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只要你打开社交媒体，只要你翻阅那些所谓的深度文章，你总会遇到以下这样一群人，我们通常称他们为公知。

在他们自己眼里，他们是自由的布道者，是启蒙的先驱，他们嘴里挂着哈耶克、洛克、卢梭，他们言必称欧美，行必赞北欧。他们似乎是这个社会里最懂现代文明的一群人。

他们对中国的批评，以下很常见：

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XXX的心（讽刺中国政府不作为，对食品安全不监管，本质上是主张政府干预市场）；

一个老师，医生天天想着赚钱的国家，有什么前途（痛骂中国的教育、医疗部分市化机制，本质上在反对市场经济）；

一个基尼系数这么高，贫富如此不均的地方，有什么值得赞美的（痛骂中国的贫富不均、反对自由市场）；

老百姓没有钱消费，劳动者收入占比太少，不搞二次分配，钱全部被谁搞走了？（骂中国二次分配不够、也是反对自由市场）；

中国就是人工便宜，低人权优势，这样的发展，不是人本主义，而是对底层劳工的压榨（痛骂中国过往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否定自愿契约）；

杨改兰是穷死的，不帮助穷人的社会，不是好社会。一个人如果因为饥饿而去抢劫，不是他的错，是这个社会的错。（痛骂没有政府分配财富给穷人，主张政府二次分配）。

中国人现在生活便利，建立在底层没有八小时工作权利上，是压榨底层，而欧美蓝领都有高收入，可以一天工作四小时，这才是文明。（主张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反对劳资自由交易）

类似的言论，这几十年，我都听出老茧来了。

并且他们毫无进步，这几十年，这一套话术，从未改变。

从以上言论就明白了，这群天天把自由主义挂在嘴边的中国公知，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最狂热的渴望，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市场，而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因为，在我看来，别看这些人天天叫着民主自由，但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文明。

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基石，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什么民主投票，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私有产权。你的身体属于你，你用劳动、你发现的自然资源创造的财富属于你，任何人、任何机构，无论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哪怕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只要未经你同意拿走你的财产，那就是抢劫。

福利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场针对私有产权的系统性侵犯，是对财富创造者的合法化掠夺。

这些公知们充满悲悯情怀的观点，其底层逻辑当然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不仅粗暴、而且反智反智。

一）阻止医疗教育产业化

他们说：

教育是基本人权，怎么能当成生意来做？

医疗是救死扶伤的，只有垃圾国家才把他做成生意。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公知们最不遗余力的一项事业，就是疯狂地攻击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只要一提到私立医院、私立学校，只要一提到民营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他们就会痛心疾首，大呼社会底线彻底击穿。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高尚？是不是特别有良心？

可是，这世上从来不存在什么脱离了物质基础的抽象权利。

公知们犯了一个极其致命的常识错误，他们把需求等同于了权利。

他们其实是一群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医疗是刚需、教育是刚需，这些东西，应该按需分配。

但道理非常简单，你想看病，你需要教育，这是你的需求。但如果你把这种需求定义为一种必须由别人免费提供的权利，那么请问，谁来提供？

医疗需要医生耗费十几年的青春去学习，需要护士日夜颠倒地值班，需要医药公司投入几百亿的资金去研发新药，需要精密仪器的制造；教育需要优秀的老师绞尽脑汁地备课，需要校舍的建设，需要教材的编写。

这背后，全是活生生的人的劳动，全是真金白银的私有产权投入。

公知们反对市场化，反对产业化，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

要么，他们是在要求这些医生、老师、科研人员，必须放弃对自身劳动价值的定价权。

要么，他们是在要求资本和企业家，必须无偿地、或者以极低的回报率交出他们的财产。

这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是什么？

他们以为只要消灭了市场，只要把企业赶出去，教育和医疗就会像空气一样免费地飘落到每个人头上。但一旦你摧毁了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定价机制，你迎来的绝对不是什么公平，而是极其短缺、极度低效的配给制。

公知们在痛骂莆田系、痛骂课外辅导班的时候，从来不去思考一个基本常识，是市场化导致了看病难、上学难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正是因为充满了各种准入限制和牌照垄断，才导致了优质资源的极其稀缺！

他们用一种道德高地上的傲慢，强行关闭了市场这台最伟大的资源配置机器，然后指着那些在公立医院里排队排到绝望的普通人说，你看，这就是万恶的资本造成的！

这群公知，天天说自己有良心。

狗屁！

试图当抢劫犯，抢劫他人的合法财产，这也叫有良心？

他们用最华丽的辞藻，包装了一个最野蛮的逻辑，我需要你的服务，所以你不能赚钱，你必须无偿提供给我。

当然，这些民主公知，从来不具体说政府应该从哪里征税来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因为，他们还要扮演着支持私有产权的另一个文明形象。

然而，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政府不创造财富，政府要提供一切免费的东西的本质是，将一部分人的收入没收，以支付另一群人的消费。

民主公知们，过去这数十年来，一直在煽动实质意义上的打土豪，分田地，可谓是劣迹累累。

二）幻想北欧式福利

公知们有一个精神乌托邦——北欧。

如果你经常看那些公知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们把瑞典、丹麦、挪威描绘成了一个人间天堂，从摇篮到坟墓的免费福利，极小的贫富差距，不用加班，岁月静好。

然后他们画风一转，痛心疾首地指责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北欧那样？为什么我们的富人那么多，穷人却还要为生存奔波？

结论呼之欲出，我们要高税收！我们要高福利！我们要把富人的钱拿过来，分给普罗大众！

北欧之所以能搞高福利，根本不是因为福利制度让他们变富了，而是因为他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实行了极其自由、极其彻底的市场经济，积累了天量的财富！

他们是先有了雄厚的私有产权基础和资本积累，然后才开始挥霍的。

这就好比一个富二代，他现在每天不上班也能锦衣玉食，公知们跑过去一看，惊呼，原来不上班也能这么爽，我们大家赶紧辞职吧！这是何等的荒谬！

公知们渴望的这种二次分配，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一群人通过选票，或者通过某种舆论压力，合法地抢夺另一群人（富人、企业家、财富创造者）的私有财产。

中国公知在呼吁福利社会时，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和一百年前那些举着火把冲进地主大院的流氓无产者，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他们不关心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他们只关心财富如何分配。

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幻觉，认为财富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固定大小的披萨，马云多吃了一块，我就少吃了一块。因此，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威，把马云手里的披萨抢过来，切碎了分给大家。

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披萨，财富是人类心智和劳动的涌现！

企业家为什么能赚取巨额财富？

在真正的自由市场里，一个人能赚大钱的唯一途径，就是他极大地满足了无数消费者的需求。马化腾满足了你社交的需求，王兴满足了你点外卖的需求。

他们在每一次自愿的交易中，都改善了别人的生活，作为回报，他们积累了财富。

他们的财富是清白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中国的公知们不这么看。他们骨子里有一种对财富的深刻仇恨，一种见不得别人好的红眼病。他们披着社会公正、基尼系数的学术外衣，心底里呐喊的依然是那句最古老的咒语，凭什么他那么有钱？分了他的！

这种对打土豪分田地的隐秘渴望，不仅是对私有产权的破坏，更是在从根本上摧毁一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引擎。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指望通过重新分配来获取财富，谁还会去起早贪黑地创业？谁还会去承担巨大的风险去创新？

三）污名化中国市场经济

如果说前两点还只是停留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那么公知们对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定性，则是最让人痛心、也最具有破坏性的。

过去四十年，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奇迹！几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从连自行车都买不起的时代，一跃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庞大高铁网络、最发达电子商务、最繁荣制造业的经济体。

这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非常简单，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不断地承认私有产权，不断地引入市场机制，不断地给个人松绑！

是因为包产到户让农民有了剩余产品的支配权；是因为温州的皮鞋匠、乡镇企业家可以合法地把商品卖给别人；是因为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拼命工作、储蓄、投资。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是企业家精神的爆发，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但是，公知们承认这一点吗？

不，他们死不承认。

当你把这些伟大成就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轻蔑地撇撇嘴，吐出四个字，权贵资本主义。或者他们会说，中国根本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都是依靠低人权优势、依靠榨取人口红利得来的。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智力扭曲啊！

为什么公知们一定要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污名化？为什么他们绝不愿意把功劳归功于市场和企业家？

因为一旦承认了中国是因为市场经济和保护产权而繁荣的，公知们的整套叙事就破产了。

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往往有一种极度膨胀的自恋。他们读了很多书，自认为是社会的良心，是真理的掌握者。但在自由市场里，市场是无情的，市场只认消费者的钞票，不认知识分子的高傲。一个搞量子力学的博士，可能不如一个卖直播带货的网红赚得多；一个写了万字雄文批判社会的公知，其市场价值可能还不如楼下卖煎饼果子的大妈。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知识分子对自由市场产生了深深的怨恨。他们渴望回到一种计划分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由他们这些哲人王来决定谁该拿多少钱，谁该有什么地位。

因此，当他们面对中国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繁荣时，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嫉妒与不甘。他们无法接受那些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草根老板、那些在泥土里打滚的企业家，成为了这个社会的财富精英。

所以，他们必须发明一套词汇来否定这一切。

他们用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词，把所有中国企业家的成功，都抹黑成是靠权力寻租得来的。

不可否认，转型期的中国确实存在权力寻租的现象，但哪怕是一个充满了管制的半自由市场，只要它撕开了一道口子，允许了部分私有产权的存在，它所爆发出来的创造力也是惊人的！中国经济的成就，恰恰是因为市场突破了管制的缝隙而取得的，而不是因为管制。

公知们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他们用放大镜寻找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完美，以此来否定市场化改革本身的正当性。他们故意混淆了市场创造的财富和特权攫取的财富，把中国千千万万个靠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民营企业家，统统打上了原罪的标签。

这种舆论长年累月的洗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它在全社会范围内，煽动起了一种仇视资本、仇视企业家的情绪。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觉得，那些身价亿万的老板都是吸血鬼，都是靠权钱交易上位的，这个国家的商业环境还能好吗？当大家都觉得打倒资本家是一件无比正义的事情时，那些真正的财富创造者除了跑，还能有什么选择？

公知们用他们轻飘飘的键盘，毁掉了中国几代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财富的尊重，对产权的敬畏。

四）公知们的政治思维

公知们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学吗？不，这里面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历史幽灵在作祟。

这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士大夫情结。

在古代中国，士是四民之首（士农工商）。士大夫阶层是不从事任何物质生产的，他们靠什么活着？靠的是权力的分配，靠的是对底层资源的汲取。在那个时代，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商人是被打压的，财富是不安全的。

现代的中国公知，虽然脱掉了长衫，穿上了西装，嘴里念叨着民主自由，但他们骨子里，依然是那群渴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渴望通过掌握话语权来主导财富分配的现代士大夫。

这群人其实都属于国家主义知识分子。

他们极其反感那种由纯粹的私有产权和契约构成的自由社会。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一切都要靠个人的本事在市场上厮杀，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耍嘴皮子、写几篇酸腐文章就获得特权。

公知们发现，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他们被边缘化了。于是，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来夺回他们失去的尊严和地位。

这套话语体系，就是社会正义、公共福利、反资本。

他们打着这些光芒万丈的旗号，其实是在向社会索要一种特权，你们这些赚钱的企业家都是肮脏的，你们的财富是不道德的，只有我们这些关心穷人的知识分子才是高尚的。因此，社会必须听我们的，必须由我们来指导财富如何分配。

你看透了这一点，你也就看透了中国公知的所有表演。

他们反对医疗教育市场化，是因为他们害怕市场定价剥夺了他们高贵的福利；他们追求北欧模式，是因为他们想坐享其成，用别人的钱来浇灌自己的岁月静好；他们污名化中国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嫉妒企业家的成功，企图用道德的大棒敲碎商人的脊梁。

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写满了自由，但把每一句话拆开，里面都藏着两个字——抢劫。抢谁的？抢那些默默无闻、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财富创造者的。

我之所以今天花这么长的篇幅，冒着得罪很多人的风险，用如此凌厉的语言去剖析公知群体，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了一种危机。

这种危机，不是技术上的落后，也不是短期的经济波动，而是观念环境的崩塌。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有趣的是，公知们也很喜欢引用他，但显然根本没看懂他）曾经说过，社会往往是被少数知识分子的观念所塑造的。

在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里，中国公知们如秦晖与表面上是他们的对立面的另一群网左舆论领袖如司马南，所制造的这些反市场、反产权、要求均贫富的舆论，就像慢性毒药一样，一点一滴地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土壤里，渗透进了无数年轻人的大脑里。

这种破坏是极其致命的。

经过公知们与网左舆论领袖对市场多年的污名化，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什么氛围？要么是，政府如果不发钱，不分配 ，就不是好政府，要么是，谁有钱，谁就是资本家，谁就活该被挂在路灯上。年轻人不再崇拜创业者，不再相信勤劳致富，而是把企业家当成阶级敌人。

试问，在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富人的钱都是脏的、都暗戳戳地等着打土豪分田地的社会里，还有谁会去真心实意地搞投资？还有谁会去踏踏实实地做企业？当社会失去了财富创造的引擎，剩下的就只有在存量里互相撕咬的零和博弈。

公知们给年轻人灌输了一个极其有毒的观念，你之所以过得不好，不是因为你努力不够，不是因为你创造的价值低，或是因为万恶的资本剥削了你，或是因为国家没有给你提供像北欧那样的免费福利。

这种观念，完美地迎合了人性的弱点。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外部，推给体制，推给资本，当然比直面自身的不足要轻松得多。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在网上戾气极重的年轻人。他们一边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比如便宜的外卖、极速的快递、廉价的智能手机），一边却在键盘上疯狂地咒骂市场经济。他们不明白，正是那些他们口中的吸血资本家，组织起了庞大的产业链，才让他们拥有了今天的生活。

他们正在逐步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和责任感，只知道张着嘴向天空呼喊，给我免费的医疗！给我免费的教育！给我分房！

今天，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前面有两条路，第一条，是走向更彻底地保护私有产权，更全面地打破垄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条，就是增加分配，由政府来主导资源配置。

左右两路公知们塑造的这股反市场、反资本的社会情绪，已经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阻力。每当有推动医疗、教育等领域市场化的政策出台，立刻就会招来漫天的谩骂和抵制。改革者动辄得咎，被扣上向资本投降的帽子。

所谓的右派公知们，他们表面上还是反对国有企业，支持私有产权，甚至支持土地私有化，但是，他们未能走出财富分配的迷局，沦为了自由市场的敌人，真的是可悲。

这不仅是悲哀的，更是危险的。如果我们顺从了这种舆论，停止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甚至走回头路，去搞什么全面福利化，那么，等待我们的，绝不是北欧的童话，而是拉美式的经济停滞，甚至是委内瑞拉式的人道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