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有一批上海的家长，写了小作文，要求撤换上海公立学校的供餐公司民。

然后监管参与调查，调查的结果却是另一个结果。

上海“绿捷公司”的虾仁炒蛋里发现虫子，然后就地销毁，没有上报，触犯了监管条例中的上报制度。

官方通报写得很清楚：查封、立案、国企接管，雷厉风行。你看，从监管的角度，这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闭环，似乎挺完美。

但，这件事的导火索，根本不是因为虫子。

在虫子被曝光之前，家长们早就对这家公司的餐食怨声载道了。投诉的核心是什么？是饭菜质量太差，是孩子们抱怨的“没荤腥”。

也就是说，家长们一开始是在用脚投票，表达对“价值”的不满，结果监管部门顺藤摸瓜，意外地查出了一个关于“安全”和“瞒报”的问题。

你发现没有？这几乎是中国所有公共服务领域纠纷的经典剧本。从学校午餐到校服，再到各种指定教辅，矛盾的起点，往往是消费者觉得“不值”，而矛盾的终点，却总是监管部门在裁决“合不合规”。

为什么学校午餐，会成为一个永远吵不完、永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的“戈尔迪之结”？

经济学里有一个核心概念叫：“消费者主权”。

什么意思呢？你家楼下有三家兰州拉面馆，老王、老李和老张开的。

你今天想吃肉多一点的，就走进老王的店，对老板说：“加一份牛肉！” 老王给你加上，你多付5块钱。这就是选择的自由。

你觉得老李家的面汤头好，但面条太软。你下次去就跟老李说：“面煮硬一点。” 老李照办了，因为他想留住你这个顾客。这就是用消费塑造生产。

你发现老张家的店卫生差，服务态度还不好。你怎么办？你一言不发，下次再也不去了，改去老王或老李家。你的“用脚投票”，就是对老张最严厉的惩罚。这就是退出的权利。

你看，在这碗拉面的世界里，你，作为消费者，就是国王。

你的每一分钱，都是一张选票，投给你认为值得的服务。

你的偏好，通过价格信号，直接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为了争夺你的选票，必须想方设法地讨好你，为你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这就是“消费者主权”。它由三个核心要素构成：

自由选择的权利：

你可以在多个供给者之间自由选择。

价格信号的反馈： 你愿意花多少钱，直接反映了你对商品的主观价值判断。

用脚投票的自由： 你有权在任何时候，无条件地退出交易，转向其他供给者。

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在这个闭环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目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神奇地协调一致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学校午餐这个场景里，“消费者主权”那三个神圣的要素，还剩下多少？

自由选择的权利，早就消失了。

家长和学生，作为午餐最终的消费者，有权选择午餐供应商吗？没有。选择权在上游，在学校，在教育部门的招投标程序里。

一旦供应商被选定，在合同期内，成千上万的学生，就只能吃这一家。你别无选择。

这就像你家小区，强制规定所有住户，未来三年，只能去老张那家卫生最差的拉面馆吃饭。你是什么心情？

如果让每一个学校自己招标，那大概率是校长的“小舅子”中标。

于是开始由上级政府统一来招标，当然，统一来招标，也有可能是更高级领导的“小舅子”中标，但这不重要。

因为更为重要的是，价格信号的反馈，被严重扭曲了。

学校午餐通常是一个固定的价格，比如一餐15元或20元。这个价格，是一个“一刀切”的、被平均化了的数字。它完全抹杀了不同家庭对孩子午餐的主观价值差异。

什么叫主观价值差异？

A家长，家庭条件优渥，极其注重食品安全和营养，他希望孩子能吃到有机的蔬菜、进口的牛肉。他愿意为此支付每餐50元，甚至更高。但在现有体系下，他有这个选项吗？没有。

B家长，家庭条件一般，他最大的诉求是干净卫生、能吃饱。他觉得每餐15元已经不便宜了，希望能有10元的更基础、但同样安全的选择。他有这个选项吗？也没有。

C家长，孩子口味挑剔，不爱吃米饭，就爱吃面食和饺子。他希望能有更多样化的主食选择。他有这个选项吗？还是没有。

你看，在一个不能由消费者作主的环境里，所有不同偏好、不同支付意愿的家长，都被强行拉到了一个平均线上。

这个平均线，必然无法满足任何一个具体的人。A家长觉得质量太差，B家长觉得性价比不高，C家长觉得口味太单一。

于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就诞生了：众口难调。

在市场环境下，“众口难调”恰恰是商业机会所在。

所以我们有高端餐厅，也有路边小摊，有川菜馆，也有西餐厅。市场通过价格和品类的细分，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在学校午餐这个“非市场”环境里，“众口难调”成了一个死结。

因为价格信号失灵了，供应商收到的唯一指令就是：在固定的价格天花板下，提供符合最低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尽可能地压低成本以获取利润。

他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们吃得“更开心”，而是让自己在这次招投标中“不出事”并且“有得赚”。

有人怀疑，政府招标中会有腐败。

不管有没有，只要由政府来决定用哪家供应商，这种怀疑都必然存在。因为没有任何标准可以达成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十八块一份价格高了吗？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吃三十块以下的东西，都叫猪食。

又由于各种严格的管制，价格以最低价中标，成本却越来越高，能有什么好产品？

不可能的。

真正重要的是，在这种机制下，用脚投票的自由，几乎为零。

如果家长对午餐极度不满，他能怎么办？他能像不去老张拉面馆一样，明天就给孩子换一家午餐公司吗？不能。

他唯一的选择，是向学校投诉，向教育局反映，在家长群里联合抗议，甚至捅给媒体，制造舆论。

你发现这个模式的可怕之处了吗？当正常的市场退出机制被堵死后，消费者维权的唯一路径，就只剩下了“闹”。** **

将本来应该是商业选择的东西，转化为社会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学校午餐问题，总是那么容易引爆舆论。

因为对于丧失了主权的消费者来说，这是他们夺回话语权的唯一方式。

所以，这次上海的事件，家长们最初对“没荤腥”的抱怨，本质上就是一次“用脚投票”的替代性呐喊。他们是在用舆论的压力，去模拟一个本应由市场自动完成的优胜劣汰过程。

但有用吗？没用的。

因为供餐公司它真正的“客户”是谁？是那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家长吗？

不是。

它真正的客户，是那个给它合同的学校，是那个组织招投标的教育部门。它的生死存亡，不取决于家长的满意度，而取决于与上游权力机构的关系，以及是否触碰了监管的红线。

在这种情况下，当经理发现一盆虾仁里有虫子时，公司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选项A：诚实上报。 立刻报告学校和监管部门。后果是什么？公司声誉受损，可能立刻被终止合同，面临巨额罚款，甚至直接倒闭。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巨大的损失。

选项B：内部处理，悄悄销毁，对外撒谎。 后果是什么？有可能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后面不再出事，这次的危机就算过去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但潜在收益巨大的选择（保住了合同）。

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你怎么选？很多人肯定选择B。

我不是在为这家公司洗白。我是在指出，这个系统本身，就在鼓励这种“冒险”。

因为，一个不需要对最终消费者负责的生产者，他的主要精力必然会从“做好产品”，转向“搞定关系”和“规避监管”。

如果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一家餐厅的虾仁里发现了虫子。

消费者会立刻用脚投票，餐厅的生意会一落千丈，口碑会瞬间崩塌。这种来自市场的、即时的、致命的惩罚，比任何监管都来得有效。

但在学校午餐这个场景里，供应商最大的恐惧，不是家长不满意，而是被监管部门“一票否决”。所以，当出现问题时，它优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安抚消费者，而是如何不让监管部门知道。

所以，那个“瞒报”的决定，却是这个“消费者主权”缺位的系统里，大概率会发生的必然。

把视野再拉大一点，你会发现，学校午餐的困境，只是冰山一角。几乎所有由公立学校统一供给、强制或半强制消费的领域，都存在着类似的“永恒的纠纷”。

最典型的，就是校服。

有家长觉得校服太贵，质量配不上价格。

有家长觉得校服太丑，扼杀了孩子的个性。

有家长觉得面料不好，不透气，孩子穿着不舒服。

同时，也一定有家长觉得，统一校服挺好，省心，避免了攀比。

你看，和午餐的逻辑一模一样。公立学校，作为一个不能由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供给方，它强行将所有主观价值完全不同的家长，捆绑在了一起。然后，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统一的午餐、统一的校服），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这在经济学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构成了一场教育领域的“公地悲剧”。

每个人都对这片“公共草地”（学校供给的服务）不满意，都觉得自己的羊（孩子）没吃好草，但又没有人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牧场，最终导致无休止的抱怨和纷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公立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无法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

它的首要目标，不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用统一的划片、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收费标准，来抹平差异。

这种情况下，一万年也解决不了这些纠纷和矛盾。

不如试着，让家长们自己去解决吧。

比如，由家长自己来点单送外卖到学校吧。

要么，学校还原成为商业机构，这样吃什么与学校就绑在一起，成为一个产品了。

但天天在网上闹的这些家长，大多数正是免费教育、教育公办的支持者，一边要求公办，一边又要求消费者主权，真是神经病！

1992年，中国政府当时就提出了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的主张，可惜，被民间舆论怼回去了。

我想起刘强华的一句话：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当你当消费者、当皇帝，你不中用啊，你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