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19世纪，随着欧美廉价的工业品如潮水般涌入亚非市场，当地的手工作坊不堪一击，纷纷倒闭。本土的工匠们失去了生计，他们的国家也从此沦为只能为西方工业国提供棉花、矿产等原材料的附庸。

这个听起来合情合理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依附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它描绘了一幅全球南方（主要指亚非拉等发展中地区）“去工业化”的悲惨图景。

然而，历史的真相，真的如此简单吗？当我们拨开理论的迷雾，仔细审视证据时，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浮现出来。

打破迷思：纺织业的意外繁荣

我们不妨来看看被认为是最大“受害者”的纺织业。

事实是，从爪哇到西非的卡诺，从摩加迪沙到埃塞俄比亚，在19世纪全球贸易的浪潮中，许多本土纺织业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展现出惊人的韧性，甚至在某些地区逆势繁荣。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并非闭关锁国，恰恰相反，它们积极地利用了全球市场带来的新机遇。当地的生产者巧妙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 品质优势

  ：手工织物通常更耐用、更舒适。

• 文化独特性

  ：本土布料的设计、图案和颜色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这是冰冷的工业品无法复制的。

• 灵活性

  ：小作坊能快速适应本地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品味和需求。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用自己的钱包投了票。他们并非盲目追捧舶来品，而是更青睐那些符合自己审美、传统和实用需求的本地布料。

借力打力：当进口货成为创新的工具

这背后更深层的逻辑是，本土手工业者并非被动挨打，而是学会了“借力打力”，将进口商品变成了自己创新的工具。

• 在印度，虽然机器纺的洋纱冲击了传统的手工纺纱业，但手摇织布业却因为有了这些更便宜、更稳定的洋纱作为原料，反而迎来了大扩张，满足了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同样，进口的工业染料也让印度的印染业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 在印尼的爪哇岛，这个例子更为经典。荷兰殖民者曾试图用本国的工厂布匹占领爪哇市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机器制造的布料会轻松取代当地手工艺。但结果出乎意料，爪哇的蜡染（Batik）产业不仅活了下来，还越做越火。当地工匠们聪明地采用进口的白棉布和工业染料，创造出设计更丰富、图案更精美的蜡染产品。对爪哇人而言，蜡染不仅是一块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艺术表达，这是任何外国工厂都无法替代的。进口商品，反而成了他们技术升级的催化剂。

非洲的韧性：本土市场的强大生命力

非洲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这种韧性。

• 在尼日利亚北部，直到20世纪，卡诺城依然是西非的纺织业中心。当地的织工和染工将本地纱线与进口纱线结合，生产出经久耐用的布料，畅销整个西非。当地蓬勃发展的经济作物（如花生）种植，非但没有挤垮纺织业，反而因为增加了农民收入，创造了对纺织品更大的需求。
• 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和埃塞俄比亚，当地的织布社群同样通过不断适应消费者的新口味，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
• 尼日利亚的蒂夫（Tiv）人更是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案例。直到20世纪中叶，尽管进口布匹随处可见，蒂夫地区消费的布料中，仍有超过一半是本地生产的。他们不仅自给自足，还向周边市场销售。这充分说明，即便是在全球化深入的时代，本土产业依然可以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

特例的启示：马拉维纺织业的真正“凶手”

当然，历史上确实存在本土产业衰落的案例。位于马拉维的夏尔河下游谷地，其强大的曼甘加（Mang’anja）纺织业就在19世纪中后期彻底崩溃了。

这是否就是“依附理论”所说的典型案例呢？恰恰相反，这个特例揭示了真相的另一面。

仔细考证后发现，曼甘加纺织业的崩溃，与外国商品竞争几乎毫无关系。因为当时东非的进口贸易要到19世纪末才大规模增长，而此时，曼甘加的织布机早已沉寂了数十年。

真正的“凶手”来自当地。19世纪60年代，残酷的奴隶贸易和连年的饥荒、干旱，导致当地人口锐减，社会结构崩溃。纺织业是一个需要家庭间协作的产业，劳动力的短缺使其遭受了致命打击。

雪上加霜的是，当地的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夏尔河水位下降，露出了大片肥沃的土地。对于劫后余生的人们来说，在劳动力极度稀缺的情况下，种植经济作物显然比辛苦织布的回报更高。

因此，曼甘加纺织业的消亡，并非全球化的悲剧，而是一场由人口灾难、生态变迁和理性经济选择共同导致的本土性衰退。

结语：一个关于韧性与选择的故事

回顾19世纪全球南方的工业史，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生存”或“毁灭”的二元对立来概括。

“依附理论”所描绘的普遍“去工业化”，更像是一个被过度简化的迷思。历史的细节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并非全球资本主义的被动牺牲品，它们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竞争者。

从爪哇到尼日利亚，无数手工业者用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全球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必然衰落”的宿命论，而是一个关于坚韧、适应与主动求变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