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说：我宁愿没有财产，生活在一个产权有保障的社会里，也不愿拥有财产，而生活在一个没有产权保障的社会里。

这道理很清楚，只要产权有保障，就蕴含无限可能，穷人就可以凭借自身努力而变富，而不是受制于身份、阶层等级和等待施舍。

事实上，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是一场广义的“平等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不过，市场的平等有着严格的内涵，它是产权保护的平等、自由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和平均主义，更不是逆向制造不平等的DEI。市场经济拆除了身份的藩篱，打破了行业的壁垒，废除了种姓等级限制，向特权发动猛烈攻击，让每个人都可以凭借服务他人的能力而取胜，而不是凭借身份和种姓等级；一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属于他自己，而不是他人的附庸和掠夺对象；人人都可以无障碍地干自己喜欢的事，只要不侵犯他人。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的生产动能才能得到最充分的激发，由此带来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福祉的空前提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由穷变富的伟大历史进程，根源就在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意，“市场经济”才是主语——产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从公社集体主义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养三只鸭子是资本主义到个体从业解除限制、从炒瓜子是资本主义尾巴到民营经济得到承认、从从事商业是投机倒把到鼓励商品流通、从出村子要开证明、进城务工要被收容遣送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都是产权得到更好保护的证明。

理论和实践都已经雄辩地证明，只要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经济就会蓬勃发展，人的福祉就会空前提升；反过来说，一旦产权被侵犯，经济就会熄火，福利就会下降。

所以，产权是自由与繁荣之基。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扶贫制度，是对穷人最有利的制度。

要推动经济进步，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破除施加在财产之上的各种枷锁，废除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它并不需要政府积极地作为，也不需要花钱，而是要大刀阔斧地砍掉各种干预主义的立法和政策。

砍一个领域的管制和干预，这个领域就必然繁荣起来；砍掉所有的管制和干预，经济就突飞猛进。从来没有什么拉美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也没有经济体量大了所以增速就放缓这种伪命题，那不过是管制和干预叠加窒息了经济。

要砍的实在是太多了，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今世界95%以上的法律，都是打着法律名义的立法命令。罗斯巴德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废除主义”——必须毫不妥协地坚持直接废除，而不是修修补补，那实际上是一种妥协与默认；在废除的办法上，罗斯巴德指出：随便砍，砍哪一个都是接近自由的方向，重要的是将行政部门的管制权力直接砍掉，而不是裁撤某个部门而没有裁撤权力。

必须坚持理论上的纯粹和激进主义，才能迎来现实中的边际改善。理论上的妥协，是背叛，是魔鬼。在许多管制和干预已经深入到经济生活的细枝末叶之中，以至于人们早已在管制之下习以为常的情况下，这种理论上的纯粹和激进主义就更加重要和现实。

产权保障的题中之意，就是人人的产权得到平等保护。产权，作为一种规则，必须人人平等适用，通过一致性的逻辑检验。如果只保护一部分人的财产，而不保护另一部分人的财产，或者保护一部分人的财产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财产为代价，那就不是保护产权，也不成其为规则了。因此，富人的财产也得到了同样的保护。

这意味着，富人可以降低时间偏好，积累储蓄，将自己的财富进一步地投资，实现财富的扩张，资本积累会节节攀升。

由于富人的投资增加，带来的经济正面效应是多重的。首先，若抽离人的因素，实际上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相互雇佣，这意味着，资本增加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穷人因此可以更容易就业。其次，资本投资的增加带来技术进步，穷人可以在并没有能力的提升和劳动时间延长的基础上，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设备，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自己的工资率，实现生活水平的改善。工业革命、以及每一次技术进步的历史，都证明了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对穷人生活改善的强大作用。最后，资本投资和生产力水平的进步，意味着生产供给的增加，生产供给的增加带来物价的下降，由此，即便工人的货币工资率并没有提升，也实现了财货工资率的上升，即购买力的增强。

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富人的储蓄和资本投资，受益最大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最广大的穷人群体。无论如何，富人在投资的过程中，承接了生产的风险，而将租金以资本化的形式、将未来产品以工资的形式提前支付给了要素持有者和劳动者。

换句话说，只要富人的产权得到保护，无论投资盈亏，穷人就可以从富人的投资中分享到最大的好处。这正是市场经济强大的“正外部性”的表现。

一个人的财富增长，对其他人来说从来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天大的好事。放大到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对其他所有国家都有好处，反过来，任何一国的经济衰退，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来说都不利，因为这意味着交换的机会减少了。

因此，与保护穷人的产权一致，对富裕阶层的产权保护至关重要。在自由市场上，他们的富裕是因为面向大众生产、为大众创造了价值，赢得了大众的金钱投票。他们更具企业家才能，是市场检验出来的自然精英。不要忘记，这世界永远存在着“寡头铁律”——社会进步，是靠个别精英推动的，大部分人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并享受他们的成果。

如果富裕阶层的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那么他们就必然倾向于过度消费、消耗资本，或者根本就不去创造财富，这样的社会就会慢慢变穷。

而这样的社会，伤害最大的是谁呢？并不是富人，而是穷人。

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具有聪慧的商业头脑和灵敏的政治嗅觉，因此他们即便是在一个侵犯产权的社会里，大概率也能比穷人有更好的办法生存。在一个管制和干预丛生的侵犯产权的社会中，富人更有机会靠近权力，通过游说实施管制和干预，为自己竖起护城河，收获管制利益。这时候，穷人即便有才干，也难以市场准入。这种限制生产的干预主义政策，将直接扼杀穷人的创造力，让他们即便有才能，也没有用武之地，阻断穷人的进阶之路。这正是几千年来阶层等级制度的常态。

富人还可以更进一步地与权力结盟，成为裙带企业家，变成统治阶层的一员。由此，他们可以收获通胀利益、从税金中得到好处、获取巨额的垄断租金。而穷人总是远离权力、远离货币源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财富将被秘密地窃取和转移，遭受被掠夺和奴役的地位。

只要靠近权力就可以致富，只要通过管制干预和通胀能够收获巨额利益，为什么还要倾心积累资本，为什么还要积极地服务大众呢？这样的社会，必然造成资本积累的减少、生产结构的扭曲，继而必然带来供给的下降。然而，穷人必须依靠丰裕的资本和强大的生产能力，才能享受低廉的物价，提升实际工资率，进而存活下来。因此当财富生产减少的时候，原来的富人至少还可以实现温饱，穷人则立即被“斩杀”了。

这样说来，如果真要对比，其实穷人对产权保护的要求更高，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他们的生存。

现在，现实的情况是，知识分子整天在煽动穷人去侵犯富人的产权，挑动阶层之间的对立，他们欺骗大众——自己的贫穷不是由于自己能力不济和懒惰，而是由于有人在剥削自己，必须由他们来充当正义女神、由强制力出手，才能敉平这种差距。许多穷人接受他们的说辞和心理按摩，也以为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富人的财产就能让自己处境变好。

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福利制度、养老金、价格管制、贸易保护、产业政策等等，被人们拥护和支持。这些政策说到底，都是依靠强制力侵犯他人的产权，而不是服务他人的能力和消费者评判，来决定一个人的收入水平。

他们不知道的是，任由这种情势发展，权力将可以决定每个人的职业、收入，并能决定每个人到底能够得到多少配额。一个种姓阶级制度、粮票横行的世界将由此形成。没有了凭能力取胜并决定收入的机制，每个人将成为集体农奴，在皮鞭下工作，能得到多少配额，全赖当权者的脸色。

而产权原则的消灭，意味着财富蛋糕将急剧萎缩，你拿什么分呢？所以我们会看到，凡是承诺给大众无限物质福利的计划体制，最终带给人们的，将是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极低水平保障，并且还要看人脸色行事；同样地，在某一领域消灭私有财产，带来的必将是质次价高的商品与服务。这不过是稀缺性这一人类无法回避的事实的反映。没有人投资、没有人生产、没有人安排就业、没有人发工资，物美价廉的商品消失不见，那才真正是断了穷人的活路。

因此，知识阶层呼吁的侵犯企业和富人产权的政策，号称保护贫困阶层的措施，到头来都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他们伤害最深的，恰恰是其宣称要保护的人。穷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生活水平，将远远低于被知识分子批判的“冷血的市场经济”。

这就是经济学教育缺失的结果，他们不懂长逻辑链条的推理，没有基本的产权意识和经济学素养。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贫困群体，他们实际上是对强制力最没有抵抗力的人，可是他们却天天在呼唤强制力，以为那能够造福他们。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保护产权能够促进经济繁荣，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叙事。它非常容易被那些平等主义、幸福主义的社民分子攻击——我宁愿不要经济繁荣，也要实现平等，让每个人有更高的心理愉悦感，不可以吗？

因此，功利主义无法为自由市场提供终极辩护，必须从伦理的角度为自由市场奠基，从逻辑层面为产权原则提供终极论证。这就是罗斯巴德和霍普所做的伟大工作：私有产权不是随意的设定和价值偏好，而是有着无可辩驳的、终极的逻辑基础。这就是论证伦理学的伟大贡献。

私有产权不仅是功利主义的要求，更是伦理的根基。在伦理和功利之间，伦理优先。私产伦理与经济繁荣一体两面，没有对私产伦理的坚守，就没有经济的繁荣进步和人类福祉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