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场争夺战，正在中国爆发！

农民说，我们养活了所有人，几千年的根基，现在一个月一百多块养老金，说不过去吧？

职工说，我们是共和国的脊梁，交了一辈子养老保险，退休金却比不上那些“铁饭碗”。

你更想不到的是：

“铁饭碗”内部也不平靜，老人、中人、新人，因为退休金算法不同，待遇差了一大截，彼此看着也不顺眼。

甚至那些拿得更少一点的人，正在诉求，为什么我不能拿八九千、一万多？凭什么？

还有更多的人，看着高昂的医疗费用，开始大声疾呼：为什么不能免费医疗？生命应该是平等的。

与此同时，那些被认为是“拿得多”的群体，也觉得委屈。

他们会说，我们的工作更重要，承担的责任更大，年轻时放弃了市场的诱惑，选择了稳定和奉献，现在多拿一点不是理所应当吗？

于是，一个奇怪的循环出现了：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觉得自己拿得太少。

社会舆论场成了一个巨大的“比惨大会”和“索取大会”。每个人都攥着一肚子委屈，望向别人的饭碗，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嫉妒和愤怒。

让我们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用来支付养老金、医疗费、各种补贴的“大池子”，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它不是像变魔术一样出现的，也不是源于某个无私的、无限的捐赠者。

它的唯一来源，是强制性地从一部分人的口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的口袋里。

这个转移工具，就是税收。

有两种获取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称之为“价值交换”。

你种苹果，我酿酒。我觉得你的苹果好，你觉得我的酒香。我们自愿交易，你用十个苹果换我一瓶酒。

交易完成后，我们两个人都很开心，因为我们都用自己相对富余的东西，换来了自己更需要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强制，只有自愿。财富被创造了，双方的满意度都提升了。

整个社会因为无数次这样的自愿交换而变得更富足、更和谐。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第二种方式，我称之为“权力分配”。

村里有一个最强壮的人，他规定，所有人生产的东西，都要先交给他一部分。他收集了全村的苹果、酒、米、布，堆在一个大仓库里。

然后，他再根据他制定的规则，把这些东西分发给村民。

这个模式一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就发生了。

那个“最强壮的人”和他的帮手，他们不直接创造苹果和酒，但他们控制了所有苹果和酒的分配。

他们的收入，不再来源于让交易对手满意，而是来源于他们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

村民们获取生活所需的方式，也多了一条新路。

除了自己辛苦种苹果、酿酒，或者去和别人做“价值交换”之外，他们还可以去向那个“最强壮的人”诉苦、拉拢关系、或者证明自己更“值得”被分配。

你现在看到的养老金之争、医疗之争，本质上就是第二种方式——“权力分配”——的必然结果。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依赖“权力分配”来解决问题时，冲突的种子就埋下了。

因为“价值交换”是正和游戏，参与者共赢；而“权力分配”是零和游戏，甚至负和游戏。

池子里的钱是有限的，给农民多一百，就意味着给职工的潜力变小了，或者需要向还在工作的人多征收一百。

给这个群体免费医疗，就意味着另一个群体的税负必须加重，或者医疗服务的质量必须下降。

在这场零和游戏中，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因为人人都把对方视为潜在的威胁和掠夺者。

当“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成为社会主导时，一种更深远的、更可怕的变化会发生，那就是人心的偏移。

人们的精力、智慧和时间，会慢慢地从“如何创造更多价值”转向“如何分到更多利益”。

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本可以把才智用在研发新技术、创造新产品、改善服务上。

在“价值交换”的逻辑下，他成功的唯一途径，是让消费者用钱投票，真心实意地购买他的产品。

他必须谦卑地服务于市场，服务于每一个陌生人。

但在“权力分配”的逻辑下，他可能会发现另一条“捷径”。

他可以去研究政策文件，分析哪个群体是下一个被“倾斜”的对象；他可以去考取一个“铁饭碗”，进入分配体系的内部；他可以去组织一个群体，用声量和舆论去博取更多的“份额”。

哪条路更容易？对很多人来说，是后者。因为创造价值是艰难的、不确定的，需要面对市场的残酷检验。

而争夺分配，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权利主张，充满了道德上的正当感。

于是我们看到各种乱象。

人们热衷于讨论“谁最惨”、“谁贡献大”、“谁更值得同情”，而不是“如何把蛋糕做大”。整个社会的时间和智力资源，被大量消耗在这些无休止的内耗之中。

谁的声音大，谁的理由听起来更悲情，谁就更有可能在舆论上占据优势，从而影响分配决策。

这鼓励了一种“表演性”的弱势和“策略性”的抱怨。理性、克制、自力更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成了弱点。

为了在分配战中占据有利位置，人们会不自觉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标签。“我们农民”、“我们工人”、“我们退休教师”……这些标签把本该是鲜活的、流动的个体，固化成一个个利益集团。

不同集团之间，不再有“价值交换”中那种基于互利的合作，只剩下基于零和博弈的猜忌和对立。

农民要求提高养老金，理由充分吗？当然充分。

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应该是简单地从池子里多挖一块给他们，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创造一个环境，让农民能通过“价值交换”的方式，比如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或者自由迁徙到城市工作，来体面地为自己的晚年积累财富。

职工认为养老金不如军公教，这种不平感真实吗？

当然真实。

但解决之道，应该让更多的人离开体制，去市场自己寻找交换价值的生存模式。

当所有人都把眼睛盯着那个“大池子”时，其实已经放弃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导权。

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生活水准，不再取决于你的努力和创造，而是取决于遥远的规则制定者，取决于你在与其他群体的博弈中是否能胜出。

这是一种非常被动且危险的生存状态。

这场全民参与的“税收抢夺战”，如果持续下去，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后果是清晰且严峻的。

第一个后果：共同贫穷。

这是最直接的经济后果。

当社会最优秀的大脑都去思考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时，蛋糕本身就会停止增长，甚至开始萎缩。

企业家会犹豫是否要扩大投资，因为他不知道未来的税负会多重，不知道他辛辛苦苦创造的利润，会在一场又一场的分配狂欢中被如何分走。

普通人会失去加班加点、提升技能的动力，因为他发现，努力工作增加的收入，很大一部分会进入那个“大池子”，而被重新分配给了那些“会哭”的人。

如果年轻人要交社保的压力不断增加，那么，日本年轻人躺平的生活模式将会来到中国。

最终，生产和创造的激励被严重削弱。

社会的经济活力会逐渐丧失，陷入一种“高福利、高税负、低增长”的泥潭。池子里的水越来越少，而抢水的人却越来越多，争夺只会变得更加血腥和残酷。

所谓的“免费医疗”和“高额养老金”，最终会因为无钱可付而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或者以极低的质量、极长的等待时间为代价。

第二个后果：社会撕裂。

这是比贫穷更可怕的后果。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协作关系。我开餐馆，你来吃饭；我当医生，你来看病；我写代码，你用软件。我们彼此需要，相互成就。

但在“权力分配”的逻辑下，人与人变成了赤裸裸的竞争对手。

职工看着公务员的养老金，觉得自己的钱被“他们”拿走了。城市居民看着涌入的农民工，担心他们会来“抢占”本已紧张的医疗和教育资源。

年轻人看着高额的养老金支出，感觉自己像是在为一个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打工。

这种基于身份的对立，会摧毁社会最宝贵的资本——信任。

没有了信任，合作成本急剧升高，社会运行的摩擦力越来越大。人们不再相信彼此，只相信自己的“群体”，只相信斗争。

整个社会变得像一个火药桶，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剧烈的冲突。

第三个后果：个人责任的消亡与权力的无限扩张。

这是对人精神世界的最大腐蚀。

当一个人习惯于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分配不公”，并将希望寄托于“权力救济”时，他实际上已经交出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和责任。

“我穷，不是我不努力，是社会对不起我。” “我病了，国家必须给我治，这是我的权利。” “我老了，政府必须养我，而且要养得体面。”

这种思维模式，看似是在争取“权利”，实则是在推卸“责任”。

它把个人应该承担的风险（如养老、疾病）全部外部化，要求一个抽象的“集体”来承担。

而谁来代表这个“集体”呢？自然是那个负责“权力分配”的组织。

为了应付无穷无尽的“分配”要求，它必须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

它需要更强的征税能力来充实“大池子”，需要更复杂的官僚体系来制定分配规则，需要更严密的控制手段来平息分配不均引发的争端。

最终，个人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依赖，而那个分配权力则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无所不能。

人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争抢来获得更多，却没意识到，他们在此过程中失去的是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

自由！

今天很多年轻人的抱怨，正在说明这一点，他们会说，你们这些中老年人天天要求拿到更多，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减少补贴、减少收入，任何一方的主张，都是自己要拿更多！

你们这么争来争去，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今天调涨这个，明天调涨那个，敢降哪一个的吗？谁的都不敢降。

那我们怎么办？你们不停地涨，涨的钱从哪来，不就从年轻人那里来吗？

那么，我们的未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