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来看这句话，确实如此，对于拥有暴力垄断的政府，人几乎是逃无可逃。但暴力垄断不一定就是坏事，因为在某些不具备这种“国家能力”的地方，情况反而更糟糕。

但我们要问的是，除了这样一种垄断形式，还有没有其它的选择？或者说除此之外，是不是只有丛林社会一条路了？

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特别是在前面的一篇 越自由越平等 的留言区，大多数人对自由的理解，还是辩证逻辑那一套。

当我们说自由的时候，就有人及时提醒“没有绝对的自由”，不受约束的自由，最终倒向的就是霍布斯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这种误解原因有二，一是对自由的定义不同，二是某些人的头脑受相对主义毒害太深。

所谓自由，就是一个权界问题，产权以内是自由的，产权以外则无自由可言。而大多数人理解的自由，不过是一种为所欲为的状态，他们认为那种自由一旦出现，就会天下大乱，强人们就会大开杀戒。

相对主义更像是一种话术，可以消解一切价值，无论你说什么，对方都会来一句没有绝对的什么什么，如果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惯性，最终的结局是没有人能和他进行任何有效沟通。因为他的价值观是虚无的，他的头脑里并没有确定可信的东西，这不是怀疑主义，只是单纯的空无一物。

除了丛林社会，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自然的演进过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同态复仇并不是落后的观念，它仍然是法律存在的基础。但一个暴力垄断组织形成时，它并不一定遵循该原则，怎么办？

统治与自治的区别，不在于表面上的形式，而在于它们的性质。小区的物业和街道办有何区别？区别仅在于能否辞退，换另一家。

物业公司有很多，政府只此一家，如此而已。

我们通常理解的，所谓公共性的东西，例如国防、治安、司法，在无政资看来，都是可以交给市场来提供相关服务的；而现实的情况是，那些早该进行市场化的服务，例如教育、养老和医疗，人们也普遍的认为应该由政府来兜底。

有时，我觉得人类是渴望被奴役的。

当无政资被斥为理想化的乌托邦时，那些要求再分配，要求高福利，要求一个全能政府接手一切的人，你们构想的才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自由永远与自负其责相联。

所谓体制，普遍存在的是管制型的，而非市场化的，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相对而言，选一个危害不是那么大的，也属于在边际上的优化了。

想到孙传芳的一句话：凡是做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偷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而天下的父母对子女是真心的。父母官，父母官，爱民如子才能真正地为老百姓办事。

孙的话虽糙，但表达出的道理却深刻，这里就涉及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时间偏好。

制度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这里的社会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大锅饭一定会拔高人的时间偏好，包产到户则相反，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内在的激励机制不同，其结果自然不同。

比较而言，在时间偏好上，君主制低于皿煮制，当然这不是支持君主集权，只是说权力的公有与私有，会影响当权者的决策，是奔着短期利益还是考虑长期利益。

简而言之，坐寇与流寇都是寇，但对老百姓来说，前者还要好一点。

一个开放的统治阶层未必是一件好事。当人人都有机会合理合法的剥夺他人的财富时，储蓄与生产就是愚蠢的，躺平摆烂才是理性的选择。

福利是自废武功，通胀是饮鸩止渴，政客名利双收，大众浑浑噩噩。面对周期性的萧条，老百姓就是想骂，也不知道骂谁。

只有掌握正确的经济学理论，才能看清现实，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要交给政府。它负的责任越大，其权力就越大，以至于进入一个极端，也就是权力无限大，责任反而无限小。

注意，这不是一个要求权责相应的问题，这是一个应不应该赋予它那样的权力的问题。

在市场与管制之间，其实并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把自由市场的理论贯彻到底，那必然是无政资。

自由TMD万岁！

在观念上，奥派经济学给我的最大冲击是价值论与方法论。我们平常说“三观不同无法沟通”，实际上世界观与人生观不同，对沟通的影响不是太大，只有价值观不同容易导致鸡同鸭讲。

对于价值，奥派是彻底的主观价值论，也就是说一物之价值，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的认知。水对于口渴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对于即将溺毙者则正好相反，而所有客观价值论的说法都是荒缪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如果价值是客观的，两个东西的价值必然相等或不相等，如果相等那就没有交换的必要；如果不相等，那谁又愿意用价值大的去换取价值小的呢？交换之所以普遍存在，正因为价值必然是主观的，只有每个人的主观评值不同，交换才会发生，等价交换就是个伪概念。你之所以用五元钱与店主交换一个甜甜圈，是因为你主观上认为这个甜甜圈的价值高于五元钱，而店主与你的评值正好相反。所以，不存在强迫的自由交换，实际上同时增加了交易双方的个人财富，虽然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生产新的东西，但双方都通过交换达到了一个比之前更好、更满足的状态。

古典经济学时期，也就是亚当斯密，包括大卫李嘉图，都是持客观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卡尔马正是承袭了这一点。直到边际革命发生，水钻悖论被解决，他蓦然发现自己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都是错误的，于是推迟了他的旷世著作后二三卷的出版，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正准备鼓足勇气，否定自己。我们只能看到，在他的身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剥削理论，阶级斗争……这些建构在错误基础上的东西，就像幽灵一样潜伏进人的头脑里，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性议题时，它们会时不时地被唤醒。

我们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狭隘的，它往往仅指向自然科学，同时又对它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的）青睐有加，甚至认为该方法应该用在人类社会的所有层面。研究人，不同于研究物，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某些意见就认为，关于人的一切，其本质上并没有任何规律可寻，人们只能借助历史经验，借助对事实的观察来解释社会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事实，没有理论，或者换一种更普遍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没有正确的理论，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一个医院入驻的病人死亡率很高，或确切的说达到了30%，这个事实能说明什么呢？它可以说明该院医生医术不精，医疗事故频发；也可以说明该院医生医术精湛，慕名前来就诊的重病人很多，所以造成死亡率很高。同样的事实，将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对于人的行动，是否存在确定的因果性知识。如果不存在，人们将只能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如果存在，那么我们就拥有了另一套解释人的行动的理论工具。

例如供需决定价格，是确定不变的规律，无论事实如何。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增加就会造成价格降低，反之就上涨。在对货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增发货币，那么必然导致货币价格降低，通俗点说就是“钱毛了”。如果同时开放市场，经济增长势头良好，通胀的危害被掩盖，某些商品的价格可能不会上涨，反而会降低。但这个事实能证明通胀有益于经济发展吗？能证明供需原理是错误的吗？能否定价格机制吗？如果不具备一般性的经济学知识，一切问题从实证出发，那事实展现的不就是超发货币伴随经济增长吗？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两个同时出现的事实，就会被错误的链接在因果关系里，这种情况在社会问题方面，可谓司空见惯了。 在一些熟悉的群里，当讨论到具体的施政策略问题，例如关税、倾销、垄断、工会甚至死刑等，动用经济学知识进行分析，可能会招来“万事不决经济学”的评论，这就是通常大家认为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表面上，经济学似乎可解释一切，（特别是奥派，常常给人留下分析问题一清二白，手到擒来的感觉。）实际上经济学自有它的解释范围。例如，奥派将人的目的放在一边，或者说是一个给定，它将问题纳入手段与目的的思维框架。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便是做坏事，要达到目的也要遵循经济规律。

人们之所以对讨论经济学如此抵触，原因还在于价值论与方法论，虽然很多时候他们是不自知的。一个认同客观价值论的人，哪怕是潜意识里的认同，他都会对奥派产生抵触情绪。一个实证主义者也是如此，如果他不能从“事实证明如何如何”的惯性思维里幡然醒悟，就不能理解理论是先于事实的，当然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事实。除了这两个方面，那些抛开情绪表达，反对奥派且能讲出一番道理的人，他们都是奥派学人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