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经济版图中，印度常被不假思索地归类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认知偏差如此普遍，以至于从普通民众到专业经济学家都鲜少质疑。

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制度演变，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1947-1991年间，印度实施的是比同期中国更具苏联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南亚国家非但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反而是20世纪最彻底的计划经济实验场之一。

这一历程复杂且充满矛盾，却为研究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演变过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案例。

印度宪法序言中 “社会主义” 一词的出现绝非徒有虚名。1954 年 11 月，时任总理尼赫鲁在议会发表演讲时，对社会主义目标作出清晰阐释：“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目标时，指的是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意味着渐进的国有化进程。” 这一理念通过宪法第 39 条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指令，要求国家 “确保经济制度运行不会造成财富和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为印度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印度所践行的是一种独特的宪政社会主义，在保留议会民主制和多党政治的框架下，稳步实施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印度在政治体制上与西方民主阵营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在经济体制上又展现出与东方集团诸多相似的特征。

美国驻印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在 1952 年的报告中敏锐地指出：“印度正在创造第三种发展模式，它既非莫斯科式的，也非华盛顿式的。” 印度式社会主义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其混合经济模式上，将行业划分为国家垄断的战略行业、公私并存的核心行业以及私营主导的一般行业，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了不同的发展空间。

此外，印度选择渐进主义路径来推进经济转型，强调通过立法而非革命手段实现经济体制的变革。这种渐进式的方式使得社会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逐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印度的这一制度设计，使其在冷战时期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标本，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50 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印度计划经济体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实际权力远超一般咨询机构。它承担着制定五年计划具体指标、分配中央给各邦的财政拨款、审批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协调各经济部门资源配置等重要职能。

计划制定过程呈现出典型的 “苏联式” 特征，采用物资平衡法对 2000 余种商品进行供需测算，力求在计划中精准把握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同时，通过建立 62 个部门的产业关联矩阵进行投入产出分析，以确保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此外，构建了从中央到邦再到县乡的五级分解体系，将计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

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 - 66）为例，其制定过程耗时 28 个月，动用了 500 余名专家，最终形成的文件达 1800 页，包含 3000 余项具体指标。然而，这种精密设计的计划体制也暴露出惊人的僵化弊端。当 1962 年中印战争爆发时，计划部门居然花费了 6 个月才完成军工生产的调整，这一事件凸显了计划体制在面对突发状况和外部冲击时的滞后性和不灵活性。

1951 年《工业（发展与管理）法》构建的工业管制体系堪称当时世界上最繁杂的管制体系之一。其核心机制包括许可证制度，对新建企业、产能扩张、产品变更以及设备进口等各个环节都设置了严格的许可证要求。企业要想开展新的生产活动，必须先获得相应的 “工业许可证”“产能许可证”“产品许可证” 和 “资本品许可证”，这一过程繁琐且漫长，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和创新。

产业保留政策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管制措施。1967 年，印度划定 900 余种产品为 “小型工业专属”，包括自行车零件、蜡笔等低技术产品，并禁止大型企业涉足这些领域。这一政策虽然旨在扶持小型工业，但人为割裂了产业链，使得大型企业无法发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优势，限制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效率。

价格管制机制同样对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1970 年《主要商品法》对 350 种商品价格实施管控，钢铁、水泥等重要工业产品实行双重定价，即计划价与市场价并存。糖厂等企业则必须将一定比例的产量以官价卖给政府，这种价格管制扭曲了市场信号，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

这些制度造成的经济扭曲触目惊心，1980 年印度最大的钢铁厂（国营 SAIL）人均年产量仅 15 吨，而同期韩国浦项制铁的人均年产量却高达 450 吨；一家纺织厂申请更换织布机型号的审批流程平均需要与 27 个政府部门打交道，企业为了应对复杂的审批程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印度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系统而深入。土地改革三部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废除中间人、租佃改革以及设定土地最高限额。从 1947 年到 1955 年，印度开展了废除中间人的改革，通过支付高额补偿金（达 GDP 的 2.3%）来清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残余。1955 年至 1972 年的租佃改革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 1/5，试图减轻佃农的负担。1972 年以后，印度各邦陆续设定土地最高限额，标准从 10 英亩到 54 英亩不等，以限制土地过度集中。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印度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重要举措。1964 年成立的全国农业合作联盟推动了农村金融和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到 1980 年，覆盖了 60% 的农户，信贷合作社掌控了农村 70% 的金融资源。然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却颇具讽刺性。到 1980 年，仅 1.2% 的农村家庭因土改获得土地；合作社系统由于管理不善等问题，不良贷款率高达 47%；而 1955 年《基本商品法》管控粮食流通，1965 年成立的粮食公司（FCI）垄断购销，并建立了覆盖 50 万村庄的公共分配系统（PDS），但储粮损耗率却高达 15%，是私营粮商的 3 倍，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印度计划经济的沉没成本在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在机会成本方面，1950 - 1980 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仅 0.2%，若保持独立前 1913 - 1950 年 1% 的增长率，1980 年印度的人均 GDP 应高出 32%。与中国相比，1950 年印度人均 GDP 高于中国，但到 1980 年却仅为中国的 65%，这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在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的局限性。

行政成本方面，许可证系统维持费用占 GDP 的 0.8%，各邦设立的 “工业审批委员会” 年均耗资 12 亿卢比（以 1980 年值计算），企业合规成本平均占营业额的 7%，这些高昂的行政成本加重了企业和政府的负担，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腐败经济规模更是触目惊心。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许可证黑市” 估值达 GDP 的 1.5%，1983 年调查显示企业平均将 3% 营收用于行贿，在钢铁、水泥等管制行业，溢价率更是高达 200 - 300%。这种腐败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进一步扭曲了资源配置。

印度计划经济能够持续四十多年的原因在于形成了稳固的意识形态闭环。在学术体系方面，德里经济学院等机构发展出 “印度结构主义” 理论，用 “外汇约束”“储蓄不足” 等概念来解释经济停滞，将任何市场化建议都斥为 “新殖民主义”，从而在学术领域为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

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也是计划经济持续的重要原因。官僚体系通过许可证制度创造了 50 万个管制岗位，获得了稳定的权力和利益；受保护企业获得垄断利润后，会积极支持现状，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城市工会中的国营部门工人也因担心改革会影响自身就业和福利而反对改革。这种利益集团的相互勾连，形成了强大的阻力，阻碍了经济体制的变革。

国际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印度的计划经济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被解读为 “市场失灵证据”，使得人们更加坚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苏联持续提供每年 2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印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外部资金支持。同时，西方左翼学者将印度誉为 “第三条道路典范”，这种国际舆论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印度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种意识形态堡垒直到 1990 年代初才被现实危机击碎。1991 年，印度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外汇储备仅够支付两周进口，不得不将黄金储备空运到伦敦抵押。时任总理拉奥无奈坦言：“我们已经被自己的教条逼到了悬崖边缘。”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印度不得不开始反思和调整其经济体制，逐步走向经济改革和开放。

回顾印度这段计划经济的历史，它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极为深刻的历史启示。首先，民主制度虽然在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方面具有优势，但并不能自动防止经济决策失误。在印度的案例中，民主选举和议会辩论等机制未能有效避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得以长期延续。

其次，过度的政府干预必然导致制度性腐败。当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管制时，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印度，复杂繁琐的许可证制度等管制措施使得企业和个人为了获取政府批准和资源，不得不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从而滋生了大规模的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

再次，封闭的经济体必然走向技术停滞。印度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限制了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企业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和技术引进渠道，导致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相比之下，那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快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

最后，意识形态固化会形成强大的改革阻力。当一种经济体制背后形成了一套稳固的意识形态体系，并且得到了学术界、利益集团和国际环境的支持时，即使这种体制存在诸多问题，也难以在短期内进行有效的改革。印度的例子表明，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认知往往比改革经济制度本身更为困难。

正如经济改革之父曼莫汉・辛格在 1991 年议会的名言：“没有国家能通过把自己隔绝在世界经济之外而变得强大，这个真理我们花了四十年才明白。” 印度这段计划经济的历史提醒我们，经济制度必须以保障私人产权作为基础，否则再美好的制度都是对人的桎梏和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