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医疗贵与加拿大的公立医疗排队拥挤缓慢，撇开政治形态，以经济学原理来说，来自生产率低下。

这甚至是一个货币金融学概念，当商品在技术提高生产率，带来商品价格下降时，工资上涨，医疗一类的服务业，与一百年前没有太大区别，还是个人对个人的低效率状态，一定带来价格暴涨，医生薪酬倍增。

而医疗等服务业的高薪溢出，带动整体物价上涨。

这就构成了汇率影响的一部分。

在公立医疗体系下，免费低价则带来排队。

同时，美加的医师行会又限制了医生供给，导致价格与效率更加扭曲。

所以中国的医生是以日内高密集度诊断，强行抬高了医疗效率，但薪酬价格未涨，就导致了红包文化。

这段话的核心是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并结合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

鲍莫尔成本病： 把经济分成“进步部门”（制造业等，生产率因技术大幅提升）和“停滞部门”（医疗、教育等个人服务，生产率提升很慢，基本还是一对一服务）。

进步部门生产率提高带来工资上涨，为吸引劳动力，停滞部门工资也必须跟着涨，但产出没怎么增加，结果相对价格持续上涨。

美国医疗贵、加拿大公立医疗排队，主要是这个生产率差异导致的相对成本上升，而不是单纯的“制度问题”。

医师行会限制医生供给，会进一步加剧价格和效率扭曲。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这是“货币金融学概念”和汇率影响部分。

可贸易部门（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工资上升→溢出到不可贸易部门（医疗等服务业）→服务业价格上升→整体物价水平更高→实际汇率升值。

高收入国家服务更贵，部分原因就是这个传导链条。

而购买力平价的内涵缺失了这一环，会导致汇率观点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