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教授还反对代孕合法化。其理由是违背公序良俗，代孕者可能被奴役。我们同样只需要问：一个女人的子宫是谁的？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侵犯谁了？一个自愿的契约中，到底如何发现奴役？强制力以什么样的正当理由，介入一个没有受害者的交换行为之中？

法学家们怎么就是理解不了主观价值论，非要为“A好于B”这样的主观排序问题，设定一套客观、可测量的标准，并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他人之上呢？

“口罩”期间，他为口罩的价格管制辩护，理由同样是，认为口罩涨价违背了善良风俗，危害公共利益。然后用价格法等立法条文作为自己的论证依据。

我们还是要问：这口罩是谁的私有财产？一个人自己的私有财产，为什么不能自己定价？决定如何处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消费者有迫切需求，为什么就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金钱，给出一个较高的出价？两个人自由交换形成的价格，到底哪里不合理？

价格法定义一种行为是哄抬物价了，所以它就必然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利维坦永远是对的呢？这样至少显得坦率。

法学家们怎么就理解不了，自由交换形成的价格，就是合理的价格；自由交换必然有利于交换双方，否则交换不会发生呢？他们心目中，难道有一个天启一样的“合理”价格标准？

我不知道，一种管制措施打击供给而刺激需求，人为制造短缺，让所有人都买不上口罩，或者让急需者买不到、不急需者囤积，造成资源错配，到底善良在哪里？

如果说公共利益是指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那么到底是允许价格自由波动符合公共利益，还是实行价格管制符合公共利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ABC问题，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问题，喊道德高调是没用的。

到底什么是“公共”？当抽离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之后，公共到底在何方？

如果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共，那么少数人的利益是不是就可以肆意践踏？你的低价有利于我们，我们作为多数，是不是就可以强迫你以低价与我们交换？

法律如果是这样的“公意”，还要法律干什么，每一个事情，都直接民主投票不就完了？

涉及到私有财产的事项，到底能不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做决策？罗翔教授在中国绝对属于高收入阶层，穷人可不可以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瓜分他的财产呢？大家都财富平等，难道不是罗翔教授的公序良俗吗？

罗翔教授对民主的多数暴政心怀警惕，称要防范“苏格拉底之死”问题。他还说，法律要平衡各方利益。要知道，防范苏格拉底之死的根本办法，是私有财产，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多数民主不相容；法律也没法“平衡各方利益”，利益，不是法律能够规范的事项，法律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平等保障每个人的产权与自由。当每个人的产权得到平等保护，才能真正实现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否则必然意味着特权与不正当利益。

法学家们的“独裁者”心态是：什么是公序良俗，什么是公共利益，都由他们定义之，然后用强制力规范之。他们似乎可以逃脱亘古不变的逻辑法则，而径自、武断地宣布什么是合法的、道德的。

如果没有他们对利维坦全能神的崇拜心态，觉得一切都可以通过强制力予以解决，我们社会的风俗要善良得多，每个人的福祉也能得到大踏步的增进。

当然了，现时的经济学界，还不如法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