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税，最后谁来买单？

发表于： 2026-07-23 分类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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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参加了朋友张是之老师的新书《经济学的力量》发布会。

发布会上，有几位年轻朋友提问。他们关心社会公平，也关心消费者、劳动者和弱势群体。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年轻人愿意思考公共问题，总比只关心考试和找工作要好。

但他们提出问题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倾向：遇到不公平怎么办？加强监管。企业太强怎么办？加强监管。消费者可能吃亏怎么办？引入强制力。似乎只要把权力做大一点、规则写细一点、执行再严格一点，社会就会自动变得公平。

这种观念一点也不稀奇。恰恰相反，它太主流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能够熟练发现市场里的各种不完美，却很少追问：监管者掌握的信息从哪里来？强制力的边界在哪里？政策判断错了，谁来承担代价？

他们看见市场中的失败，却默认权力不会失败；看见企业逐利，却默认监管者没有自己的利益；看见消费者可能被企业伤害，却看不见消费者同样会被以保护之名增加的税收、成本和限制伤害。

这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7月16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今年9月1日起，对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多类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高到4%。光伏电池也将在2027年开始按照2%征税，次年提高到4%。与此同时，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以及部分新型光伏电池，在一定期限内免征消费税。

同一时间，宁德时代公布半年报：上半年营业收入2769.1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2.84亿元。公司还提出，拟用200亿元至400亿元回购A股股份，回购后全部注销。

看到这样的数字，很多人很容易产生一种直觉：宁德时代这么赚钱，电池企业这么赚钱，征2%的税算什么？企业少赚一点，社会公平一点，有什么不好？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税法可以规定由谁申报纳税，却不能规定税收的真实代价只能由谁承担。企业不是一个会凭空吐出钞票的铁皮箱子。企业背后是消费者、员工、供应商、股东和未来的投资项目。所谓向企业征税，只是先把账单递给企业，企业再通过自己的行动，把成本分散到整个市场。

锂电池企业面对新增税负，大致只有几种选择。

它可以提高电池售价。整车厂、储能企业和电子产品厂商的采购成本随之增加，最后表现为汽车、储能设备和其他产品更贵。消费者买单。

它也可以不涨价，自己消化税负。但所谓自己消化，无非是利润下降。利润下降以后，企业会压低采购价格、控制工资增长、减少奖金、推迟扩产、缩减研发，或者放弃原本处在盈亏边缘的项目。供应商、员工、股东和未来的消费者买单。

当然，税负不会机械地、百分之百地立即转化为终端价格。企业能转嫁多少，取决于供求关系、竞争程度以及买卖双方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可这只会改变账单在不同人之间怎样分配，不会让成本消失。

所以，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只问：法律规定谁交税？他会继续追问：税负最终落在谁身上？哪些投资因此没有发生？哪些工资因此没有增长？哪些产品因此没有出现？

巴斯夏把它称为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一笔财政收入，是企业报表上增加的一项成本；看不见的是被取消的生产线、没有招聘的工程师、没有扩建的工厂，以及消费者本来可以得到但最终没有得到的更低价格。

有些政策解读说，给成熟电池征收消费税，有助于遏制低价竞争，推动行业出清，实现所谓“优质优价”。

这句话听上去很高级，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市场价格太低了，所以用税把它抬高一点。

但低价为什么需要被纠正？

低价可能来自恶性补贴，也可能来自规模扩大、技术进步、供应链改善和企业效率提升。外部观察者看到的只是一个价格，无法知道每一家企业背后的成本结构，更无法提前知道哪一种技术路线最终会胜出。

消费者愿意购买，企业愿意销售，投资人愿意承担风险，这些行动本身就在传递信息。价格低到企业无法持续，企业会亏损、收缩甚至退出。价格低但仍有利润，说明资源配置效率可能真的提高了。利润和亏损会检验企业家的判断。

税收不会创造一块更好的电池，也不会增加一项新技术。它能做的，是让一部分原本还能盈利的交易变得无利可图，让一部分原本买得起的消费者选择放弃。交易减少以后，再宣布行业不那么“内卷”了。

这哪里是提高质量？这只是减少竞争。

大型企业反而更容易承受新增税负。它们有规模、有现金、有品牌，也有庞大的法务和税务团队。真正容易被2%和4%挤出去的，往往是利润微薄、资金紧张、正在寻找新工艺的小企业。

于是，一项以优化产业为名的税收，可能最先保护成熟企业，阻挡后来者。消费者失去低价，创业者失去机会，行业集中度反而提高。等到集中度提高以后，人们又会说企业太大，需要更多监管。

这就是米塞斯反复分析的干预螺旋。一次干预制造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又被当作下一次干预的理由。先补贴新能源，补贴带来产能扩张和价格下降；价格下降以后，又批评低价竞争，再用税收推动“行业出清”。一只手把资源推过去，另一只手又把成本加回来。企业不再只需要判断消费者，而要不断猜测政策下一步往哪里转。

更值得警惕的，是差别征税。

成熟锂电池要征税，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和燃料电池暂时免税。政策制定者似乎已经知道，哪些是应该承担税负的旧技术，哪些是值得鼓励的未来技术。

可未来技术之所以叫未来技术，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它是否成功。固态电池可能成功，也可能成本长期降不下来；钠离子电池可能找到合适场景，也可能被其他路线替代。真正的企业家会拿自己的资本下注。判断正确，他获得利润；判断错误，他承担亏损。

行政选择却不是这样。它用税收奖励一条路线、惩罚另一条路线，判断错误的代价由整个社会承担。官员不需要因为押错技术而破产，专家也不会因为推荐失败而赔偿消费者。决定与责任被分开了。

这正是昨晚那些年轻朋友提出的监管问题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强制力当然有力量。它可以让企业交钱，可以让一种商品涨价，可以让一个行业按照文件要求改变方向。可强制力只能保证命令得到执行，不能保证命令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结果是公平的。

所谓公平，也不能只看谁眼下有钱。宁德时代赚了432.84亿元，不等于任何人天然获得了处分这笔财产的权利。这些利润来自消费者购买、企业承担风险和长期资本投入。公司决定回购股份，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这笔资金属于公司，回购决策由公司治理程序作出，判断的后果也由公司和股东承担。回购注销以后，资本并没有从社会上消失，资金流向出售股份的股东，可以被消费，也可以重新投入其他企业。市场继续判断这些资本应当去哪里。

税收则不同。它不是所有者自愿作出的资本配置，而是用强制力改变资源方向。判断权属于制定规则的人，成本却被分散给消费者、员工、股东和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出现的创业者。

罗斯巴德讨论产权时，最重要的不是替富人说话，而是坚持同一条边界：一个人的财产不能因为他更富有、更成功，或者不受大众喜欢，就变成人人可以讨论如何分配的公共财产。

如果富人的产权可以为了“公平”被随意削弱，普通人的产权也不会更加稳固。权力不会因为你收入不高，就自动失去扩张的冲动。今天它以企业为名增加税负，明天成本就会以商品价格、就业机会、工资和投资回报的形式来到你面前。

昨晚参加发布会的年轻朋友都很诚恳。我不怀疑他们对公平的期待。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善意，而是没有经济学约束的善意。

只谈目的，不谈代价，善意就会变成扩张强制力的通行证。只看企业交了多少钱，不看消费者失去了什么，监管就会永远显得正确。只问政府还能做什么，不问政府首先应该停止做什么，社会中的每一个问题最终都会变成权力继续扩大的理由。

张是之老师的《经济学的力量》这个书名很好。经济学真正的力量，不是教人背几个名词，也不是为任何宏大目标提供漂亮论证。它首先训练一个人穿透口号，看见行动、激励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