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创造者,还是掠夺者?罗斯福1933年的黄金手铐,正戴在每个人手上
经济学中存在一条不容置辩的铁律,一条根植于现实本身、如同物理定律般冷酷无情的法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只不过是为它命名,而非创造了它。
这条定律的本质简单到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能瞬间理解:
生产创造其自身的需求。
这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模型,这是对人类行动最基本事实的陈述。
你想要消费,就必须先生产。
你的需求,事实上,就是你带到市场上的产品。
一个农民的需求,是他收获的谷物;
一个铁匠的需求,是他打制的犁头。
供需,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这枚硬币的名字,叫作“生产”。
这个常识,简单、粗暴、不容置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却成了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主义者和他们背后的国家盗贼们,最想让你忘记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一旦你理解了萨伊定律,你就理解了他们所有骗局的底层逻辑。
你就看穿了,那套用以粉饰掠夺的宏大叙事,不过是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丽袍子。

生产或掠夺:文明的岔路
在人类存在的最原始状态,萨伊定律不言自明。
一个人若想果腹,就必须去狩猎或采摘。
他的“需求”——食物,只能通过他的“供给”——劳动和成果来满足。
不存在所谓的“需求不足”。
你若饥饿,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去生产。
生存,是行动与生产的直接函数。
随着文明的演进,劳动分工与交换出现了。
铁匠不必自己种地,农夫也无需自己打铁。
他们通过交换各自的产出,来满足彼此的需求。
市场,这个人类合作的伟大奇迹,就此诞生。
它的基础,从未改变:
你必须先创造价值,才能换取你想要的价值。
亚当•斯密惊叹于看不见的手,但其底层代码,正是萨伊定律。
然而,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分裂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第一种是生产者,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通过改变自然、服务他人来谋生。
他们是农民、工匠、商人和企业家,是文明的基石。
第二种是掠夺者。
他们发现了一条捷径:与其辛苦生产,不如直接抢劫生产者。
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曾精准地将这些人描述为“不安分的帮派”,他们通过暴力威胁,向那些和平、勤劳的人勒索“贡品”,以换取所谓的“安全”。
这,就是国家的起源。
国家不是什么社会契约的产物。
国家是一种制度化的掠夺。
它将赤裸裸的抢劫,包装成了“税收”、“贡献”和“治理”。
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自愿的交换。
国家的逻辑,则是命令与服从的等级关系。
生产者为了获得所需,必须服务于消费者;
而国家这伙“不安分的帮派”为了获得所需,只需颁布法令,派出税吏。
这就好比一个强盗抢了你的钱包,然后丢给你几枚硬币,告诉你这是为了你的“公共安全”。
无论这套说辞多么精巧,无论这个强盗团伙的规模多么庞大、组织多么严密,给它披上多么神圣的外衣:
抢劫,依然是抢劫。
永远要记住:
抢劫,就是抢劫!
历史上,这种掠夺的规模与文明的兴衰直接挂钩。
古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标志,正是税收的无限扩张和“面包与马戏”的福利政策,最终扼杀了生产的活力,将西欧拖入了千年的黑暗。
大明王朝的“一条鞭法”乃至后期的“三饷加派”,以治理之名行榨取之实,最终逼反了李自成、张献忠这些真正的生产者,王朝的崩溃,不过是萨伊定律对过度掠夺的最终清算。
终极盗窃工具:货币的堕落
在人类合作的链条中,货币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飞跃。
它解决了物物交换的需求双重巧合的困境,使得大规模、远距离的协作成为可能。
但对于掠夺者来说,货币也成了他们实现终极盗窃的完美工具。
当市场自发地选择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时,盗窃行为还受到物理规律的制约。
古罗马的皇帝们,从尼禄到戴克里先,不断往金币和银币中掺入贱金属,用这种欺诈手段来弥补他们挥霍无度的财政。
但这是一种粗劣的骗术,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会无情地发挥作用,人们迟早会发现,并藏起成色足的货币。
通货膨胀有其天然的边界。
然而,现代国家机器,这伙穿西装、打领带的“不安分帮派”,将这种古老的骗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他们找到了一个比给金币掺假更完美的犯罪工具:法定纸币。
要理解这场现代史上最惊人的抢劫,我们必须看看掠夺者是如何系统性地摧毁诚实货币的:
首先,合法化欺诈:
他们通过特许经营,将银行业变成一个受国家保护的卡特尔。
部分准备金制度,这个本质上是挪用储户资金、凭空创造信用媒介的欺诈行为,被合法化了。
银行可以借出并不存在的钱,只保留一小部分储备金以应对兑付。
这套体系天生就不稳定,其必然结局就是银行挤兑。
其次,暴力背书与危机创造:
当银行因过度放贷而无法兑付储户的黄金时,国家就会介入,宣布“银行假日”,暂停兑付。
它们保护的不是储户的财产,而是银行家这个犯罪同伙的利益。
1913年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正是这个卡特尔的中枢神经。
它并非为了稳定金融,而是为了在危机时向这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即印钞),从而将损失转嫁给全体持币者。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及其弟子穆瑞•罗斯巴德早已洞悉,正是中央银行的这种“最后贷款人”功能,扭曲了利率信号,催生了不可持续的“虚假繁荣”(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并为更大的崩溃埋下伏笔。
最后,终极掠夺——黄金的死亡: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布第6102号行政令,强制所有美国公民上缴他们的黄金。
违者将面临高达1万美元的罚款和最高10年监禁。
一夜之间,人民持有上帝创造的、千年以来被人类共同认可的诚实货币,成了非法行为;
而政府则把这些黄金全部没收,锁进了诺克斯堡。
紧接着,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将美元对黄金贬值,从20.67美元一盎司提高到35美元。
这意味着政府凭空将其掠夺来的黄金资产增值了69%。
而人民手中的纸币,其购买力被相应地稀释。
至此,纸币,这个曾经的黄金收据,摇身一变,成了货币本身。
掠夺者们终于获得了他们的“圣杯”:一台可以无中生有的财富印刷机。
他们终于可以彻底绕开萨伊那条令人烦恼的铁律。
他们再也不需要通过生产来获得财富了。
他们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凭空“创造”出购买力。
萨伊定律被强行悬置,经济的自然秩序开始被一只看得见的、肮脏的手肆意扭曲。
巨骗的登场:为掠夺正名
这场完美的骗局,还需要一套精致的理论来作掩护,以便让被掠夺者心甘情愿,甚至感恩戴德。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备受吹捧的“经济学家”,恰好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他那本晦涩难懂、狗屁不通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本质上就是为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和赤字支出提供学术辩护。
凯恩斯攻击了一个他自己竖立的稻草人:
他声称萨伊定律意味着“供给自动创造其自身的需求,并确保充分就业”。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歪曲。
萨伊定律从未承诺过什么充分就业,它只是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你用你的生产去购买。
如果出现大规模失业,那一定是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和产业结构被人为扭曲,使得生产结构无法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相匹配。
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就在于此:
它声称,当出现失业时,问题在于“总需求不足”。
解决方案呢?
当然是由政府来“创造”需求——通过印钞和赤字支出。
如果人们失业了,那就雇他们去挖洞,然后再把洞填上。
付给他们的钱,是刚刚从印刷机上滚下来的纸片。
在他的名著中,他甚至露骨地写道: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重要部分。”
他十分清楚自己在为什么人服务。
这套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智力病毒。
它告诉人们,消费而非生产才是经济的驱动力;
它告诉政府,印钞和负债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
这无异于告诉一个口渴的人,喝海水可以解渴。
而更恶毒的是,它把经济的周期性危机——这本是中央银行扭曲利率、错误投资泛滥后不可避免的清算过程(正如米塞斯和哈耶克所预言的1929年大萧条)——归咎于“自由市场的失败”,从而为更多的政府干预和更疯狂的印钞打开了大门。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位凯恩斯在学术上的伟大对手,早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就警告,中央计划和经济干预将不可避免地侵蚀个人自由。
然而,在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廉价糖丸战胜了奥地利学派的苦口良药。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将全球都拖入了法定纸币的泥潭。
地狱与天堂:两条道路的终极对决
让我们看看这套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后果。
地狱景象一:魏玛的疯狂
1920年代初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地狱般的景象。
在一战战败和巨额赔款的压力下,德国政府选择了最怯懦、也是最邪恶的道路:
开动印钞机。
起初,效果似乎不错。
政府有了钱,失业率下降,经济看似一片繁荣。
但这不过是通货膨胀这剂毒品的初期快感。
很快,物价开始失控。
到了1923年,价格每天都在翻倍。
工人们拿到薪水后,第一件事就是冲向商店,随便买点什么,因为手里的纸币到下一秒就会变得更不值钱。
一个面包的价格从几马克涨到几千亿马克。
毕生积蓄化为乌有。
中产阶级,这个社会的稳定器,被彻底摧毁。
这不仅仅是经济的崩溃,更是道德和文明的瓦解。
储蓄和审慎的美德,变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在这种绝望和混乱的土壤中,一个承诺用铁腕秩序来终结一切的恶魔——阿道夫•希特勒,找到了他登上历史舞台的绝佳机会。
凯恩斯主义者口中那“刺激需求”的温和药方,在现实中,是一剂能将整个文明社会推向深渊的剧毒。
地狱景象二:津巴布韦与委内瑞拉的现代启示录
时间快进到21世纪,萨伊定律的惩罚并未过时。
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政府通过暴力土改摧毁了农业生产这一国之根本(破坏了“供给”),同时为了填补财政窟窿,开动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印钞机。
最终,津巴布韦元变成了人类货币史上的一个笑话,面值100万亿的纸币买不到一个面包,经济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同样,委内瑞拉坐拥全球最大石油储量,查韦斯和马杜罗政府却将庞大的石油国企(唯一的有效供给)作为patronage的工具,同时推行骇人听闻的货币扩张来维持福利承诺。
结果呢?
是彻底的崩溃:恶性通货膨胀、物资极端匮乏、人民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
这些都是对“需求可以脱离供给而独立存在”这一凯恩斯式谬论最血腥、最直接的打脸。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这个由掠夺者逻辑主导的地狱,转向由生产者逻辑创造的世界。
天堂的基石:福特的生产者革命
看看亨利•福特的传奇。
在20世纪初,汽车是极少数富人的奢侈玩具。
福特没有去搞什么市场调查,问人们是否“需要”一辆更便宜的汽车。
他也没有向政府祈求补贴来“刺激”汽车需求。
他遵循了萨伊定律最纯粹的逻辑:他要做的,是生产。
福特痴迷于提高生产效率,他引入了流水线,将T型车的生产时间从12.5小时缩短到惊人的93分钟,价格从850美元,一路降到了260美元以下。
同时,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事情:
他向他的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的“高薪”,是当时其他工厂工人工资的两倍多。
那些短视的批评者,包括《华尔街日报》,都嘲笑他疯了。
但福特不是慈善家,他是一个深刻理解萨伊定律的企业家。
他知道,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并通过支付高薪,他正在为自己的产品创造需求。
他的工人们,成了T型车的购买者。
福特没有“创造”需求。
他通过生产,释放了人们潜藏的需求。
他用自己的供给,定义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才是财富创造的真正秘密:不是通过印钞和消费,而是通过创新、资本积累和更高效的生产。
当代的回响:奥地利学派的火种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阴霾笼罩了20世纪大半时间,但生产者与奥地利学派的火种从未熄灭。
1980年代,保罗•沃尔克以惊人的勇气大幅提高利率,不惜引发衰退也要绞杀通货膨胀,这正是对货币滥发这一根源的暂时性纠正。
而里根政府一定程度上受米尔顿•弗里德曼(其货币主义虽与奥派有异,但同样反对过度干预)的影响,推行减税、放松管制,实际上是试图回归“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生产者逻辑,从而带来了长达二十年的繁荣。
更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当全球央行开启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QE)这一终极凯恩斯主义魔术时,奥地利学派的预言再次成真:彼得•希夫等人精准预警了资产泡沫而非健康复苏的到来。
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的诞生,其固定总量、去中心化的特性,本身就是对法定纸币无限增发这一掠夺行径的、用代码发起的华丽反抗。
结语:你的选择
掠夺,还是生产?
凯恩斯,还是萨伊?
印钞的幻觉,还是生产的现实?
这是人类经济史上,永恒的对立。
萨伊定律之所以是铁律,因为它基于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
人类不能无中生有。
任何试图绕过生产环节,试图通过魔法般的印钞或“创造需求”来繁荣经济的企图,最终都只会导致财富的转移、扭曲和毁灭。
它偷换了概念,但它改变不了物理现实。
奥派经济学,正是这座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石上的、坚不可摧的思想堡垒。
它告诉我们,经济周期不是市场的宿命,而是政府干预货币的恶果;
它告诉我们,任何脱离个体主观价值的“总需求”、“总供给”都是虚幻的 aggregates(加总),真正的经济过程发生在每一个个体的行动与选择中;
它告诉我们,唯一可持续的繁荣之路,是尊重私有产权、维护契约自由、坚持稳健货币,让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安心地投资、创新,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
现在,真相就在你面前。
你是选择加入生产者的行列,去创造、去交换、去建设,拥抱那虽充满挑战却无比光明的未来?
还是选择跪倒在掠夺者的神坛前,乞求他们从印钞机里施舍给你一点不断贬值的残羹冷炙,并为他们替你挖了再填上的洞而感恩戴德?
你的选择,将决定你是在建造天堂,还是在浇筑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