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良心知识分子”都在呼吁，要提高农民养老金，许多人还给出了具体的目标，例如有人说，一个月涨到1000元，有的人写文章，说“农民退休金应该翻五倍”。

他们都是错误理论的囚徒。在他们的认知中，给农民发钱，他们就敢于消费了，就能够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了，经济就复苏了。甚至，如果实行UBI和“负所得税制度”，经济形势就会一片大好，所有人就老有所依了。

这些人处于经济学无知和逻辑混乱状态。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一个人想要花钱消费，有两种途径，第一是生产，第二是抢劫——不论是明目张胆地抢，还是依靠强制力以立法之名“合法”地抢。

消费的前提是生产，你自己的生产力提升了，为他人创造出更大价值了，收入才会高，消费能力才会变强。反过来说，如果有所谓需求不足、消费不足的问题，原因是生产遭到了破坏——各种干预政策让人没法更多地生产。那么，如果一个人自身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升，消费能力却提升了，他的办法只能是盗抢。也就是说，他把别人的生产成果偷走了，用来提升自己的消费能力。

这首先是侵犯产权的、有严重道德风险的行为，它将导致人人期望不劳而获地劫掠他人为生，最终导致社会崩溃；其次，农民的消费能力倒是提升了，但是他们掠夺了他人，他人的消费能力却下降了，那么即便是从最好的结果来看，二者抵消了，所以不会提升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更不会解决所谓需求不足；第三，更关键的是，当一个社会允许人们通过劫掠他人而生存时，产权原则就遭到了破坏，社会时间偏好将提升，人们将倾向于当下而无视长远，导致资本积累减少，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和创业，这样，整体生产会减少，所有人的实际工资都将降低，把一个社会推向整体贫困的深渊。

到这个时候，受苦最深的是谁呢？恰恰是农民等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阶层，因为弱势阶层，才最依赖发达的生产带来的丰富供给和低廉物价生存。

这些道理一点都不高深，不用懂多少经济学，仅凭简单的逻辑思维就能想明白。但是这些台面上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复呼吁这种足以毁灭我们社会的政策措施呢？

因为收益与代价不对应——收益是他们自己的，代价由他人承受。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赢得了良心知识分子的声望，赢得了话语权。话语即权力。满足了自己的道德愿望和虚荣心。由此还能带来流量，带来钱。可是，他自己是不用花钱的，代价都由别人在支付。所以就出现了“福利大跃进”现象：你说一个月涨200，你还不够有良心；我说一个月涨1000；他说一个月应该翻五倍。特朗普也说了，只要你选我，我给你发5000——这钱当然也不是他出。

当代价不由自己支付，言行就草率、鲁莽而幼稚。

想想看，如果要求发言的知识分子自己来兑现自己的主张，即让收益与代价对应起来——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人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他还会这样说吗？不会的。他当农民的老父亲，他一个月都舍不得给1000呢。他的穷亲戚穷朋友，需要接济的更多，他给过人家一分钱吗？如果他的穷亲戚朋友现在将接受他的救助作为法定义务强加给他，他一百个不答应，并且一定会骂一句巨婴和无赖。

这就是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只有在免费的时候才慷慨，只有在代价由他人支付的时候才义薄云天。他们并不同情穷人和农民，因为他们并没有通过自身行动展示真实偏好，他的言语，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让别人支付代价来满足自己的价值偏好，都可以统称为道德表演。这是非常缺德的行为。

每个人在自己的个人和家庭生活领域，决策都是审慎的。因为生活会教育他，成本自己支付，代价自己承受。年轻的时候人们之所以努力工作节制欲望积极攒钱，就是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老无所依，未来要承受代价。无数个体从业者起早贪黑，服务消费者，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若不服务他人，自己就会受穷。

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凭借服务他人的能力而获益的制度，它不是阶级种姓制度下的特权收益，也不是公有制下人人向人人的财产主张权利。

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负其责，收益与代价相对应，自己的行为，后果由自己承担。

那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让一项行动的收益归自己，而代价由他人承担。

当今世界，各种产业政策、补贴政策、福利政策为什么大行其道？原因就在于人们都在使用政治的手段，收益与代价被人为切割了——收益个人化，成本社会化。

美国的产业压力集团呼吁的各种保护性政策，有利于他们的利益，但是代价由其国内消费者承受。大企业历来是鼓吹保护性政策和干预主义的急先锋，他们总是寻求权力保护，形成裙带主义的的“公司国家”，将垄断暴力变成为他们的利益出手的开路先锋，为此不惜封锁国际航道，挑起国际冲突。

通胀就是切断生产-收入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个正常社会，应当是有效生产得越多，收入就越高。但是通胀政策就是切断这种生产和收入之间的对应关系，让不生产、少生产的人收入却更高，办法就是印钱给他们。印钱有坎蒂隆效应，他们的高收入，以剥夺他人、导致他人的低收入为代价。通胀政策之所以特别受欢迎，是因为有着实在的利益。而人们没有进行经济学的自我教育，认识不到通胀政策对自身和整体社会的长远危害。只要人们喜欢不劳而获，喜欢掠夺他人而生存而不是信奉自食其力，那么通胀就一直有存在土壤，最终毁灭自身。所以观念才是最根本的。

一种终极的、最典型的、也是最残暴的收益与代价不对应的行为，是现代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行为。

两个人干仗，是放弃说服的冲动行为。冲动行为就是把目标看得比较重，而把必须付出的代价看得比较轻。它扰乱了自身的价值排序。但是好在，这种行为的代价是由自身承受的：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因此，即便在这种冲动的情况下，那也是人们的理性决策。人们看到强壮于自己数倍的人，会逃跑，会投降，正所谓吃下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人们也会从冲动行为中汲取教训，变得更加审慎和从容。

但是一旦到了现代民族国家中，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西伯利亚的普通俄罗斯人，与一个基辅的年轻人，有什么仇和怨吗？没有。但是他们却可以举起屠刀相互砍杀，排队枪毙和被枪毙，不到把对方肉体消灭就不收手，并且都认为自己在行正义之举。所以各种和平协定、呼吁和平的道德说教，其实起不到根本性作用。为什么呢？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尚武”被视为一种美德，劫掠被视为生存之道，战争行为本身被视为合乎道德并且被鼓励呢？所有战争都打着正义之名以行，反战者反而被污蔑为不道德、内奸。在这个时候，你进行和平的道德说教，是非常无力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快五年了，仍然不见消停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了。

为什么？

还是因为收益与代价严重不对应啊。

战争的收益被俄乌双方的政客们攫取了。甚至越是打仗，越容易凝聚人心，他们的政治地位反而越稳。但战争的代价他们自己不用承受，他们自己、他们的儿子不用上战场，死的都是别人的儿子、父亲和丈夫。他们的桂冠靠人们的鲜血浇灌。

乌克兰凭借自身实力，根本无法与俄罗斯对抗，可是背后有美国和欧洲的支持，你们乌克兰人出人头，我们出资金和武器。欧美政客为什么拿钱支持乌克兰呢？还是因为代价是欧美纳税人支付，而这些欧美政客，则捞取了“捍卫民主价值观”的声誉。军工集团则赚得盆满钵满，养活了一大堆军事狂人和旋转门政客，他们希望建成永久的战争型国家。这些人的利益，也靠乌克兰人的鲜血浇灌。

一部分人发动了战争，但战争的代价是全民在支付。战争经费，可以通过征税、通胀手段筹集，那些坚决不支持战争的人，也被迫通过纳税和财富被通胀偷窃的方式支持了战争。由于通胀资金源源不断的支持，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时间不断延长。

由于政客和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叙事，谁都不能轻言战争结束，必须死扛到底；所以结束战争，最根本的并不是要说服民众——民众没几个真正喜欢战争的——而是要说服知识分子的集体主义叙事。

法国大革命引入了征兵制，更使得战争兵员廉价化，既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征召年轻人去送命，那么战争扩大化就势在必然。

而欧美主导的民主化意识形态，将所有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政权统统定义为不民主，导致战争从过去的地盘和税区争夺，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宗教圣战，由此，战争变得极其轻率和情绪化，没有了冷静的算计和媾和的安排，有限战争扩大化为全面毁灭性战争，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异教徒”。因此，民主时代的战争有种族清洗的强烈倾向。

看看丘吉尔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美国对日本投掷的原子弹，以及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清除政策，都是以消灭平民的有生力量、摧毁基本的生存设施为目标的。这些杀人如麻的魔头，非但不会付出任何代价，反而会被世代敬仰，而那些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早已发不出声音。

所以要想我们社会恢复自由、和平与繁荣，就要主张每个人采取经济的手段，让收益与代价必须对应，而不是采取政治的手段，割裂收益与代价之间的联系。

埃德蒙·柏克说的为数不多的正确的话是：**政治，这件事本身，就是滥用。因此，只要有可能，就应当避免诉诸政治。**在集体主义和民主机制下，这种道德败坏的行为以民主立法的方式被承认和放大，它激励人人抢劫人人，让自己收益，让别人付出代价。当然，最终结果是人人都不得好过。

所谓的西方民主机制，就是让收益归自己、代价归他人的一种系统性、制度性奴役机制。今天你是多数，在某个议题上你是多数，你就可以获得利益，让他人支付代价；可是明天和另一个议题上，事情反转了，那么你就是代价。结果当然就是人人向人人的财产主张权利，人人互害互损。唯有那些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群，看着人们相互厮杀，要求他们更多地行使权力，由此永久地收获战利品。

正如H·L·门肯所说：**最好的民主也不过是减少被强制的人数，民主造成对少数人的侵犯，这不是无意之果，而本来就是有意为之，是民主要追求的目标，否则要民主做什么？**而假如一个人、一个地方可以自由地无限脱离，所谓的民主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