挥得当，消费者会给他利润作为奖赏；如果他指挥失误，消费者就会让他破产。

那么，员工是谁？员工是企业家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服务于那个至高无上的“消费者”。

所以，米塞斯和斯密都在告诉我们，在自由市场中，劳方、资方、消费者，这三者的长久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资本家想赚钱，就必须雇佣工人生产出好产品；

工人想赚高工资，就必须依赖资本家投入设备提高生产率；

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就必须依赖高效的劳资合作。

这就好比一个三角形，三边互相支撑，极其稳固。

可是，现在的局面为什么变了？

为什么我们感觉劳资之间充满了仇恨？

为什么企业家不敢招人，而劳动者又找不到工作？

答案只有一个：这个三角形的平衡，被一种叫做“管制”的力量打破了。

二）管制的逻辑陷阱

我们现在在说管制时，往往会给它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比如叫“劳动保护”，叫“福利主义”，甚至叫“文明的进步”。

企业给生孩子的女员工发产假工资，叫“文明”，给上班路上交通事故的员工补偿几万甚至十几万，叫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米塞斯有一句名言：“旨在改善劳动者状况的干预主义措施，最终会导致劳动者状况的恶化。”

什么是管制？

管制本质上就是第三方力量（通常是行政权力）强行介入，规定你们必须怎么交易，价格必须是多少，条件必须是什么。

《劳动合同法》的本质，就是一种价格管制和交易管制。

我们来打个比方。假设你想谈恋爱（找工作），本来是你情我愿的事。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管家（管制者），他定了一堆规矩：

“你们约会，男方必须每次花够一千块（最低工资、社保）；如果你们要分手，男方必须给女方一年的生活费作为赔偿（辞退补偿）；而且男方不能随便提分手，必须证明女方犯了错才能分（解雇限制）。”

请问，这个规矩一出，结果会是什么？

是不是女方（劳动者）受到了极大的保护？表面上看是的。

但实际结果是，那个负责买单的男方（老板），他不敢谈恋爱了。

既然谈恋爱的成本和风险被无限拔高，那我就选择单身（不创业、不招人）。

当法律强行把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社保+风险成本）推高到超过了市场自然形成的水平时，结果只有一个：一部分人保住了高福利的饭碗，而另一部分人——通常是弱势群体——彻底失去了上桌吃饭的机会。

这种“管制”打着“文明”的旗号，事实上却在制造劳资对立。

它告诉员工：你的利益是靠“斗争”得来的，是靠法律“强制”老板给的，而不是靠你的服务价值换来的。

它把原本应该背靠背服务消费者的合作伙伴，变成了面对面互相提防的敌人。

这种对立，让劳资双方无法进行自由交易。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三输”。

三）三输

第一输：企业家不敢创业了。

企业家之所以愿意投入真金白银去冒险，是因为他能通过计算，预期未来的收益大于现在的投入。这种预期有可能错，也就是亏损。但正常的情况下，亏损应该由对消费者需求的错误判断导致。

但是，现在的管制环境，让不仅仅是错误判断才会亏损了。

当一个老板发现，他开一家公司，不仅要应对市场的风云变幻，还要应对无孔不入的税务稽查，要承担比员工工资还高一大截的隐形用工成本，最后还要时刻提防被自己的员工送上仲裁庭，一赔就是几年的利润。

他会怎么做？

他不是傻子。

资本是流动的，资本也是胆小的。他会选择“资本罢工”。他会把钱存进银行吃利息，或者把资产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甚至直接躺平消费。

当企业家不再投资，不再购买机器设备，不再扩大再生产，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源头枯竭了。

这就引出了第二输：劳动者收入降低了，甚至失业了。

这也是最让人痛心的一点。那些呼吁加强管制的人，本意是想保护劳动者，结果却恰恰伤害了劳动者。

我们要明白一个常识：让员工值钱的，从来不是法律，而是稀缺性。

当市场上有一百个老板在争抢十个工人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劳动合同法》，老板为了留住你，会主动给你涨工资，给你买保险，甚至给你送鸡蛋。因为他不这么做，隔壁老王就会把你挖走。

但是，如果因为管制太严，九十个老板关门不干了，剩下一百个工人在争抢十个老板的岗位。这时候，你把法律制定得再严厉，规定最低工资再高，有什么用呢？

老板双手一摊：“我就这条件，爱干不干。”或者更惨的是，老板直接用机器人，或者把工厂搬到越南去了。

这就是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反复说明的，工资的水平，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取决于资本的积累程度。

说人话就是：只有机器越先进、工厂越多、资本越雄厚，人的劳动才越值钱。

现在的管制，是在打击资本积累，是在逼退企业家。这就是在砸劳动者的饭碗。

我们往往容易忽略第三个受害者：消费者。

别忘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当管制导致企业成本高企，创业者减少，这些成本最终会去哪儿？只有两个去处：

1. 供给减少，导致物价上涨。
2. 企业为了缩减成本，降低产品质量。

更可怕的是，当创业变得艰难，市场上的竞争者就会减少。

原本有十家公司做手机，竞争激烈，大家拼命降价提质。竞争者减少，这时候，消费者的福祉就受到了影响。

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能享受到的服务多样性、我们手里的钱的购买力，都会因为对企业的管制而下降。

所以，没有人的长期利益不受损。** **

企业家失去了信心，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消费者失去了选择。 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片“保护弱者”的欢呼声中发生的。

四）欧洲与南美的教训

这种剧本，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我们不妨把视线拉远，看看欧洲和南美的例子。

先看欧洲。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欧国家普遍陷入了所谓的“欧洲硬化症”。

当时，法国、德国等国家为了讨好选民，推行了极其严苛的劳动保护法。工会力量极其强大，企业想解雇一个工人，简直比登天还难。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形成了著名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一方面，是那些已经在岗的“内部人”，他们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铁饭碗，舒服得不得了；

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年轻人、移民、低技能劳动者，他们是“外部人”。因为雇佣成本太高，企业根本不敢给这些新人机会。

这就导致欧洲长期的结构性高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经济增长停滞，创新能力枯竭。直到后来，像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德国的施罗德进行了痛苦的改革，给劳动力市场“松绑”，欧洲的经济才稍微喘过一口气。

再看南美，特别是阿根廷。

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初，它的富裕程度可以和美国掰手腕。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

庇隆上台后，推行了极端的民粹主义政策。他打出的旗号非常有煽动性——“社会正义”。

具体的做法就是：强行给工人大幅涨工资，强行规定超高的福利，严厉打击资本家，甚至没收企业资产。

听起来是不是很爽？简直是打工人的天堂。

但结果是灾难性的。资本开始大规模外逃，阿根廷的企业家精神被彻底摧毁。没人愿意在阿根廷投资实业，因为今天赚的钱，明天可能就被政府以“正义”的名义分掉了。

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变成废纸，原本的高收入变成了实际上的赤贫。阿根廷从一个发达国家，硬生生跌落回了发展中国家，甚至变成了各种经济危机的代名词。

这就是无视经济规律，试图用行政命令强行扭曲劳资利益的代价。

六）如何减少劳资对立

中国当下，最珍贵的资源是什么？不是土地，不是劳动力，而是愿意组织这些劳动力去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要让全民富起来，唯一的路径就是激发企业家的投资意愿，让他们觉得在中国做生意是安全的、自由的、有尊严的。

只有当老板们争先恐后地去开工厂、办公司、搞研发，我们的劳动力才能被充分吸纳，我们的工资才能在老板们的“抢人大战”中节节攀升。

自由交易是最大的慈善，管制才是最大的伤害。

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把“法”变成“武器”的倾向。

外部命令不是法，是立法者为了特定目的强加给社会的管制。

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造成劳资对立的“法”，恰恰是第二种。它不是在维护正义，而是在制造特权和壁垒。

如果继续任由这种“告老板、整顿职场”的风气蔓延，如果我们的法律继续在这个错误的逻辑上狂奔，后果就是我们在开头看到的那一幕：创业潮消失，资本罢工。

到一个连“被剥削”的机会都没有的社会，才是真正可怕的社会。

但我还是想说，保护劳动者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通过一纸严厉的命令去惩罚老板，而是要创造一个宽松、自由、低税负、少管制的商业环境。

在自由的市场里，老板和员工不是敌人，而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战友。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伺候好那个挑剔的消费者。

只有当企业家敢于放手一搏，只有当资本敢于长线投入，只有当交易不再被行政之手随意切断，我们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也就是“三赢”局面。

而当下这些管制，都导致了老板防员工，员工防老板，天天在斗智斗勇，这才是在制造对立。

不要让所谓的“文明”概念，成为了通往贫困之路的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