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这个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的词汇，正同时点燃着人类最极致的幻想和最深层的恐惧。

媒体、科技巨头与政策掮客们共同烹制着一席混杂着天堂福音与地狱警告的盛宴，其喧嚣几乎淹没了理性的思考。

一边，是那些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们，如同新时代的福音传道士，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布道：

AI——这尊被硅谷供奉起来的数字神祇——将把人类从一切繁重、琐碎乃至创造性的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

在他们描绘的图景中，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类只需沉溺于艺术与休闲的“后稀缺”黄金时代已触手可及。

另一边，则是末日论者、受白左意识形态浸染的大V以及脱离现实的专家们，他们敲响着凄厉的警钟：

AI这头无法控制的弗兰肯斯坦怪物，将如镰刀般收割数以亿计的工作岗位，彻底摧毁维系社会运转的职业结构，最终迫使一个仁慈而全能的政府，通过全民基本收入（UBI）这种现代版的“赎买”与“施舍”，来圈养那些被机器永久淘汰的、毫无用处的“过剩人口”或曰“无用阶级”。

这两种看似尖锐对立的未来图景，实则共享着同一个智力上的病灶，源于同一个致命的、反经济学常识的错误认知预设。

它们都未能理解，或者说，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刻意忽略了如同物理定律般不可动摇的人类行动法则。

所有关于“AI将终结工作、终结经济乃至终结人类价值”的喧嚣恐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又一次周期性发作的智力上的“庸人自扰”，是认知上的刻舟求剑。

永恒的稀缺：经济学永不湮灭的基石

技术，无论它发展到多么令人目眩神迷的程度，能改变的，永远只是我们调配资源的具体方式、提升我们达成目标的效率。

它如同一阵越来越强的风，可以推动我们的帆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航行，但它永远无法改变航船之所以存在所需要的基本前提——那片广阔无垠、资源有限而欲望无限的海洋。

这个前提，就是经济活动之所以存在的那个最根本、最永恒的前提——稀缺性。

奥派先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动》中，早已用冰冷如手术刀般的逻辑，阐明了这个不容置疑的出发点：“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

人类之所以需要行动，之所以需要进行精细入微的经济计算，其根源在于我们意欲实现的目标，其数量与层级，永远多于、高于我们当下所能支配的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我们的欲望——从基本的温饱到无限的精神追求——本质上是无限的，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边界；

而我们拥有的时间、物质资源、体力与脑力，却始终是有限的。

这种“手段相对于目的的不足”，即是稀缺性。

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境况，是奥派经济学这座宏伟大厦赖以建立的、不可撼动的基石。

现在，让我们紧握这把由米塞斯锻造的、名为“稀缺性”的逻辑钥匙，来彻底审视并解构那些看似言之凿凿的AI恐慌论。

让我们做一个最大胆的假设：一个全能型的超级AI，真的在一夜之间，自动化了人类社会现存所有工作中那枯燥重复、可被编码的99%的工作。

那又如何？

稀缺性就此消失了吗？

经济就此终结了吗？

答案是一个响亮的“不”！

因为人类的欲望，那种永不满足、永不停歇的向上力量，会如同气体充满容器一般，立刻膨胀到去填满那个被AI创造出来的、巨大的、新的可能空间。

当机器接管了衣食住行的基本生产，人们不会就此躺平，欲望的阶梯会自然延伸：

他们会渴望定制化的基因治疗以实现永生，会梦想着驾驶私人飞船殖民火星，会沉溺于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中体验无数种人生，会追求由AI辅助创作出超越贝多芬与莎士比亚的艺术杰作，会探寻宇宙的终极奥秘……

所有这些崭新的、激动人心的目标，立刻就会催生出对全新手段的庞大需求：

需要新的能源形式，需要更先进的材料科学，需要星际航行法，需要虚拟世界的伦理架构师，需要人机接口的神经科学家，需要能够理解并驾驭超级AI的“AI牧民”……

经济的本质，从来就不是某个特定的“工作”集合，比如耕田或纺纱。

经济的本质，是在稀缺性的约束下，不断地将有限的手段，以最高效的方式，配置到那些由个体主观价值评判所决定的、最有价值的人类需求满足过程中去。

AI，不过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其强大的新出现的手段而已。

它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可用手段”的集合，但它非但没有消除那个“选择”与“权衡”的根本问题，反而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

当手段变得空前丰富时，如何在近乎无限的目标中做出排序和抉择，如何将新手段分配到各个竞争性用途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更为精妙的经济计算问题。

只要我们还需要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只要我们还需要决定如何分配我们的时间、注意力与资本，经济计算、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就永远是驱动人类文明前进的核心引擎。

AI的到来，不是经济学的丧钟，而是其原理在更广阔舞台上的一次盛大演出。

价值的真相：创造性破坏与市场的自发秩序

那些将“就业岗位”简单等同于“价值创造”的陈腐论调，是所有AI恐慌论中最为顽固、也最为愚蠢的谬误。

这种“以工作为中心”的僵化思维，完全颠倒了价值产生的因果关系，是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幽灵在数字时代的还魂。

价值，从来就不是由投入了多少劳动时间或耗费了多少汗水来客观决定的。

这一马克思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错误，早已被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创的“边际革命”所颠覆。

价值是主观的。

一件商品或服务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内在的物理属性，也不是因为它凝聚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仅仅是因为它处于特定情境下的某个行动个体，主观地相信它能够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

钻石之所以昂贵，并非因为开采它多么艰辛，而是因为人们主观上渴望用它象征爱情；

一杯水在沙漠中价值连城，在泉边却几乎无价，这变化的绝非水的物理性质，而是人的主观评价情境。

因此，用AI自动化来取代那些繁重、重复、低效乃至危险的人类劳动，并不会“摧毁”价值。

恰恰相反，它正是在遵循市场指令，进行一场巨大的价值创造。

因为它把人类社会最宝贵、最稀缺的终极资源——人类的创造力、判断力、审美力和企业家精神——从那些低价值的、机械性的用途中强制性地解放出来，让这些高级要素能够被市场信号重新引导并配置到那些由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所指引的、更高价值的创造性活动中去。

AI不是在消灭工作，它是在升级“工作”的定义。

历史，这间最伟大的实证实验室，已经用波澜壮阔的篇章，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必然性与进步性。

案例一：农业机械化与“失业”的农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开始普及，当时的悲观论者与今天如出一辙，他们哀叹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将“永久性失业”，社会结构将因失去根基而崩溃。

结果如何？

这些被农业“淘汰”的人口，并没有沦为流浪汉或“无用阶级”，他们被城市蓬勃发展的工业部门所吸收，成为了工厂的工人、工程师、销售员、管理者。

他们不仅找到了新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进入的生产体系，其生产率与产出价值远非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可比。

社会总财富暴增，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我们今天视若平常的现代城市生活，正是那次“失业危机”的最终成果。

案例二：ATM机与银行柜员。

一个更贴近数字时代的例子是自动取款机（ATM）的引入。

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人预测ATM机将导致银行柜员大规模失业。

事实上，ATM机的确接管了大量的现金存取业务。

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银行因为运营成本下降，得以开设更多的支行，并将柜员的工作重心从简单的交易处理，转向了更具价值的客户服务、财务咨询和产品销售等复杂业务。

在美国，银行柜员的数量在ATM机普及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减少，反而在某些阶段有所增加，只是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

这个过程，被约瑟夫·熊彼特精准地概括为“创造性破坏”。

它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核心。

每一波重大的技术浪潮，都如同一场风暴，会摧毁一些旧的、效率低下的产业形态和岗位，带来暂时的混乱与阵痛。

但紧随其后的，绝不是废墟与沉寂，而是新产业、新职业、新服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带来的是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更丰富的商品服务选择和更优越的整体生活水平。

AI，不过是这个宏大、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中掀开的最新一章。

市场，通过价格、利润和亏损这些无与伦比的信号系统与激励机制，永远在自发地、动态地、高效地进行着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与迭代更新，其智慧与预见性，远超任何个人或组织的集中规划。

计划经济的幽灵：为何“管理”AI转型是条通往奴役之路

自发的市场秩序，恰恰揭示了那些主张由政府成立专门机构、通过产业政策、巨额补贴和再培训计划来“管理”AI转型的提议，不仅是天真幼稚的，更是极其危险和傲慢的。

这背后隐藏的，是那个20世纪已被证明彻底失败的幽灵——中央计划经济的还魂。

哈耶克关于“知识问题”的划时代洞见，在AI时代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具警示意义。

哈耶克指出，一个社会的经济知识，并非以集中、完整的形式存在的。

恰恰相反，这些知识是零散的、隐默的、瞬息万变的，它们分散在千百万个独立的个人头脑中：

企业家知道其特定市场的微妙变化，工程师知道技术实现的潜在瓶颈，消费者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改变的偏好。

任何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无论它配备了多么强大的AI，都永远无法全面收集、及时处理这些分散在海量个体中的、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知识。

它无法替代市场这个由无数参与者共同构成的、分布式、并行处理的、通过价格信号来浓缩和传递信息的伟大计算过程。

试问，一个由技术官僚、政客和所谓“专家”组成的“国家AI转型委员会”，怎么可能预见到未来哪些技能会变得最重要？

哪些今天还不存在的全新商业模式会突然涌现？

消费者的偏好明天会因何而演变？

他们不可能知道。

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基于过去的、已经凝固的数据，来规划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这就像试图通过观察昨天的天气，来精确规定明天每个人应该穿什么衣服。

他们试图用纳税人的钱进行补贴、设计出脱离市场需求的“再培训”计划、乃至推行扭曲劳动力价格的全民基本收入（UBI）来“管理”和“缓冲”这一过程，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扭曲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使得资本和劳动力无法流向真正有价值的新领域；

保护那些本该被淘汰的落后产业和岗位，阻碍资源的有效重组；

扼杀未知的创新，因为所有创新在诞生之初，都必然是计划外的、看起来“不靠谱”的。

他们所谓的“有序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最深层次的、对市场自发秩序的破坏。

他们不是在帮助社会适应未来，而是在用过去的僵化思维和既得利益的锁链，来试图锁死那扇通往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的大门。

全民基本收入，这个看似仁慈的构想，实则是将公民变为依附于国家权力的现代佃农，摧毁其自立精神与奋斗动力，最终导向一种温和的、数字时代的农奴制。

结语：拥抱不确定性，相信人的行动

忘记那些关于“后工作社会”的廉价科幻幻想和其滋生的同等廉价的恐惧吧。

人工智能，这场由人类智慧点燃的技术之火，并非洪水猛兽，也非救世主。

它只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一件威力空前强大的新工具。

它的意义，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

是在一个自由、开放、尊重财产权与契约精神的市场经济框架下，让它服务于无数个体自发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

还是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让它成为强化计划、固化阶层、扼杀异见的终极工具。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面对AI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尤其是对那些试图利用这种恐惧，来扩大权力、践踏自由市场的政策的恐惧。

自由放任——即坚定地保护私有财产权、尊重契约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审慎地维持健全的货币体系，然后谦卑地退后一步，让市场中无数自由的个体在规则的框架内自己去探索、试错、竞争与合作——这永远是应对任何技术变革，包括AI革命，唯一能通往繁荣与进步的道路。

这条路，充满着未知，但也孕育着无限的希望，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某个全能的权威或完美的计划，而是那永不枯竭的、属于每一个自由人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