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句“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被写进了官方通报。

说这句话的人，是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通报称，他在2022年至2025年担任毕节市委书记期间，对化债工作不抓不管，放纵违规化债等乱象滋生，坐视债务风险扩大。其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2024年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仅为20%，在贵州省排名倒数第一。

从行政责任看，一个在任官员不能一边占有职位和权力，一边说历史问题与自己无关。更何况，通报所指出的并不只是没有偿还旧债，而是任内对风险放任不管，债务余额还继续增加。用一句“前任欠的”来替自己卸责，当然说不过去。

但如果文章写到这里就结束，真正的问题反而被掩盖了。

我在微博上评论说：“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行政体制的公共属性，无人会真正担责。公有地悲剧由此产生了。”

前任借债，后任化债，百姓还债。前任和后任都没有拿自己的财产作抵押，债权人最后追索的，也不是哪一位官员的房产和存款。既然如此，人们就该继续追问：这到底是谁欠的债？谁同意借的？谁享受了支出？又凭什么让没有在借据上签字的百姓还？

01、吴胜华错在哪里？

先把两个问题分开。

第一个问题，是职位责任。一个人既然接受了行政职位，就接受了该职位在现行制度下的职责。存量债务已经摆在账上，逃避、拖延，甚至继续放大风险，都不能用“不是我借的”来开脱。吴胜华的问题，不是他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疑问，而是他把这个疑问当成了不履行职责的挡箭牌。

第二个问题，是公债本身的正当性。后任官员负有处理存量问题的行政责任，不等于普通百姓就天然负有替历届官员偿债的道德义务。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遗憾的是，许多评论只会说“新官要理旧账”“政府必须讲信用”。听起来义正词严，却把最关键的主体悄悄换掉了。旧债并不是由新官用自己的工资偿还，也不是由前任用自己的家产偿还。所谓“政府还债”，最终无非几条路：增加税费、压缩其他支出、出售资产，或者借新还旧；如果货币和信贷工具介入，还可能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让所有持有货币的人承担损失。

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前任欠的债，后任该不该还”，而是“官员欠的债，凭什么让百姓还”。

02、私人债务为什么必须还？

要讲清楚公债，先要讲清楚私人债务。

我向你借100万元，答应一年后还本付息。这是一项私人契约。钱由你自愿交给我，承诺由我作出，还款来自我的收入和财产。你会考察我的信用、现金流和抵押物，我也知道一旦判断错误，损失首先落在自己身上。

罗斯巴德对私人债务的态度非常严格。他认为，债务人拒绝偿还，实质上侵害了债权人的财产权。契约之所以必须履行，不是因为“信用”两个字听起来高尚，而是因为债务人已经自愿处分了属于自己的未来财产。

私人债务中，权利、收益、风险和责任可以对应起来。借款人享受提前使用资源的收益，就要承担偿还责任；债权人获得利息，也要承担识别风险的责任。判断错误的人，不能随便把账单塞给第三人。

这正是市场约束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一个债台高筑的人，会面对更高利率，甚至再也借不到钱；一个把钱借给高风险对象的债权人，也可能损失本金。价格和亏损会阻止同一种错误无限重复。

03、公债根本不是普通私人债务

政府举债完全不同。

作出借款决定的是官员，使用资金的是行政机构及其安排的项目，负责偿还的却是未来的纳税人。官员通常不会为债务提供个人担保，不会因为项目失败就拍卖自己的住宅，也不会因为地方财政资不抵债就把自己的退休金交给债权人。任期结束，他可以离开；债务和利息却继续留在账上。

债权人看中的，也往往不是某位官员的生产能力，而是行政机构未来征税、收费和调动资源的能力。所谓“政府信用”，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债权人相信未来仍有人可以从百姓口袋里拿钱还债。

罗斯巴德因此反对把公债和私人债务混为一谈。他说得非常清楚：私人借款人承诺的是自己的钱，政府借款人承诺的却不是官员自己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借贷双方在处分第三人的未来财产。

这就是公债的伦理难题。今天的居民没有逐笔同意，尚未出生的人更不可能签字，但他们一出生，就可能被告知自己继承了上一代行政机构的债务。私人社会里，如果甲和乙签约，约定由丙付款，这份约定当然不能自动约束丙。可一旦换成公共债务，最荒唐的结构反而被包装成了“信用”。

04、公共属性，为什么必然制造公有地悲剧？

公有地悲剧并不神秘。

一块土地如果人人都可以使用，却没有清晰的产权人承担价值下降的损失，那么每个人都有动力在今天多拿一点，把耗损留给所有人。收益归自己，成本由大家分担，结果当然是资源被过度使用。

行政体制中的财政能力，也是一块巨大的“公有地”。每一任官员都可以调用税收、土地、公共资产和未来财政收入，却不是这些资源的所有者。建设项目、扩大支出和短期成绩，可以在任内体现；本金、利息和资产贬值，却可以留给继任者和未来纳税人。

这不是某个人品格特别坏，而是激励结构本身如此。前任有动力把未来收入提前花掉，后任有动力把旧债继续往后滚。每一任都只管理几年，却都可以动用几十年的偿付能力。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在“发展”，真正承担损失的人却没有参加决策。

有人说，可以靠问责解决。可问责通常发生在损失已经形成之后，而且承担的是职务或纪律责任，不是与损失等额的个人财产责任。一个项目浪费10亿元，不会因为处理了几名干部，10亿元就重新回到社会。资源一旦消耗，资本一旦错配，代价仍由普通人承担。

这就是我所说的“行政体制的公共属性，无人会真正担责”。不是说没有任何人会被处分，而是说没有人像私人业主那样，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决策后果。没有剩余索取权，也没有完整的剩余亏损责任，所谓“公共负责”就很容易变成人人表态负责，最终无人对资本损失负责。

05、霍普早就解释了这种激励

霍普在《民主：失败的上帝》中分析过私人所有者与临时管理者的差别。一个私人所有者不仅关心今天能从资产中获得多少收入，也关心资产未来的资本价值。过度消耗资产，会直接让他变穷，也会让他的继承人蒙受损失。

公职代理人却不同。他只能暂时控制公共资源，不能把整个资本价值合法卖掉带走，也不必对长期贬值承担完整的个人责任。于是，他更有动力扩大当期支配，降低对未来的重视。

霍普专门把这种逻辑用于公共债务：私人统治者及其继承人至少可能被视为对债务负有个人责任，资不抵债时可能破产并清算资产；现代公职人员却不对公债承担个人责任，债务被称为“公共的”，交给未来同样不负个人责任的政府继续偿还。

这段分析，几乎就是“前任借债、后任化债、百姓埋单”的理论说明。问题不只是某一任官员不愿还债，而是每一任官员都没有充分理由阻止上一任举债，也没有充分理由为下一任保存财政资源。只要债务可以被不断社会化，公有地悲剧就不会因为多开几次会议、多发几份文件而消失。

06、罗斯巴德真的主张政府可以赖账吗？

答案是：他明确主张拒付公债。

在《拒付国债》一文中，罗斯巴德直接提出，应当公开拒付政府债务。他甚至认为，公债拒付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债权人以后不敢再轻易把私人储蓄交给政府挥霍，从而切断政府继续扩张的融资渠道。

但千万不要把他的观点歪曲成“政府可以随便撒谎”“契约都可以不守”。恰恰相反，罗斯巴德对私人契约和私人债务极为严厉。他之所以支持拒付公债，正是因为公债不是由两个合法产权人拿自己的财产签订的普通契约。

官员拿到钱，债权人拿到一张未来收款凭证，两者约定将来由纳税人付款。纳税人既不是借款人，也没有逐笔同意，更没有取得与债务相对应的产权。既然官员无权把别人的未来收入抵押出去，纳税人就没有天然的道德义务承认这份安排。

罗斯巴德还特别反对用印钞和通货膨胀偿债。那只是一次更隐蔽、更具破坏性的违约：债券名义上还了，货币购买力却被稀释，现金储蓄者和固定收入者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代价。与其偷偷赖账，他宁愿公开拒付，让责任和损失直接暴露。

他也提出过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把政府当作资不抵债的机构，出售其掌握的资产，按比例偿付债权人，而不是再向纳税人加税。这个思路至少守住了一条清楚的产权边界：债务应当由举债机构控制的资产承担，而不是继续从无辜第三人身上抽取。

07、霍普也认为公债可以不还吗？

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证实，但要说得准确。

霍普在其系统著作中，重点论证的是公债为什么会不断增长：公职人员不是债务的个人责任人，债务却可以交给未来政府和未来纳税人。这构成了他对公债的主要理论分析。

而在2025年一次演讲的整理稿中，霍普谈到阿根廷的前任债务时，说得更加直接：按照罗斯巴德的立场，可以宣布前任承担的债务到此为止，不再偿还；因为政府债务不是必须偿还的普通私人债务，真正要付钱的是未来的阿根廷纳税人。

罗斯巴德明确主张公债拒付，霍普也公开认可这一立场。需要修正的只是措辞：不是“政府欠债可以不讲信用”，而是“政府公债不具有私人债务那样当然的契约正当性，纳税人可以拒绝承认别人替自己签下的债务”。

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前一种说法容易被理解为鼓励机会主义，后一种说法讨论的却是产权边界：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权利承诺用另一个人的财产还债？

08、拒付公债，债权人的损失怎么办？

反对者会立刻问：公债不还，购买债券的银行、机构和个人怎么办？金融市场怎么办？养老金怎么办？

损失当然存在。债务一旦积累到无法承受，就不存在让所有人毫发无损的魔法。问题只在于：损失应该由自愿提供资金、并获取利息的人承担，还是由没有签字、没有选择的纳税人承担？

债权人并非不知道政府靠什么还债。他们之所以愿意购买公债，往往就是相信行政机构拥有稳定征税能力，甚至相信出现风险时，总会有更高层级的信用、更多税收或新增货币来兜底。收益来自这种预期，风险就不能永远转嫁给第三人。

当然，现实中的公债早已通过银行、基金、保险和养老金渗透到社会各处，突然拒付会造成巨大震动。但这种震动不是拒付凭空制造的，而是过去的举债已经把太多人的财产绑在未来税收上。越用“稳定”作理由把问题往后拖，牵连的人只会更多，最终代价只会更大。

真正危险的，不是债权人从此不敢再借钱给政府。恰恰相反，如果拒付能够让政府融资变得困难，让公共部门无法再轻易抵押未来收入，这反而是对普通人的保护。私人储蓄不再源源不断流入没有利润检验、没有产权责任的项目，才可能回到真正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生产之中。

09、别再用“政府信用”吓唬百姓

“政府必须讲信用”，是一个极具迷惑性的说法。

信用当然重要。但信用不是脱离产权的道德口号。一个人只有权拿自己的财产作出承诺，没有权拿邻居的工资、子女的收入和未来陌生人的劳动成果作担保。越是可靠地强迫第三人付款，越不能证明原始契约正当。

如果所谓政府信用，是让市场相信无论前任借了多少钱，后任都能通过加税、收费、卖地或货币贬值让百姓还上，那么这种“信用”越强，官员举债的约束反而越弱。债权人越放心，公共部门越容易借钱；公共部门越容易借钱，未来纳税人的负担越重。

有人担心，拒付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可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在私有产权、自愿交换和责任自负之上，不是建立在行政机构可以替第三人签无限借据之上。把公债当成神圣契约，才是在用市场经济的词汇，为非市场的强制融资辩护。

真正尊重契约，就必须先尊重签约资格。真正强调责任，就必须让决策者承担损失。真正保护信用，就不能把征税能力伪装成偿债能力，把百姓的财产伪装成政府自己的资产。

结语：谁有权替百姓借钱？

吴胜华说“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如果用来逃避任内职责，这句话当然不能成立。职位不是只享受权力、不处理问题的许可证。他任内放任风险继续扩大，更不能归咎于前任。

但他无意中暴露了行政体制最真实的一面：前任不会真正还，后任也不会真正还。所谓“政府还债”，最后是普通人通过税费、公共服务缩水、资产处置和货币购买力下降来还。

所以，不要只盯着哪个官员愿不愿意接旧账。更重要的问题是：谁给了任何一任官员抵押未来纳税人财产的权力？

要终止公有地悲剧，不是要求每一任官员更忠诚地接过债务，而是停止把财政能力当作无人所有、人人可以透支的公共资源。减少支出，停止新增隐性债务，出售公共资产偿付既有债权，把更多资源还给私人生产和自愿交易。绝不能再以“讲信用”为名加税，更不能用通货膨胀偷偷赖账。

前任借，后任还，百姓付。这不是责任制度，而是把无人真正负责的制度，包装成了信用。

真正需要回答的，从来不是前任欠的债该由哪一任官员来还。

而是：前任欠的债，凭什么让百姓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