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来是很懂舆论的企业家。他建议要执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超时即违法，并建议推出20-40天的年休假制度。然后升华道：善待员工不是企业负担，而是最强的竞争力。

我们首先应当声明，对于于东来在他的企业所做的任何决策，我们都不置可否。这是企业家管理范畴。管理这个事情，是“艺术”，没有确凿不易的法则。更根本的是，这是他的产权范畴，他自我负责、自负盈亏即可。

但是他作为企业家的言论和行为，与他作为一个公众舆论人物的言行，是两码事。他要求“超时即违法”，这就是呼唤权力的介入，希望扩大管制，即扩大国有化——事实上就是取消企业家功能。这就必须被严厉批评。因为他这个时候的言论，就不是企业家言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参议员”角色——在鼓动公众舆论，要求更严格的立法。

他自己有没有做到，会不会被反噬，这无关紧要；他是不是嘴上这样说，但是实操中却审慎而冷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是不是在呼呼更多的监管。

反对监管，有着严格的伦理学和经济学依据。它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从伦理上说，这是侵犯产权，即侵犯自由。从经济学上说，监管的最终结果，伤害最大的是宣称要保护的人群，是那些边际人群，即对监管承受力最差的人群。须知越是劳动生产力低的边际人群、以及贫困人群，越依赖于社会整体生产水平的提升（供给增加和物价下降），而任何监管措施，都是在打击生产和扭曲生产。

我们认为任何企业家改善劳动者待遇的行为，都值得肯定。我们希望劳动者一周工作两天休息五天，前提是不降低生活水准、不影响未来满足。这世上没有既要又要还要的事。因此重要的永远是权衡取舍，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这种改善的努力与道德无涉，不要把任何事情都泛化到道德的高度。

支持企业不断改善劳动者处境的终极因素，不是企业家的道德高尚，而是利润动机和冷静的经济计算——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吸引到更高效的劳动者，为企业创造更大的边际价值，进而赢得更多利润。

亨利·福特率先实施五天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和日薪5美元（当时的普遍工资是1美元/天），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动机，而是因为引入流水线工业化生产，劳动者要克服劳动的负效用，从事枯燥而重复的工作，没有更高的工资，就无法抵消劳动的负效用。而一旦不开出更高的工资，他所设定的劳动产值和产量目标就难以实现，工业化的生产线就浪费了，收入就无法覆盖投入的成本。

你甚至可以假设亨利·福特就是道德高尚、热爱劳动者，但是一来，如果这种“热爱”没有利润的支撑，那么工厂就破产了，劳动者就失业了，谈何热爱？二来，你也不可能指望每个企业家都道德高尚。

我们最终要去分析决定某一事物结果的终极原因，而抛弃那些边缘的变量。

所以，道德靠不住，经济法则才靠得住，利润动机才靠得住。改善劳动者处境的，一直是企业家的利润动机，而不是他们的高尚人格，也不是立法监管。正是利润动机，让他们不断积累资本，支付更高的价格竞争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任何生产都不可或缺的原始要素，由此，劳动者的待遇得到了不断改善。

人类的虚伪之处就在于，分明是经济动机，却包装了一套道德和高尚的外衣，并由此攻击其他人没有道德，进而要求立法强制别人跟自己一样“有道德”。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虚伪，也是一种通过强制力让他人臣服于自己价值观之下的野蛮。

让企业家这个群体在社会中声名狼藉的因素很多。一是“一人之所得，一人之所失”的“蒙田谬误”；二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剥削和剩余价值谬论；三是知识阶层的嫉妒引发的反资本主义心态；四是企业家总是有重商主义思维，喜欢与权力勾结，谋求垄断和特权地位，即弗兰克·费特所说的“价值法则未必等同于正义法则”；五是有些企业家行为，就是存在以次充好、坑蒙拐骗；六是企业家的行事风格，总是“独裁”的、“杀伐果断”的、动辄就解雇人、设法压低上游要素（包括劳动力）的价格，表现得“冷酷无情”“唯利是图”：眼里只有钱。

在上述这些因素中，第一二三条，已经被经济理论明确驳斥。第四条，企业家要承担一定责任，但是这个问题也应当从解构权力的角度做出批判，而不是单纯把罪责归结于企业家群体。第五条，与市场和法治不健全有极大关系，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企业的存在，正是把过去的单次博弈（极易引发欺诈行为）变成重复博弈，由此让诚信和商誉变成长期利润的法宝，同时让责任追究的制度更加完善，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市场；另外，坑蒙拐骗也并不只存在于狭义上的企业家群体，在任何群体都有分布，政客这个群体是重灾区，但是却并没有受到如此攻击。

本文我们重点说第六条，即所谓的冷酷无情——与于东来的“温情脉脉”相对立。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首要的是理解一个经济学观点：价格是市场法则决定的，不是企业家单方决定的，单个企业家对价格的影响力非常小。

人们总认为企业家掌控了巨大的经济“权力”。这只能从集体概念上认为企业家功能是组织要素生产、实现资源配置上才可以粗略地这样理解。事实上，企业家本身是把市场价格作为一个给定的事实来对待的，他没有能力压低价格，他只能预测未来商品的价格。

一个普通的服务员，现在的市场价就是3000元每月，餐厅老板想要压低至2500，他是招不到人的，他的餐馆是办不起来的。他在做经济计算的时候，是把3000元每月招一个服务员作为给定存在来对待的。如果未来的产品价格能覆盖这个成本，他就盈利了。

工资是市场供需关系和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是经济法则的结果。认为企业家可以付给劳动者少一点，认为企业家可以独立于市场，以至于他能随心所欲多付或者少付，这种观点是天真的，而且也把劳动者想的过于天真。

成功的企业家并不是善于压价的企业家，而是善于预测的企业家——他知道现行市场价格是很难改变的，只能改变未来。企业家只能通过迎合局势来掌控局势，正如科学家和工程师能掌控自然，是因为他们懂得何时对自然屈膝，懂得如何服从自然一样。

其次要理解：企业家是消费者的代理人，他代表消费者向上游要素出价。

究竟是什么样的终极因素在决定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者的工资率）呢？

是消费者的出价。

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值，传导给企业家，企业家据此对上游要素出价。各类上游要素，根据对消费品的边际生产力贡献，获得了价值，并由此估价。

勃艮第地区种植葡萄的土地为什么值钱？是因为消费者对产自这个地区的葡萄酒有更高的评值，因此企业家对这块土地开出了更高的价格。

写代码的码农为什么比服务员工资高呢？同样道理，是因为消费者喜欢用更好的计算机和更高效的生产生活设备，因此对电子产品赋予了更高评值，因此码农的工资就更高。

完全可以在逻辑上、甚至在现实中想象，如果有朝一日消费者都不喜欢这些电子产品了，而就是只喜欢吃饭，那么码农将失业，去做饭端盘子了，工资变低了。例如加沙地带现在吃饭活着的价值，远远高于用一部电脑。

从这个推导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是服从于消费者指令的仆人，消费者不但指挥他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而是指挥他给什么样的要素，开出什么样的价格。消费者才是土地、资本品、劳动力等要素的终极采购者。

一旦企业生产的某些产品，消费者无人问津，或者，消费者更喜欢另一类产品，那么企业家接到的命令就是：不但要“冷酷无情”地压低员工的工资（因为消费者评值下降了），甚至解雇他们节约成本，乃至直接关闭一个部门和工厂，让所有人下岗。

这个时候怪罪企业家的“杀伐果断”，是错误的，因为糟糕的预测面临的惩罚是如此严厉——消费者会通过不购买让他倾家荡产——以至于不容许失误。

指责企业家的“冷酷无情”，也是无用的。是消费者的“冷酷无情”，导致了企业家的“冷酷无情”。因为消费者总是“见异思迁、毫无忠诚度”，稍不满足他们的偏好他们就不购买，就让企业破产，所以企业家必须迎合消费者的这种“冷酷无情”。正如弗兰克·费特所说：工薪族视其凶神恶煞，指责他们降低工资，而不是责备公众拒绝以此前的价格购买商品。如果雇主表现得像一个“狠人”，他的处置方式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软弱的慷慨无法持续。

从整体经济看，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有益的，因为一个消费者不愿意付费的产品和工厂，是资源配置的错误和浪费，必须及时止损，让稀缺资源用来满足消费者的迫切需求。

如果消费者就是喜欢扩大供给以压低价格，希望劳动者更多地工作为他们而生产，如果劳动生产力的进步没有达到减少工时的同时达成上述目的，那么于东来式的道德高尚和立法上的慷慨是无用的，它只是一种表演，并最终损害所有劳动者和消费者。

企业家的使命，就是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为投资者谋求利润，它代表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消费者需求的满足。任何在利润之上叠加其他目标的企图，都将消灭自由企业制度本身。一个企业家如果不谈利润而热衷于谈道德，不是好的企业家，对社会是有害的，说的也是假话。一个喜欢谈道德的人和社会，可能最没道德。

我们社会，不是靠夸夸其谈的道德组织起来的，而是靠理性冷静的经济学法则组织起来的。经济法则不可违逆，那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也不得不服从经济法则，否则他就会沦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