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论调不绝于耳。

然而，国有企业或许可以通过国家权力实现规模上的“做大”，但其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做强”，并且这种“做大”将伴随着对社会经济活力的侵蚀和对个体自由的压制。

何谓真正的“强大”？市场与价值的标尺

一个企业是否“强大”，其根本标准在于它能否有效地、持续地为社会中的消费者创造价值，满足其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且能否在竞争性市场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

这体现在企业能够通过低成本高效地提供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或服务，从而获得利润。

利润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对企业成功服务消费者的奖励信号，也是引导资源流向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领域的市场信号。

企业通过利润再投入，不断优化流程、改进产品，并做出具有企业家洞察力的决策，才能持续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国有企业的结构性缺陷：产权、激励与计算的难题

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清晰界定的、可转让的私有产权赋予了个人或组织对其资产的控制权，并使其承担相应的盈亏后果。

这种机制构成了市场中个体行动的强大激励：追求利润（通过服务他人）并规避亏损（通过浪费资源）。

然而，国有企业恰恰缺乏这种清晰的私有产权结构。名义上产权归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实际上却没有具体承担盈亏的最终产权人。

这种模糊的产权导致了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的人（代理人）与抽象的所有者（委托人）之间的利益不对称。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往往缺乏将企业盈亏与自身财富或长远利益直接挂钩的强激励。

他们的主要目标和行为导向更容易受到上级权力部门的政治目标、行政指令或个人晋升考量驱动，而非消费者需求或市场效率。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

在缺乏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交易形成的真实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尤其是在一个国有经济占主导的体系中）难以获得反映资源稀缺性和消费者偏好的准确价格信号。

这意味着管理者无法进行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无法判断不同生产方式的效率，也无法确定资源最优的配置方向。

资源的分配和生产决策将更多地依赖于行政计划和指令，而非基于真实的经济信号。这必然导致普遍的低效率、资源错配和浪费。

亏损成为常态，最终由纳税人或通过通货膨胀由全社会买单，掩盖了其运营的低效本质。

因此，由于缺乏私人产权带来的强激励和真实市场价格提供的计算工具，国有企业从根本上不具备在竞争性市场中持续“做强”的结构性基础。

“做大国企”对企业家精神与知识发现的扼杀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经济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驱动者，他们凭借对未来市场机会的洞察，愿意承担风险，投入资本，探索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品或服务，以及新的组织形式。

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的过程，分散在无数个体头脑中的关于消费者需求、技术可能性、资源可用性等的“默会知识”和特定时空信息，通过企业家的行动和市场竞争被发现、整合和利用。

国有企业“做大”的过程，通常伴随着行政垄断或特权，以及将更多社会资源纳入国家控制。

这极大地压缩了民间企业家发挥的空间。国有企业的决策者受制于官僚体制，其首要考量往往是规避风险以保障政治前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国有资产不流失”），而非积极创新和冒险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这种保守和僵化的文化扼杀了创新和探索的动力。

在一个由庞大国企主导的社会中，资源不再主要通过服务消费者在市场上赢得，而是通过与权力机构建立联系和依赖关系来获取。

这导致社会普遍出现寻租（Rent-seeking）行为：人们将精力用于影响政府决策或利用行政垄断获取利益，而不是专注于通过生产和交换为他人创造价值。

整个社会最重要的经济驱动力——企业家精神——在官僚体系和政治目标的约束下被严重削弱甚至窒息。

哈耶克深刻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个基于分散化知识和价格信号的复杂协调过程。

做大国企，扩大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本质上是试图用集中的计划和指令取代这个分散化、自发演进的市场过程。

这不仅仅是效率低下，更是阻碍了至关重要的知识发现。

当个体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当市场价格信号失灵，分散在无数人头脑中的关于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他人、如何更创新地利用资源的知识就无法被有效地发现、传播和利用。

后果：效率停滞、财富流失与自由萎缩

做大国企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普遍降低。

缺乏有效的激励、准确的计算和活跃的知识发现，导致资源被错误配置，生产停滞不前，创新能力减弱。

正如奥地利学派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所示，当经济脱离了市场价格和利润/亏损信号的指引，就失去了有效的反馈机制，难以适应变化并进行调整。

没有亏损约束的国有企业会持续消耗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原本可以在私营部门中被更有效地利用，创造真实的财富。

这种持续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流失和普遍的贫穷。

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案例都印证了这一点：过度依赖国家控制和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其活力和繁荣程度远不如那些以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

此外，做大国企的过程也意味着个体经济自由和行动空间的急剧萎缩。

当大多数社会资源和就业机会被纳入国有体系，个体的职业选择、创业可能乃至日常生活都将更多地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和控制。

人们不再是作为拥有自由选择权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市场交换，而是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齿轮。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侵蚀。

发展的真正动力：解放私人企业与个体自由

一些人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国家的计划和主导，这是一种因果倒置。

正如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中国经济活力的迸发，恰恰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是对私有产权的逐步承认和保护，是对民间创业和市场力量的释放。

是无数底层个体在更宽松的环境下，为了改善自身生活而自发进行的经济活动，以及随之涌现的企业家精神，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国家的“顺势而为”在于减少了不必要的干预，为市场机制的运作腾出了空间。

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只有建立在一个以私有企业为主体、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个体经济自由得到尊重的社会中才有可能。

私人企业在利润信号的引导下，不断追求效率和创新，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允许并鼓励“做大做强私企”，意味着赋予无数个体自由探索、创造和承担风险的权利，让分散的知识和企业家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正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所示，许多伟大的企业都源于个体的小规模探索，是自由的市场环境和资本体系支持了他们的成长，最终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福祉。

总结而言，做大国有企业并非通往繁荣强盛之路，而是奥地利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通往效率低下、财富流失和自由萎缩的歧途。

它违背了有效的经济组织所需的基本原理：清晰的产权、有效的激励、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和充分发挥的企业家精神。

真正的“强大”寓于自由的市场和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之中，寓于个体创造和服务的自由之中。

这正是查尔斯·科赫等市场经济倡导者所反复强调的观点。

通过《做大私企》等著作，他们阐明了私有企业在增进社会福利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将市场经济原理应用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因为无论企业内外，效率和价值创造的根本逻辑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