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一词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它是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制定政策、构建经济模型甚至评价个人选择的基石。

然而，这个看似普遍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却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现代心理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对“理性”的定义存在巨大差异，而对这些差异缺乏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在经济政策制定和社会干预中误用其中某种定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1. 新古典经济学与心理学中的“理性”：计算与最大化

现代心理学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对“理性”的定义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它们的共同核心在于将理性视为一种面向未来目的的确定性计算。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标准的“理性人”假设（Homo economicus）描绘了一个拥有完备信息、具备无限计算能力、并且总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体。这种理性是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或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的体现。

个体在面对各种选择时，能够准确预测每种选择的未来结果（如果引入风险，则是知道所有可能结果及其发生的精确概率），并根据一个稳定的、已知的偏好排序，选择能带来最大效用或利润的那一个。这里的“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优化行为——找到并执行最优解。

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时，也常常采纳类似的框架，尤其是在行为经济学兴起之前。心理学实验设计通常预设了一个最优的、符合逻辑或概率计算的结果，然后观察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个预设的“理性”标准。

例如，通过设置涉及概率和收益的赌局或选择题，心理学家计算出在统计学上能获得最大期望值的选项，并将选择这一选项视为“理性”行为，而选择其他选项则可能被标记为“非理性”或存在“偏差”。

然而，这种基于完全信息和完美计算能力的理性假设很快遭到了挑战。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正是对新古典完全理性的直接否定。

西蒙认为，现实中的个体既不拥有完备信息，也不具备无限的计算能力。信息获取是成本高昂且不完美的，人类认知能力存在局限性。

因此，人们不可能进行那种完美的最优化计算。个体并非追求“最大化”满足，而是追求“满意化”（Satisficing）——找到一个足够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穷尽所有可能性去寻找最优解。

西蒙的有限理性是对现实世界更贴近的描述，他通过证明现实中人类决策过程的局限性，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假设。

尽管西蒙的贡献带来了对新古典理性假设的修正，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后续的研究，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进一步揭示了人类决策中存在的各种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和启发法（Heuristics），表明即使在相对简单的决策情境下，人类行为也常常偏离概率论或逻辑推断出的“理性”标准。

这些研究强化了一种观点：人类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会受到情感、直觉、框架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总而言之，无论是新古典的完全理性还是心理学（包括行为经济学）所对照和批判的理性概念，其核心都围绕着一种外部的、可计算的、追求最优结果的标准。

他们认为，理性是关于能否根据某种客观标准（如效用函数、期望值、逻辑规则）进行准确计算并做出最优选择的能力。

2. 奥地利经济学的“理性”：目的性行动

奥地利经济学派，尤其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对“理性”的理解与上述观点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在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理论——行为学（Praxeology）中，理性并非某种特殊的计算能力或行为结果的属性，而是人的行动本身固有的特征。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Human Action）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行动即是人类有意识地追求某个预设目的的努力。

行动意味着人感到某种不适（felt uneasiness），并相信通过采取某种行动可以消除或至少减轻这种不适，从而达到一个在他看来比当前状态更令人满意的未来状态。

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理性就体现在行动的“目的性”上。**只要一个人的行动是旨在达成他所设定的某个目的，无论这个目的在我们看来多么奇怪，无论他采取的手段最终是否成功，他的行动本身就是理性的。

理性是行动的范畴，而不是对行动是否成功的评价。

米塞斯及其追随者强调，行动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它总是在意图（Intention）的指导下进行的。

行动不是无意识的反射或随机的抽搐，而是深思熟虑（尽管有时是快速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旨在通过改变现状来达成一个更符合行动者意愿的未来状态。因此，行动即是理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现。

那么，如果一个人采取了某个行动，但最终未能达到他想要的目的，这是否意味着他当时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呢？

**奥地利学派的回答是否定的。**未能达成目的，并非因为行动者“非理性”，而是因为他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上犯了错误。他可能对世界的运作方式了解不足，对采取特定手段会产生的结果预测失误，或者忽略了某些重要的约束条件。

这种错误是认识论上的错误（epistemological error），是关于对现实世界因果关系的理解不准确，而不是行为学上的非理性。

例如，一个人感冒了，想通过喝符水来治愈。他的目的是消除感冒带来的不适。他采取了喝符水这个手段，因为他相信这个手段能够达成目的。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定义，他的行动是理性的，因为它是有目的的。

如果喝符水未能治愈感冒，这并不证明他当时的行动非理性，而只证明他对符水与感冒之间的因果关系认知错误。

一个了解医学知识的人会选择吃药，同样是出于治愈感冒的目的，其行动也是理性的。成功与否，不影响行动本身的理性性质。

这种对理性的定义，将焦点从行为的“结果”或“计算过程”转移到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性”上。

它强调的是行动者主观的、内在的意图，而不是外部观察者根据某种客观标准进行的评判。这是奥地利学派理解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基石。

3. 主观价值与心理学计算的局限性：以实验为例

现在，让我们回到心理学通过实验来判断行为是否“理性”的例子。心理学家提出的经典情境是：今天100%获得100元（A），与明天50%概率获得300元（B），大多数人选择A。心理学家计算期望值：100% 100元= 100元，而50% 300 = 150元。由于100元小于150元，他们得出结论：选择A的人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没有最大化期望值。

从奥地利经济学的“人的行动”视角来看，这种判断是完全不成立的。奥派学者认为，无论选择A还是选择B，甚至是两者都不选，都是符合理性的行为。原因在于：

首先，价值是主观的（Subjective Value）。心理学家基于货币金额的期望值计算，预设了货币价值对所有人都是线性的且可以客观衡量。

然而，奥派强调，物品或服务的价值并非其内在属性，而是由评估它的个体赋予的，并且这种价值是边际的（Marginal）和情境化的。

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100元和300元的差异微不足道；对一个急需钱吃饭的人来说，今天的100元可能远比明天可能得到的300元更有价值。

每个人对相同数额金钱的边际效用、以及这些效用带来的满足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这种价值的主观性使得任何基于外部、客观标准的效用或期望值计算都变得武断且无法捕捉个体内心的真实偏好。

其次，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普遍更看重当前的满足而非未来的满足，即使未来的满足在数量上更大。

选择今天确定的100元，反映了行动者较高的现在偏好（Present Preference）。他们可能因为对未来（明天）的不确定性（即使概率已知，但未能到手之前总有变数）、急切的当前需求、或者仅仅是因为偏好即时满足，而认为今天的100元带给他们的主观价值，要高于明天50%概率获得的300元的主观期望价值。

这种基于时间偏好的选择，是完全理性的，是根据行动者内在价值排序做出的决策，即使这个排序不符合外部观察者基于期望值进行的排序。

奥派认为，心理学家试图用概率计算来判定行为是否理性，并声称要“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选择，其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行动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与外部观察者的客观计算。

计算期望值是外部观察者基于特定模型进行的分析，它或许在某些宏观层面或对赌场的盈利有意义，但它无法穿透个体的主观世界，理解其内在的价值排序和动机。

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的各种“偏差”，从奥派视角来看，很多并非“非理性”的证据，而是个体主观价值、时间偏好、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感受以及在复杂情境下采用启发式（作为一种应对认知局限的理性策略）的体现。

将这些行为贴上“非理性”的标签，并试图通过某种外部标准去“纠正”，是忽视了人类行动的本质特征。

4. 不确定性与风险：计算的界限

新古典经济学和心理学对“理性”的理解，往往暗含着对风险（Risk）而非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关注。在它们使用的模型中，风险是指那些未来结果未知，但所有可能结果及其发生的概率是已知或可以精确估计的。

例如，抛硬币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概率是50%。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期望值计算是可能的。

然而，正如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和米塞斯所强调的，现实世界中的人类行动绝大多数不是在风险环境下进行的，而是在真正的不确定性（True Uncertainty）下进行的。

不确定性是指未来的结果未知，而且所有可能的结果本身或者其发生的概率是未知或根本无法量化的。

人类的创新、创业、投资、职业选择等重大决策，都发生在不确定性之中。我们无法提前知道新产品是否会成功，投资是否会盈利，选择的职业前景如何，更无法为这些结果赋予精确的概率数字。

在不确定性面前，那种要求拥有未来所有知识并进行100%确定性计算的“完全理性”概念显得苍白无力。

**有限理性虽然承认信息不完美，但其分析框架仍然常常倾向于在给定某些约束和信息的条件下进行某种形式的优化。**而心理学的概率计算，则更依赖于对风险的假设。

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类在不确定性下的行动，并非基于概率计算，而是基于主观的预期（Subjective Expectations）和企业家判断（Entrepreneurial Judgment）。人们根据自己对未来的理解、掌握的信息、经验、洞察力，形成对未来可能情境的主观预判，并据此采取行动。这种判断本质上涉及不确定性和错误的可能性.

失败或结果与预期不符，不是因为行动者非理性，而是因为他们对不确定未来的预判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探索和应对未知世界的常态。市场过程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调整、通过行动试错来发现和传播知识、纠正错误预期的过程。

如果将“理性”狭隘地定义为在已知概率下最大化期望值，那么在真正的不确定性面前，所有的人类行动都将显得“非理性”，因为根本不存在可供计算的客观概率分布。

奥地利学派的理性观则能够很好地解释不确定性下的行动：行动者仍然是理性的，因为他有目的地采取行动，即使他对未来的预期是主观的且可能不准确。

因此，试图用基于风险和概率计算的“理性”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在不确定性下进行的复杂人类行动，不仅是概念上的混淆，更可能导致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误判。

5. 误用“理性”的危险：通往干预主义的陷阱

对不同学科“理性”概念的混淆和误用，特别是采纳那种将理性定义为可计算、可衡量的“最大化”或“最优”行为，并认为人类普遍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观点，暗藏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潜在推论：既然个体是“非理性”的，不足以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那么就需要外部力量——通常是政府或专家——来干预和指导他们的行为，以避免他们的“盲目”选择，帮助他们达到“更理性”或“最优”的结果。

这种逻辑链条，与心理学家通过概率计算证明人们“总是不明白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哪里”，进而可能主张某种形式的干预，是如出一辙的。

它也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基于“市场失灵”概念（例如信息不对称）而提出的政府干预主张有着类似的内在逻辑。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当市场交易的一方拥有另一方没有的关键信息时，可能导致市场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构成“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通过监管等方式来“纠正”。

然而，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信息从来就不是对称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完美。信息是高度分散的、情境化的、甚至是缄默的（tacit knowledge），是通过行动和市场过程不断被发现和传递的。

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发现和协调的动态过程。声称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需要政府干预，是预设了一个完美信息的理想状态作为基准，而现实永远无法达到这个基准。这种干预往往会扭曲价格信号，阻碍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发现过程，反而可能导致更低效的结果。

同样，基于个体“非理性”的判断来为政府干预辩护，也是预设存在一个外部的、客观的、能够准确判断个体“真正”利益在哪里的标准或权威。这种观点忽视了以下关键点：

**1. 主观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没有人（包括专家和政府官员）能够真正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了解其真实的价值排序、偏好强度和对未来的主观预期。个体的主观价值是不可通约和不可比较的。一个外部观察者认为对个体“最优”或“最理性”的选择，可能与个体自身的价值判断完全不符。

**2. 知识的分散性：**关于如何最好地实现个体目标所需的知识，分散在无数个体的心智中，并且很多是情境性的和缄默的。任何中心化的机构都不可能收集和处理所有这些分散的知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强调，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一个能够利用分散知识的协调机制，通过价格信号传递信息。

**3. 干预的非预期后果：**政府干预是强制性的，它扰乱了个体自愿的行动计划和市场自发的协调过程。干预者本身也面临信息不完美、激励扭曲以及行动在不确定性下的非预期后果。旨在“纠正”个体非理性或市场失灵的干预，往往会制造出新的、更严重的失灵。

**4. 自由与责任：**奥地利学派高度珍视个人自由。自由意味着个体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偏好做出选择，即使这些选择在旁人看来是“错误”或“非理性”的。相应的，个体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如果因为担心个体“非理性”而剥夺其选择的自由，实际上是剥夺了其成为自主个体的尊严，并可能导致对政府权力过度膨胀的危险。

行为经济学的一些研究，虽然揭示了人类决策中有趣的模式和偏差，但如果被过度解读为证明人类普遍“非理性”并用以论证政府 paternalistic 干预（家长式干预），就滑入了危险的境地。

例如，基于人们储蓄不足的“非理性”判断而强制实施养老金计划，基于人们对健康食品选择不足而征收“肥胖税”，或者基于人们投资“不理性”而限制投资渠道。

这些干预措施，无论其意图多么良好，都建立在外部观察者自认为比行动者更了解其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与奥地利学派对人类行动、主观价值和不确定性的理解是背道而驰的。

6. 市场作为发现过程与错误的重要性

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市场不是一个静态的完美均衡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发现过程。

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们通过对未来市场条件的判断和预期（在不确定性下），投入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

成功的企业家是那些对未来判断更准确的人，他们的盈利是对其服务消费者需求的奖励。失败的企业家则是那些判断失误的人，他们的亏损是对其资源误用的惩罚。

在这个发现过程中，错误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体在行动中犯错（即采取的手段未能达成目的），并不是非理性的标志，而是学习的机会。

市场通过利润和亏损的信号，帮助行动者识别和纠正错误。正是无数个体的试错、学习和调整，推动了经济的演进、创新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如果政府或其他外部机构以“纠正非理性错误”为名进行干预，实际上是干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试错和学习过程。

通过补贴成功的行动（即使是偶然成功），惩罚失败的行动（即使是大胆的尝试），或者限制某些“容易犯错”的选择，干预者可能无意中阻止了新知识的发现、创新精神的发挥，并维护了僵化的结构。

例如，监管机构可能禁止被认为“风险过高”的投资工具，理由是普通投资者可能“非理性”地投资导致亏损。

然而，这种禁止不仅剥夺了那些理解并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获得潜在更高回报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阻碍了金融市场在风险定价和产品创新方面的探索和发展。

从奥派看，亏损不是非理性，而是不确定性下判断错误的自然结果，是市场传递的信息，是学习的代价。剥夺犯错的机会，也剥夺了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7. 结论：警惕“理性”的陷阱

我们通过对比新古典经济学、心理学和奥地利经济学对“理性”的不同定义，揭示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

新古典和心理学的“理性”通常是关于外部的、可计算的、追求最优结果的标准；而奥地利经济学的“理性”则是人类行动本身固有的目的性特征。

误用这些概念，特别是将基于外部计算标准的“理性”概念应用于复杂的人类行为和市场现象，并以此为依据判断个体或市场“非理性”，不仅是对奥地利人类行为学原理的无知，更可能成为为政府干预、限制个人自由和扭曲市场过程辩护的危险工具。

心理学家的实验或许能揭示人类在特定情境下行为的一些有趣模式，行为经济学也丰富了我们对决策过程的理解。

但我们必须极其谨慎，**不要简单地将观察到的“偏差”等同于普遍的“非理性”，**更不能以此为由主张外部力量可以或应该替个体做决定。

奥地利经济学提醒我们，尊重个体的主观价值、时间偏好、在不确定性下进行判断的权利以及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是理解和构建自由繁荣社会的基础。

当我们听到有人声称个体或市场是“非理性”的，需要被“纠正”时，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这很可能是一种危险信号，预示着基于对“理性”概念的误解，正试图合理化对个人自由和自发市场秩序的侵犯。

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使用“理性”一词。在讨论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时，清晰界定我们所使用的“理性”概念是至关重要的。

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承认人类行动天然的理性，即便是在不确定性中摸索、在试错中学习，是理解真实世界、尊重个体自由、并警惕各种形式干预主义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