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两个未成年人事件，让我们看到了魔幻的现实世界。

校园霸凌事件总是如此相似，江油校园霸凌事件也一样。8月2日几个小姑娘把另一个女孩拖进小黑屋，殴打、侮辱、拍视频一条龙，业务熟练得像是“职业选手”。

结果呢？一个批评教育，一个治安处罚，轻飘飘像羽毛落地。受害者父母撕心裂肺地跪在地上，而法律，像个高冷的服务器，冷静地弹出一个窗口：操作合法，流程结束。公众的愤怒像火山喷发，但喷完之后，一切照旧。

很多人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别问了，这是“为了孩子好”，“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心智不成熟”。

另一边，深圳华强北前段时间兴起了儿童送外卖热潮。华强北有大量的上班族点外卖，但此处地形复杂，高楼密布，写字楼里如迷宫，骑手如果直接将外卖送到顾客手中，要排队等电梯，而且到了楼里面还容易迷路，这样就容易送餐超时被处罚。

放暑假的孩子们没事干，就接过外卖小哥的接力棒，凭借熟悉地形和楼内结构的优势，打通了送餐服务的“最后100米”。

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交换。外卖小哥节省了时间，付出一两块钱，但是可以送更多的订单；孩子们自食其力，增加了对市场的体验和对社会的感知力，赚得了零花钱，减轻了父母的负担；上班族顾客们更不用说，体验到了更加快捷的外卖服务。

然而，这个市场杰作，被许多人打着高尚的名义叫停了，成了昙花一现的现象。他们担心儿童的安全，担心别人压榨他们，担心外卖的安全，担心孩子不上学，各种担心。

在这两件事之间，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暴露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一个深层次、结构性的失衡问题：我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正在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对施暴者的过度宽容，一边是对自力更生者的过度干预。

这种失衡不仅扭曲了法律的公正性，也剥夺了部分未成年人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它让“保护”二字逐渐脱离了“促进成长”的本意，沦为对行为的机械回避与责任的系统性推卸。

四川江油一起校园霸凌事件震惊全国。一名14岁女生赖某某被同龄人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等人强行脱衣、扇打、拍摄视频并上传网络。施暴者甚至在过程中叫嚣：“又不是没进去过，不到二十分钟就出来。”警方调查后，仅对两名主要施暴者作出治安拘留、罚款处理，并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另一名13岁的参与者则仅被批评教育。

这一处理结果，表面上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实则暴露了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在面对恶性暴力时的“保护性失效”。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仅对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类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而本案中的殴打行为虽造成身心重创，但因未达“轻伤”标准，无法构成刑事犯罪。这使得法律在面对“非致命但极具羞辱性”的暴力时，几乎无能为力。

更令人担忧的是施暴者的态度——“进警局十多次”。这句话背后，是多次轻微违法行为被反复“调解—教育—释放”的循环。每一次处理都停留在治安处罚层面，既未形成有效威慑，也未建立行为档案。久而久之，施暴者形成一种认知：“只要不到16岁，打人不会坐牢。”这种“未成年免责”的心理预期，正在助长校园暴力的重复发生。

对于未达刑责年龄的未成年人，现行制度主要依赖“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然而，这种措施本质上是教育性的，而非惩罚性的。矫治周期通常为6个月至3年，内容以心理辅导、行为矫正为主，缺乏强制性与社会隔离性。与成年罪犯可能面临的数年监禁相比，这种“保护式隔离”更像是“换个地方上学”。

更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完全忽视了被害人的感受与诉求。赖某某遭受的是公开羞辱、身体伤害与长期心理创伤，而施暴者却在短时间内回归社会，甚至可能继续在同一地区生活、学习。法律没有赋予被害人及其家庭任何参与裁决的权利，也没有建立“修复式司法”机制来促成道歉、赔偿或心理和解。

这正是当前制度最致命的问题：我们在决定如何对待施暴者时，把“年龄”当作唯一标准，却把“伤害”和“正义”排除在外。

与江油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圳华强北出现的一群“跑楼儿童”。这些年龄在10至14岁之间的孩子，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放学后或暑假期间，帮助外卖骑手将餐品送上高楼，每单收取1-2元酬劳。他们熟悉楼宇结构，行动灵活，极大提升了配送效率，受到骑手和部分居民欢迎。

然而，当地街道办很快以“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高温烫伤风险”为由叫停该行为，并组织暑托班、延长图书馆开放时间作为替代方案。

这一干预看似出于“保护”，实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善意暴力”。

街道办声称叫停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并未公布任何实际事故数据。事实上，这些儿童多在熟悉小区活动，路线固定、时间短、报酬低，属于高度可控的社区协作。他们并非在车流中穿行，而是完成“最后100米”的步行递送。

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是自愿参与的。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赚取零花钱的方式，更是融入城市、建立自信、锻炼社交能力的过程。一个孩子说：“我帮爸爸多赚点钱，还能请同学吃冰淇淋。”这种通过劳动获得尊严的体验，远非被动接受托管服务所能替代。

政府推出的暑托班、图书馆延时服务，表面上提供了“安全去处”，实则将儿童置于“被照看”的客体地位。这些服务缺乏互动性、创造性，也无法满足务工家庭子女对经济参与和社会连接的需求。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切断了底层儿童通过劳动实现微小经济自主的可能性。在一个阶层流动日益困难的社会中，连送外卖都要被禁止，意味着这些孩子从起点就被剥夺了“靠自己努力改变生活”的路径。这不是保护，是制度性固化。这是“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

为何我们一边纵容暴力，一边禁止劳动，实施善意的暴力？难道我们要保护的是暴力行为吗？

江油与深圳两起事件，映射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根本矛盾：我们用同一套“未成年身份”逻辑，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

这种双重标准的根源，在于立法思维中对“行为”与“主体”的混淆。我们不是根据行为的性质来判断是否应受限制或惩戒，而是简单依据“是否为未成年人”来决定是否豁免或禁止。

这导致两个极端后果：

- 对暴力行为者：无论其主观恶意多强、行为多恶劣，只要未达刑责年龄，一律轻罚，甚至不予追究；

- 对劳动实践者：无论其劳动多么安全、自愿、有益，只要涉及“工作”，一律视为剥削，必须禁止。

法律本应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而不是制造身份特权的机器。

要破解当前困境，必须跳出“年龄至上”的教条，建立以“行为性质”为核心的分级治理体系。

所谓“以牙还牙”，并非鼓吹私刑或肉体报复，而是强调：正义的实现，必须回应受害者的痛苦与期待。当前司法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被害人排除在决策之外。

我们应推动以下改革：

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借鉴英美法系经验，对于已满12周岁、明知行为违法且具有明显恶意的未成年人，经司法机关评估后，可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本案中施暴者公然宣称“进过多次警局”，说明其清楚行为违法且无惧后果，应视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建立被害人参与机制。在处理未成年人暴力案件时，必须听取被害人及其监护人的意见。是否调解、是否移送专门学校、是否公开道歉等，都应纳入协商范围。法律不应单方面“代为决定”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处理方式。

唯有如此，才能让法律不再是施暴者的“保护伞”，而是被害人寻求正义的“支撑点”。

儿童参与劳动，不应被简单等同于“童工剥削”。在非危险、非强迫、低强度的前提下，适度劳动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层面明确：12岁以上未成年人可在监护人同意下，从事安全、自愿、低强度的社区服务类劳动（如跑腿、派发传单、公益协助等），不视为违法。

今天我们讨论的，不只是两起孤立事件，而是整个社会如何对待未成年人的问题。

在江油，我们看到法律对暴力的软弱；在深圳，我们看到政策对自主的压制。两者看似方向相反，实则同源：我们都把“未成年人”当作需要被隔离、被管理、被定义的特殊群体，而不是拥有权利与责任的独立个体。

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不应是单向的“ shielding（遮蔽）”，而应是双向的“empowerment（赋权）”：

- 对施暴者，要让他们明白：年龄不是免罪金牌，伤害他人必须付出代价；

- 对劳动者，要让他们知道：你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赢得尊重，社会不会因为你年幼就剥夺你的机会。

因此，我们必须确立新的原则：

> 对暴力，以被害者之痛为尺度，实现正义；

>对劳动，以儿童、父母之愿为前提，尊重自主。

这不是冷酷，而是成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会用“保护”之名纵容恶行，也不会以“安全”为由扼杀希望。它懂得区分：什啊，么行为必须惩戒，什么选择应当尊重。

当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规则中学会责任，在自由中获得尊严，我们的保护体系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