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人的聪明与愚笨，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

教科书中常常写到，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民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批的学子出国留学并取得成就，中国人聪明的结论不断得到新的证明。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两个最聪明的民族，此话绝非空口无凭。中国人有举世羡慕的商业才能，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取得了一项项骄人的科学成就。更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绵延不绝，举世无双。中国人没有非凡的智慧绝对不可能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

中国人的聪明似乎不容质疑。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中国人是否在任何一方面都聪明，还是只是在一些领域聪明，在另一些领域不那么聪明。或者在一些领域有无数的小聪明，而不具大智慧。

如果中国人在每一方面都聪明绝顶，大智大觉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在近代长期被动、挨打，为什么长期跳不出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治乱循环的怪圈？

为什么经过漫长的五千年，中国至今仍是个发展中国家?而被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甚至几十年历史的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远远地落在后面?

从上述问题看，中国人在聪明的同时一定还在另一些地方不够聪明，缺乏大智慧，甚至是十分糊涂。如果把这些领域找出来，至少对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聪明是十分有益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更多的是体现在私生活中：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中，在饮食制作中，在应付考试中，在奸诈黑厚中，在圆滑世故中。

即便在这些领域，有些时候与其说聪明，不如说犬儒；

与其说聪明，不如说没有远见，缺乏大智慧。

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却有严重的欠缺。有时作践到不把自己当人的程度。

即使是知识分子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也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受他人所用的“才”，而没想到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自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为自己而活着的个人。

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恢复了高考，其理由是“人才青黄不接，国家需要人才”，我也深为自己有机会能站出来让国家挑选感到骄傲，因被国家当成人才而感恩不尽。对“人才”的观念从没有任何质疑。

20年后，当我从电视片中再次看到、听到恢复高考的这一理由时，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疑惑：如果国家不需要人才，那么，就可以不恢复高考吗?就不需要青年去学习、去受教育吗？

或者说，如果这一理由成立，如果受教育不是每个青年独立于国家的权利，如果国家感到人才充足或是过剩，或是培养的人才有问题，那么，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高考就可以随时被堂堂正正地终止了吗？

当时最流行的比喻是——“伯乐与千里马”。难道每个青年活着的目的就是去充当国家马厩中的“好马”吗？如果国家不需要“马”了，青年成为“马”的机会也就丧失了。如果自己把自己当马的话，别人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你当人。

这里国家被看成了至高无上的人格神，而作为人才的个人不过是供其骑乘的好马。然而，如果个人仅仅是“国家”（其实是统治者）的工具，那么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怎能得到保障？

这种以国家的需要为最高的需要，以国家的理由为最高的理由的国家主义观念早在数世纪前就已被驳得体无完肤，而在今天的中国仍在大行其道。

如果20年前这一观念无可厚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如此坦然地重述、坚持这一观念吗?如果个人仅仅是抽象“国家”的工具，有限的政府还有可能吗？还有必要吗？

也许中国人真的聪明、智慧。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把这种聪明和智慧大规模地集中用于去探索建立有限政府的途径。也许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远不如中国人精明。

但是，他们把最稀缺的智慧用在了最宝贵的地方。早在公元前的世纪，古希腊智慧就发现，享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是变态的政体，靠政府的力量消灭私人财产来实现正义的想法是愚蠢的念头。

早在13世纪，就找到了用法律来限制王权；在17、18世纪的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一些国家实现了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配套的有限政府。

由于中国人在一些最重要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大智慧，落后的中国与聪明的中国人之间的尴尬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中国人向来以精于商业计算著称。从历史上看

中国人的政治头脑也不简单，尤其擅长钻营与厚黑。

但是，对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却从未用其商业头脑作过认真周密的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尽无穷的苦头、付出无尽的代价而不自知。

20世纪30年代，《吾土与吾民》的作者林语堂先生就指出，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领袖而不关心建立捍卫其权利与自由的制度，以至于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事例：

“人民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好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

他还发现中国人对无限政府与暴政的宽容与耐心就像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不知道这种宽容与耐心是出自大度，还是出自无知。

如果是出自大度，为什么一向斤斤计较的人在这一方面却反于常态；如果是无知的话，又怎么能说中国人聪明？

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的话，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正义？为什么不在意自由与权利，只关心没有权利便朝夕不保的财产与权力？

在聪明与愚笨、人与制度之间有一些常被人们忽略的重要搭配。有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也有聪明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当然，最好的搭配是聪明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最坏的搭配则是愚笨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

在中国，人与制度的搭配虽不是最坏的，但也绝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坏的搭配很容易避免，而最好的搭配又很难实现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宁愿要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之间的搭配。

以对待聪明的态度来衡量，愚笨的制度是那些让个别人的聪明才智压过所有人的聪明才智的制度，中国有一句形象的说法用于形容这种制度最恰当不过：“武大郎开店”。

高明的制度是那些让每一个似乎是不太高明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地发挥出来的制度。

如此看来，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

再聪明的民族，这种聪明才智一旦被压制了，或者在最重要的方面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聪明如果不是形同虚设的话，那么，也只是聊胜于无。

而在高明的制度下，不管人聪明与否，若能把仅有的才智充分调动起来，倒也蔚为可观，受益良多。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必须拿出最重要的证据来，这就是演化出一套高明的制度。

聪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应当是善于把稀缺的智慧用在制度的刀刃上，让这样的制度来鼓励和保障中国每个自由发挥自己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能。

结论：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而且中国人至今不明白，高明的制度是从哪里来的。要是认知到了这一点，那么，中国人就真正聪明起来了。

越是对中国的基本问题感到困惑，越需要重读费孝通

经济学原理 2023-09-21 21:27 发表于美国

来 源 ：先知书店

▲1982 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进行社会调查

身体力行深入农村搞实地调查，东奔西走进行田野考察，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生活常态。他三访温州、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回访家乡江村。

“人家是少壮东南走，我是老马西北行。哪儿穷，就到哪里去，越是穷的地方越是要去。”*晚年，费孝通用了16个字总结自己毕生的理想与追求：“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如何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是费孝通毕生的使命。分享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这三部著作中的经典名句，虽然时移世易，但费孝通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在今天仍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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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

01.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02.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

03. 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

04. 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

05. 人们住在一起，或相互为邻这个事实，产生了对政治、经济、宗教及娱乐等各种组织的需要。

06. 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在同意权力下，握有权力者并不是为了要保障自身特殊的利益，所以社会上必须用荣誉和高薪来延揽。至于横暴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统治者要用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不能是没有目的的，而所具的目的也很难想象不是经济的。

07. 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此外，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

08. 人为了个人生活的健全必须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人是生物，不免于死，死亡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因之也威胁着未死者的健全生活。因之，任何社区都得预备下一个新陈代谢的机构，以维持人口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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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婚姻

09.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儿童们也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生、养育并继承了财物、知识及社会地位。

10. 家，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它也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

11. 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是维持社会结构完整和绵续的机构，抚育孩子不是一件个人可以随意取舍的私事，而是有关社会生存和安全的工作；因之，社会在这里竟会干预到个人生活最私的角落里，造下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12. 为了要保障孩子们能得到必需的抚育，社会用婚姻来把男女结成夫妇，要他们共同负责担任这些工作中主要的事务。社会虽则用了各种手段来使男女就范，可是不论法律的或宗教的制裁，至多不过能维持夫妇关系的形式，并不能保证夫妇之间一定能融洽合作。清官难断家务事，上帝也不能强迫人相敬相爱。夫妇们能否胜任愉快地履行社会所指派给他们的事务，还得看夫妇关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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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个父母都是个艺术家。把一个无知的小细胞培养成一个伶俐活泼的孩子，虽则事实上是生物力的展化，但在父母看来，却似乎都是自己的创造。夺天之功的父母永远听不厌别人对于自己子女的恭维。谁都知道得人欢心的法门，是赞扬人家的文章和子女。

14. 在人寿有限、生死无常的变动中，一个人的生活却依赖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分工结构，所以社会不能不不断地预备下新人物等着去接替旧人物死亡和退伍所发生的缺位。

15.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孩子为了对得起祖宗，听来似乎是相当迂阔，除非我们相信死后在冥界的生活还得依赖人间的纸箔。所谓冥界原不过是我们现实的投影，无后所引起的不利，倒不一定是祖宗的羹饭无人照顾，这一点我们既无法否认，也无法证实。

16. 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们若细察父母们的心理，颇像一个艺术家。一个雕刻家把他的理想实现在一块顽石上，创造出一具美丽的维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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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土地

17. 计时法不论如何简单，它是每一种文化的实际的需要，也是感情上的需要。人类每一群体的成员都需要对各种活动进行协调，例如为未来的活动选定日期，对过去的事进行追忆，对过去和未来时期的长短进行测量。

18. 一直在某一块土地上劳动，一个人就会熟悉这块土地，这也是对土地产生个人感情的原因。人们从刚刚长大成人起，就在那同一块土地上一直干到死，这种现象是很普通的。如果说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张。

19. 巫术不是一个自发的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有一个固定的人，他拥有魔力并负责施展巫术。其次，有一套传统的礼仪来唤起超自然的干预。最后还有一些神话来维护这种礼仪和巫术师的能力。

20.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21. 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22.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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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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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谓的“行话”。“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

24.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

25. 文化本来是人造的，凡是人造的，并不是我有意小视人类的创造力，不完全是常事。

26. 普通的人总是生在家庭里，长在家庭里，死在家庭里。因之，我们要了解个人，自不能不从家庭生活入手。家庭结构的内容总是很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和一个人的性格。

27. 我们若肯仔细分析自己烦恼的原因，时常会发现在我们心中有着两个自我在纠缠：一个是理想的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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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在于他是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度时间中。人不能没有计划地生活。在他决定现在的行为时，他眼睛望着将来。他至少要假定明天一定还是活着，才能倒头睡下去。若是我们对于将来觉得一切都在未知之列，一切的遭遇都属可能，我们委实就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才好。我们总是觉得现在不过是将来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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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说人类行为是有动机的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人类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就不这样做，也就是所谓意志。一是人类在取舍之间有所根据，这根据就是欲望。

30. 所谓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就表明了在时间的推移中，我们每每发现现实的自我永远是有缺陷的。它尽管追赶着理想的自我，但总是差一步。于是，我们若胆敢把往事来重提，哪一事不能令人懊丧追悔？懊丧追悔有什么用呢？时光不倒流，亡羊补牢并不能收回已失去的羊群。人生的历史不能重写也许是人间最大的憾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