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世纪计划

6月下旬，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名为"创世纪计划"（Genesis Plan）的行政令，要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能源部（DOE）等联邦科学机构全面整合人工智能，加速"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转型"。

行政令的逻辑很简单：AI是未来的制高点，政府应当统筹协调，集中资源抢占先机。

但这里藏着一个未经检验的前提：政府知道技术该往哪个方向走。

二、政府能看见未来吗

过去十年，被宣布为"国家战略方向"的技术不胜枚举。

2019年前后，区块链是"下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把区块链提升为国家战略，美国各州争相出台区块链扶持政策。结果，泡沫破裂，至今没有一项区块链应用真正进入日常生活。

2021年，元宇宙接棒。Facebook改名Meta，韩国政府发布"元宇宙新产业领先国家战略"。三年后，Meta的市值蒸发过半，韩国的元宇宙产业政策已无人提及。

2022年，量子计算成为新宠。美国政府通过《量子计算网络安全准备法案》，中国投入数百亿建设量子实验室。到今天，量子计算离商用还有十余年甚至更久。

政府每一次都选中了"下一个大趋势"——然后用行政力量把资源推向那个方向。每一次，市场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不是因为政府愚蠢，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中央决策机构，能掌握判断技术方向所需的全部信息。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里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经济决策所需的知识，分散在千百万个体手中，不可能被集中到一份行政命令里。研究哪个方向有突破潜力，什么技术会在商业上可行，什么时候产品成熟到可以大规模推广——这些判断，只有离市场最近、离盈亏最近的人，才有激励去做对。

三、命令推不出创新

真正改变世界的技术突破，没有一个是行政命令的产物。

英伟达从一家显卡公司转型为AI计算巨头，不是因为华盛顿的产业政策，而是黄仁勋在2012年看到AlexNet的潜力后，做出了一个商业判断。判断对了，公司市值从不到百亿美元涨到数万亿；判断错了，资本市场上自有淘汰机制。

乔布斯做出iPhone之前，没有任何政府文件指出"智能手机是战略方向"。张小龙做出微信之前，工信部没有"即时通讯产业发展规划"。OpenAI在ChatGPT爆发之前，没有人能在计划文件里写出它的时间表。

这些决策之所以正确，不是因为决策者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判断的后果承担真金白银的责任。

政府没有这个机制。一份行政命令签下去，三年后效果不佳，签字的人不会破产。联邦预算花掉了，没有哪个官员需要用自己的钱来弥补损失。米塞斯在《人的行为》里反复强调一个逻辑：没有市场价格和盈亏计算，任何组织都无法判断资源是否被有效使用。

四、中美两边的同一种逻辑

同一天，中国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专家称"AI成未来社会底层逻辑是必然趋势"。

措辞不同，逻辑一致。特朗普说"创世纪"，中国说"新质生产力"。都是先宣布某个技术方向是"历史必然"，然后用政策工具把资源集中过去。

但技术进步的历史反复证明：最关键的创新，来自计划之外。

互联网的底层技术确实来自美国国防部的项目。但让互联网变成数万亿美元产业的力量，是硅谷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和工程师。他们做的东西，没有一样出现在国防部当年的计划书里。浏览器、搜索引擎、电商、社交网络、云计算——每一个都是市场自发秩序的结果。

计划擅长追认昨天的重要，却永远看不见明天的意外。

五、市场不需要被"指示"

在创世纪计划签署之前，美国科研机构已经大量使用AI。生物学家用AlphaFold预测蛋白质结构，物理学家用神经网络分析粒子对撞数据，材料学家用机器学习筛选候选分子。这些都不是因为有行政命令，而是因为科学家自己在工作中发现了AI的用处，主动用了起来。

行政命令不是推动变革的原因，它只是在已经发生的变革上盖了一个章。把盖章当作原因，是本末倒置。

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技术方向的时候，它同时在做两件事——把钱推往它认为正确的方向，把钱从它没选中的方向抽走。被抽走的那些方向里，可能就藏着下一个真正的突破。

结语

技术创新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探索未知意味着，没有人能事先知道答案。任何人声称他知道"必然趋势"，声称他能规划出通往未来的路线，他就不是在描述事实——他是在要求替所有人做选择的权利。

一百年前，米塞斯在《社会主义》里证明：没有市场价格信号，任何中央计划都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今天的技术创新比当年的生产复杂得多，但结论不变。没有市场试错、没有价格反馈、没有盈亏淘汰，任何机构——叫白宫也好，叫网信办也好——都不可能"指示"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技术。

让创新发生，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别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