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又乱了。

10月17日，法国多地示威中发生纵火、抢掠和警民冲突。意大利部分城市也出现暴力事件，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则有针对生活成本、住房、教育和财政政策的抗议。

这些活动不是同一场运动，和平示威者也不能与抢掠者混为一谈。但它们确实让一个问题重新摆到了人们眼前：被许多人羡慕的欧洲生活，为什么会积累这么多不满？

我今天在微博上说，不要对欧洲幸灾乐祸。

如果我们同样相信，生活中的问题都该交给国家，相信多发福利就能富裕，相信企业应该多交税、市场应该多受管制，那么，欧洲的困境就不是一场与我们无关的外国新闻。

它是在提醒我们：有些账，可以拖欠，却不能取消。

01 国家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还不够？

先看法国自己的数据。

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国民账户显示，公共支出占GDP的57.3%，财政赤字仍占GDP的5.1%，年底公共债务达到GDP的115.7%。

公共支出不全是福利，也包括其他政府开支。但这组数字至少说明，法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几乎不花钱的国家，突然不肯拿钱服务人民。

它已经维持着庞大的公共支出，而且支出持续超过收入。

有人看到学校缺教师、公共服务不理想，第一反应仍是增加拨款。可拨款从哪里来？再增加税收，还是继续借债？借来的钱，最终又由谁偿还？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诉求值得同情就消失。

我理解普通人的烦恼。住房贵，生活费用高，工作不稳定，交了不少税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服务，当然会不满。

但要找清楚是谁制造了这种处境。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成国家分得不够多，却从不问，这套制度是不是正在削弱创造财富的能力。

能源冲击、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也会加重压力。几天的街头事件，不能证明所有问题只有一个原因。但长期的税收、支出和管制安排，决定着社会应对这些冲击时，有多大的调整空间。

02 福利不是财富的来源

国家发给你的钱，不是国家从另一个世界带回来的。

它来自人们已经创造的收入，其中也可能包括你自己缴出的那一部分；来自借用未来收入的债务，或者来自货币扩张对现有购买力的重新分配。

一项补助可以使领取者改善处境。但不能因为领取者得到了好处，就宣布整个社会多出了相应的财富。还要看钱从哪里来，原来的使用者放弃了什么。

一个企业原本可以拿钱更新设备、培训员工，或者开一家新店。钱被征走，这些用途就需要被削减或另找资金。获得补助的一端容易被看见，失去投资机会的一端往往无人记录。

这不意味着每笔税款都对应一个可以精确指认的失业者，而是说，同一批资源不可能同时完成所有用途。

再看普通人工作时付出的成本。OECD的《工资税负2026》显示，以平均工资水平、单身无孩雇员为口径，法国2025年的劳动税楔为47.2%。这个指标包括所得税与雇主、雇员的社保缴费等，占的是雇主总用工成本，并不是个人所得税率。

按这一口径，雇主花100欧元，员工净到手约52.8欧元。劳动者可能享有对应的公共待遇，但这不能使中间的成本消失。企业觉得雇人贵，员工觉得收入低，双方都可能说的是真话。

真正让普通人买得起更多东西的，是生产率提高。生产率提高，依赖真实储蓄形成资本，依赖技术知识，也依赖企业家把资本用对地方。

发钱可以改变谁先购买，却不能自动增加住房、能源、食品和医疗服务。

当承诺增长得比生产更快，冲突迟早会出现。账面上可以给许多人增加一项待遇，现实中却不会因此多出对应的商品与服务。

慈善与互助当然可以存在，商业保险也可以帮助个人安排风险。问题在于自愿还是强制，以及谁对资金使用承担责任。不能把一切照顾他人的行为，都与福利国家混为一谈。

03 欧洲真正被削弱的，是市场协调资源的能力

资源永远有限。一个社会必须回答：先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哪些项目继续，哪些项目停止？

市场通过价格、利润和亏损，让无数人不断回答这些问题。

某种东西供不应求，价格变化会促使消费者调整使用，也会吸引企业家寻找新的供给。判断错了，亏损会迫使经营者缩减项目，把资源让给更能满足需求的人。

这个过程没有保证每一次判断都正确。它的长处，是允许发现错误，并让错误付出代价。

干预主义却经常反着来。

嫌住房贵，便想着限制租金，却不肯充分放开建设和供给；嫌某些企业利润高，就增加负担，却忽略利润可能正在吸引新的竞争者；希望劳动者更安全，就不断提高雇佣和调整岗位的成本，却不肯追问新岗位为什么不再出现。

这些是不同管制可能产生后果的例子，不是说欧洲每个国家都有完全相同的政策。它们的共同问题，是试图保留想要的结果，同时取消产生结果所必需的调整。

米塞斯对干预主义的批判，就在这里：一项干预妨碍市场调整，出现短缺、亏损或其他后果，决策者若不撤回干预，便会倾向于再加一道控制。

于是，问题不但没有消失，还越来越需要行政部门分配名额、安排补贴、确定资格。

欧洲并不是已经没有市场经济。它今天仍有财富，仍有创新，正是因为大量企业和个人还在生产、交换、储蓄与合作。

真正危险的是，一边依赖市场创造的财富，一边持续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然后，拿机制被破坏后的问题，证明还需要更多干预。

04 用福利争取选票，账单留给以后

政客为什么喜欢作出越来越多的承诺？

因为承诺的好处可以立即宣传，而成本可以分散、推迟。今天获得支持的人站在面前，未来还债的人可能还没有出生。

不必先假定每个政客都怀着恶意，才看得见这个激励。即使一个人真诚相信自己在帮助人民，也不能使他的承诺不再消耗资源。

霍普分析政治制度时，特别强调了任期与时间偏好的关系：暂时管理公共资源的人，并不拥有这些资源的长期资本价值，也不对任期内积累的债务承担个人清偿责任，因此更容易重视眼前收益，把代价推向以后。

这不是替另一种权力形式开免责证明，而是在问一个具体问题：决定花钱的人，为什么不承担对应的长期损失？

有了这种安排，竞选便容易变成承诺比赛。谁愿意告诉选民，已经许下的待遇未必有足够资源兑现？谁愿意在别人宣布增加福利时，解释生产和资本积累有多重要？

最容易被包装成好人的，是宣布分配的人。最容易被指责冷酷的，是指出付不起账的人。

等到利息上升、财政空间缩小，下一任又不得不考虑削减支出或增加收入。民众觉得自己被背叛，政府觉得民众不肯体谅困难。

可当初把成本藏起来、把政治承诺说成生活保障的，恰恰也是这套政治竞争。

05 大市场有价值，大一统不是目的

欧洲减少边境贸易障碍，让商品、人员和资本更方便流动，这些有利于分工与合作。

但市场扩大，不等于行政权力也应该不断集中。

不同地区税负不同、规则不同，个人和企业便有比较和迁移的机会。一个地方管得太多、收得太重，资源可能离开。这是对管理者的一种约束。

把更多税收和管制统一起来，则可能削弱这种约束。原本可以通过选择避开的负担，变成到哪里都躲不开的安排。

欧盟对达到适用门槛的大型企业集团推行15%的最低有效税率，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例子。它不是给所有企业统一征15%的税，但它确实限制了适用集团通过较低税负地区安排经营所能获得的部分税收优势。

为什么地区之间争取投资的竞争，总容易被说成需要纠正的问题？如果一家企业可以因为服务不好失去客户，一个政府为什么不该因为负担太重失去投资？

统一不是天然的进步。减少交易障碍是一回事，减少人们逃离不良政策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普通欧洲人需要的是做生意、找工作和安排生活更方便，不是头顶上多一个有权替他们安排生活的层级。

06 欧元不能让财政承诺变得免费

欧元制度尤其能说明，政治收益和经济代价为什么容易分离。

各国政府保留大量财政决策权，却共享一种货币。支出的政治收益主要在本国，货币环境和金融支持的影响却可能跨越国界。

这里不能胡说成，各国财政部想印多少欧元就印多少。欧盟条约禁止央行直接为政府融资，各国也不能自行决定欧央行的货币政策。

但政府债券进入共同金融体系，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券，以及市场对未来支持的预期，仍会影响政府借款时受到的约束。

例如，欧央行2022年公布的传导保护工具，设计上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购买相关国家的证券，并设有财政和债务可持续性等要求。它不是无条件兜底，也不能把每一次购债都等同于增加货币总量。

需要追问的是：当市场预期某种政治支持会降低融资压力，借款人是不是更容易推迟调整？投资者判断风险时，看重的是偿债能力，还是政策部门最终会采取什么行动？

如果共同货币被用来持续缓冲财政失衡的压力，原本应该由支出决策者面对的成本，就可能部分转移或延后。具体如何分担，取决于制度和操作，不能一句话说成全欧洲平均替某国还债。

罗斯巴德批评法币体制时强调，增加货币不能增加真实财富。新钱进入经济还有先后次序，购买力的变化也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

无论制度设计多复杂，都变不出一批不需要生产的住房和食品。印钞不能代替储蓄，金融支持不能代替盈利，债券价格受到支持也不能证明支出值得进行。

07 不能让普通人为承诺破产互相开战

最该警惕的，是社会逐渐把生活改善理解成争取别人支付。

年轻人怀疑养老金消耗了自己的未来，老年人担心多年依赖的收入被削减；劳动者要求更多待遇，经营者面对越来越重的用工成本。每一方都有自己能讲出来的困难。

真正应该被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关系越来越要通过公共预算来解决，为什么人们不能保留更多收入，通过工作、储蓄、保险和自愿合作安排生活。

不能一面压缩个人选择，一面等到财政困难时，再指责普通人不够独立。

更不能把削减支出，简单做成向已经形成生活依赖的人突然断供，却保留官僚开支、产业补贴和各种特权。减权、减少浪费与逐步恢复个人选择，应该是同一个方向。

至于打砸抢，理由再动听，也不能改变它侵犯他人财产的性质。砸掉商店，不会增加住房；抢走商品，不会增加生产；让小经营者倒闭，只会使当地少一些服务和工作机会。

反对错误的制度，与伤害无辜的人，是两回事。

我反对的不是欧洲普通人希望过好日子的愿望，而是那些把这种愿望引向无限财政承诺、重税和更多管制的观念，以及不断利用这些观念扩张权力的政客。

08 不要笑欧洲，要看自己相信什么

不能因为某个国家有福利，就断言它明天必定发生暴乱。不同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财政纪律和社会情况，差异很大。

但有一条经济规律，不会因为国旗不同而改变：对资源的索取，不能长期脱离资源的创造。

我所批评的左转，不是看某个政党挂什么招牌，而是看它是不是不断扩大强制分配，压缩私人产权，让政治决定越来越多地替代交易双方的选择。

这样的方向持续下去，市场协调能力会受损，承诺兑现的压力会累积。最后怎样表现，可能是加税、通胀、服务缩水、机会减少，也可能叠加政治冲突。不是每个地方都在同一天，以同一种方式付账。

许多现代政治体制都面临用眼前承诺争取支持、把成本留给未来的诱惑。欧洲的经历不应成为我们自我优越的材料，而应成为检查自己观念的理由。

不要一边看欧洲的混乱发笑，一边又羡慕欧洲式福利；不要一边希望有更多工作机会，一边又赞成对创造岗位的人增加负担。

真正能让普通人生活改善的，是保得住的财产、留得下的收入、不断积累的资本，以及可以自由尝试、自由交易的市场。

要改变这条路，就应当减税，让劳动与投资留下更多回报；撤除阻碍进入、竞争和经营调整的管制，让企业家有空间寻找新的供给。同时削减官僚开支和特权性补贴，而不是每次都以维持庞大财政承诺为理由，要求社会再交一笔钱。

国家可以宣布更多待遇，却不能宣布稀缺不存在。

如果我们追求的仍是同一种安排，就没有理由相信，轮到自己付账时，经济规律会格外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