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大选白热化，高潮事件一个接一个。据说有的地方甚至有人要收回选票重新选。很多人认为是拜登儿子录像导致的蝴蝶效应。我认为不是，老美才不关心人家的私生活呢！蝴蝶应该是巴黎的斩首事件——恐惧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用恐惧扇动的蝴蝶翅膀，将来很可能掀起滔天巨浪，真的改写人类历史进程。

不过往好的方面想，瞎BB咱们新疆等地的白左们，恐怕会消停一些吧！不扯白了，我们今天聊下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希望能拓宽大家思路。

一、变态继位

上期谈到奥斯曼帝国时，就想说下他们的君王继位制——变态得一比。

奥斯曼帝国也是以军事立国的。我们谈过：凡是以军事立国的，都是集权制。因为打仗必须集权，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把军事建制平移到国家管理时，就自然形成集权制管理——古往今来，所有国家最早的立国方式，都是如此。

其中，奥斯曼帝国的集权制，可以算一个高峰。有两点特别牛逼：

1，政教合一，使统治者的控制力，从思想到人身，无处不在。相比而言，儒家思想的洗脑就弱爆了，商君同志想出愚民弱民的昏招，不仅没有让王朝平稳传承下去，反而剪断了华夏文明智慧的翅膀，使我们原地打转，从先进变成了落后。

反观奥斯曼帝国，妥妥的传了600多年。国祚远长于我们牛逼的汉唐——东西汉加起来，撑死了400多年；大唐不到300年。

2、始终保持军事战斗状态。我们以前也说过，军事建制是个简单模型，以“打劫”为目标，在正态分布中处于奇点位置，注定无法适应和平、复杂的社会。也就是说，当社会一旦进入和平建设期，军事建制就需要改变。如果还用军事建制管理国家，那么“打劫”的基因会导致腐败（没有外人打劫了，自己打劫自己），简单模型会压制创造力，奇点位置会导致不稳定，社会最终走向崩溃。

但奥斯曼是个奇葩，它用始终保持军事侵略，来解决上述问题。所以奥斯曼帝国的侵略与扩张，是政治基因决定的。一旦侵略停止，就吼不住，必然衰败下去。

君主集权的中心大戏，是继位问题。奥斯曼搞得超级变态。他们的君王叫苏丹，跟咱们的皇帝有一比，也是三宫六院，无数嫔妃加太监。当然，就有无数儿子。

最开始100年左右，苏丹继位还算正常：老苏丹把各个儿子外派，到各地锻炼，到不行时，再召回儿子——谁先到达都城，得到大家拥戴，谁就是下一任苏丹。

可以想象，外派比较近的占便宜；各个儿子都在都城有眼线，遇到情况有异，马上800里加急快递……尽管如此，谁先谁后还是一个扯不清的事，基本上都要打一架才出来新苏丹。

这样的好处是：优胜劣汰，胜者为王，接班人水平比较有保证。

后来，穆罕默德一世（1413–1421）在争夺苏丹的内战中，开启了杀害自己兄弟的先例。他自己有两个儿子，不想他们自相残杀，就把土地分成两块，给大儿子穆拉德鲁米利亚，给小儿子穆斯塔法安纳托利亚……但他死后，大臣们立即招大儿子回首都继位，成为穆拉德二世（ 1421–1451）；他弟弟当然不服，也自称苏丹，于是兄弟俩又开战。弟弟战败后被处死。

穆拉德二世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继位后就是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攻占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就是他；小儿子还是个襁褓中男婴，连名字都没有取——但穆罕默德二世继位第一件事，就是处死这个婴儿弟弟。为了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他宣布了一条法律：我的任何一个儿子，由上帝选为苏丹，他为了更好的世界秩序而杀死他的兄弟们，都是恰当的——就是说当上苏丹的，可以随便杀自己的兄弟。这条法律记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法律书》中。后世称Fratricide习惯法。

穆罕默德二世踏入君士坦丁堡。

这杀戒一开，就收不住了。1481年5月，穆罕默德二世的长子巴耶济德急于登位，暗中买通了御医，毒死了他……到巴耶济德自己老病快死时，其幼子塞利姆带兵进入首都，迫使老父亲退位。随后处决了父亲的所有孙子，即他所有侄儿。接着，通过内战，他打败并处死了哥哥考尔库德以及艾哈迈德；不但处死他们及他们的儿子，甚至还处死了他们的孙子和女婿。

塞利姆老了以后，选中了儿子苏莱曼接班，居然为此处死了自己的其他亲生儿子——我们中国人说，虎毒不食子。这个苏丹对自己够狠！

又传两代，到穆拉德三世，超级好色，娶了40多个妻妾，生了无数儿子和女儿。导致他儿子穆罕默德三世继位时，杀都杀不过来，据说处死了19个兄弟和20个我妹。成为杀死兄弟我妹最多的一位苏丹。

为了苏丹位的安全，他也够狠，甚至把自己已经成年的大儿子给宰了……这给他幼年的儿子艾哈迈德及弟弟留下了超大的阴影面积。小弟弟直接疯了。所以老二艾哈迈德继位后，顶住压力，拒绝再杀死自己的疯弟弟。而是把他囚禁起来。

从这以后，苏丹从残酷的Fratricide制，变成了囚禁制。即苏丹把自己的兄弟和儿子们幽在深宫中，当备胎。当苏丹逝世后，由备胎中最年长的男子继承王位——看上去温和有序多了。不过，考虑到苏丹位的安全，备胎们是不允许碰女人的。

琢磨一下，长期被囚禁的人，智力、性格都会受到严重摧残……放出来时，变态的几率很大。所以后世的苏丹穆斯塔法一世完全是个疯子， 苏莱曼二世继位时已被幽禁了45年，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怎么懂得治理国家？还要忙着跟美女睡觉生儿子……

所以我们一直说，帝国的通病就是自己搞自己。

二、苏丹式政治

俗语曰，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杀自己孩子都可以杀得这么惊风霍闪，那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所以当年他们一路扩张，所向披摩，人见人怕……等他们搞囚禁制，终于把自己搞软，整个帝国也就不行了。

这个不行了的帝国，在周围强敌环绕的情况下，居然还能传承好几百年，内部也没大乱，这就值得研究了。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巨著中，把“苏丹式政治”视为世袭家长专制政权的一种极端类型，在这种政体下，当权者随心所欲，完全可以乱来。他认为，根源是：这类政权的统治特征，是把国家当作家族私产，政教合一，又使他们把国家私产化说成是天的意志——即，君权完全不受制约。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兹发展了这个概念，认为这种任意使用权力的、退化了的家长制政治结构，是腐败的根源。有几个特点：

1、权力私产化。掌权者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强人”，以自己喜好和认知进行国家治理。国库与当权者的私人财产几乎没有分界。

2、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任意、任性、不受制度与规则约束。大BOSS个人意志就是法律。统治者的个人决定，经常破坏官僚制度内部运行及程序规则。

3、缺乏明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执政者权力合法性不许讨论和置喙。就像“苏丹”们认为，他们就是天命所归，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4、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的关系网。在苏丹式政权里，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权力继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世袭模型。统治者与官员之间、各级官员之间，都会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相互庇护、裙带、任人唯亲。腐败是标配。

5、由于缺乏对规律的尊重，经济决策随意，没长期规划和耐性，国家治理及各种政策不科学、非理性，会本能地以“掠夺”为主。家长专制式的干预，又会导致信息扭曲，做出错误的决策。

结论是：这类国家会陷入不死不活的经济长期停滞状态，科技、进步无从谈起……遇到外来强悍对手，很容易崩溃。

这个说法，虽然解释了奥斯曼政治的大部分现象，但是如果结合其他东方君权制看，就会发现疑问。比如我们封建时代多少辉煌的王朝、皇帝比他们英明神武多了，为什么最多300年国祚？

奥斯曼后期的300年，因为囚禁制，基本上不是傻逼就是二逼在位。思维正常一点的、不那么变态的苏丹都很少，政权主要是各个朝臣在把持，帝国内部居然没啥农民起义。如果不是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外敌来了，说不定还能不死不活撑下去。

为什么他们白痴苏丹，会比我们英明神武的皇帝国运还好？就因为他们政教合一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研究的问题。

拿我们封建王朝中，皇帝失误率最少的大清来比较一下：

大清是所有王朝中最接近苏丹式政治的朝代。不同的是，大清明显智商高于奥斯曼，他们很好地解决了皇帝继位问题。每一届皇帝都是“选贤”选出来的，没有一个傻逼。以前朝代发生的荒唐事，比如什么指鹿为马啊，太监擅权啊，在大清统统都没有。

但是，在鸦片战争中，我们照样看到了这么奇葩的事：前线输得一塌糊涂，裤头都打没了，但是送到皇帝案头的，却是清军“节节胜利”的报告。所以道光皇帝后来特别想不通：为什么前面一直在胜利，后面突然就输了呢？

要知道，军事是一个国家最硬的底线——就是说，其他事务撒谎还可以容忍，但军事是不能撒谎的。

但是奇葩大清，连军事问题都在层层骗，全体官僚以骗皇帝为己任。而且骗得理直气壮、荡气回肠。

为什么呢？按照集权理论、大清律法，这绝对是不允许的啊！但是在实际中，却实实在在的发生着。

这说明什么？说明理论跟实际是脱节的。帝国运行，其实跟皇帝没啥关系。皇帝看似集权，其实权力，根本不在皇帝手上。所以奥斯曼的白痴皇帝，因为啥都不管，反而比英明神武的皇帝，国祚长一些。

再说白点，集权制在理论上成立，但实际运行，是另一套状况。

三、结构与分权

以前由于研究工具的不足，人类看待权力运行都很迷惑，所以想出了“集权制”、“民主制”等眼花缭乱的词汇。后来，结构主义兴起，让我们发现，权力是个结构。但是结构的运行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

上干货：结构权力无法属于个人，权力分散在结构的各个环节中。

也就是说，分权是权力结构的特性，集权是幻象。理论上，集权制的所有权力归属皇帝，但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原因很简单，邓巴数规律限制。

一个人的脑力有限，最多能管理150人的关系——这就是邓巴数规律。皇帝也是人，他最多能管好150人——想想皇帝同志，后宫嫔妃都不止150人，还不说太监和宫女。朝堂上，大臣也不止150人，他能管好吗？朝堂之外，无数郡县，多少人？怎么有精力管好？

所以集权制的要求，皇帝必须是神。神才能突破邓巴数限制，一个人管理无限的人。

如果由人来搞集权制，那范围最好控制在150人，才能管理得妥贴。如果超过150人，就必须分权——把权力分给管理层，或者说官僚阶层——就连搞个企业，人数多了都要分权管理，何况一个国家。

企业分权的模型就是企业治理；国家分权的模型，就是政治结构。

可惜，集权的幻象很诱人，做皇帝的都不愿意分权。他们也不懂，只要你使用权力结构工具，就已经分权了——越是复杂的社会，分工越多，分权越细越专业。喜不喜欢，高不高兴，都会自动分权——我们可以把这种分权视为“被动型”分权。

特点是：分成什么样子，哪里大，哪里小，无法预料。实际操作中就看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博弈——历史上经常听到某人“抓权”的说法，如果权力在皇帝手里，怎么抓？只有权力呈博弈状态，才可能抓权，谁抓得多，谁就权力大……由于博弈总是变化的，所以权力运行会呈现“不明晰”的状态。

这种不明晰最坏时，就可能导致强权人物的出现。比如秦二世时的赵高。始皇帝以为把权力交给二世了，但是因为“被动、不明晰”分权，在实际中，很容易就被赵高同志搞到手里了。

赵高同志玩的“指鹿为马”游戏，就是跟二世的权力博弈。以此考验臣子们对权力的判断：你要判断权力在二世手里，你就站马队；你要判断在赵高手里，你就站鹿队。

这样，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区别就出来了：传统政治一般是理论上的集权制幻象，实际运行属于“被动分权”、导致权力分配不明晰，全靠运行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博弈来分配；现代政治就是主动分权，将分权规则明晰划分，各司其职，在规则下运行权力。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分权都涉及制衡。传统政治全靠皇帝一个人琢磨。有些皇帝敏感，突然发现权力不在手上时，会本能地恐慌而瞎折腾。比如大明王室，害怕官僚系统权力过大，就建立了锦衣卫去搞监督制衡；后来怕锦衣卫权力过大，又建立了东厂制衡；后来还有西厂……但是，不管建多少奇怪的特务机构，皇帝还是发现权力掌控不了，有太多风险。想集权起来又发现集不了……崇祯就想当个英明神武的皇帝，想把权力真的集中在手里，结果发现，帝国运行根本不按照他的想法来，最后他只能乱杀人。

杀人代表了崇祯对权力失控的紧张。但是怎么杀，帝国都理不顺——从我们今天看，很简单，分权是被动无序状态，皇帝不了解每个环节权力运行逻辑和博弈状态，是无法理顺的；他一个人更不可能制衡整个官僚系统，而有效的制衡系统在“无序”状态下也没法建立。何况，崇祯还没这些知识和认知。

比较下现代政治就清晰了：现代政治是明确的“分权与制衡”系统，分权放在明面上，所以制衡也放在明面上，大家都可以讨论哪里制衡有问题，就加强哪里——由于规则明晰、监督者众多，所以比较容易解决制衡问题。

四、背锅

总结下：国家管理，由于邓巴数等限制，管理者少，被管理者多，一定是分权运行的。区别在于主动分权还是被动分权。

主动分权是一种有序分权，清晰的划分各项权力的边界和程序；被动分权由于权力边界不明晰，需要个体博弈，往往导致混乱和无序。

也就是说，传统政治所谓的集权制，是个理论模型。主要是让皇帝感觉良好。

但在实际运行中，真正的权力早分出去了。大概两种分法：1、博弈能力越强的，权力越大，比如奥斯曼帝国那些取胜的王子们；2、越下层的，实际权力越大，比如乡村。因为乡村治理最符合邓巴数限制，不超过150人的家庭……能完美的把集权理论应用到实践中。

很多国家是这两种分法的混合。

我们由此来观察社会及历史，就会发现如下现象很普遍：

1、下层作恶，上面背黑锅。每个作恶的下层都会说：上面的意思，上面有人。其实，除了极个别是上面的意思，大部分都是下面的意思。任何个人能体验到的权力之压力，都来自基层。

2、最大的背锅侠一定是皇帝，所以过一段时间皇家就要承担一次改朝换代的风险。更多时候，皇帝躲在皇宫，就是个摆设，政令很难从皇宫出来，落实到基层——或者说，基层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解读政令。

3、由于只对上负责，县官不如现管。所以搞定现管，就可以作恶。导致权力结构中，处处可以做手脚，行骗和腐败也成为必然。

4、没有制衡力量。因为理论上的制衡，是皇帝。皇帝精力根本管不过来，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制衡。皇帝是老板，大家都是打工仔，干嘛互相过不去？联合起来骗老板才是正经。明末清末，这点最明显。

5、在权力运行正常时，皇帝只有一项真正的权力：随便杀人的权力。权力运行不正常时，皇帝经常被杀。数数古今中外历史上，多少死于非命的皇帝。看看宫斗剧就知道，皇子之类，更是经常被灭——奥斯曼皇室不过是明杀，没遮羞布。

6、矛盾主要在乡村或者基层，因为基层握有真正的权力，容易膨胀和失控。经常基层一件小事，就把农民起义之类的暴力行动惹起来了。

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朝代，民族性不一样，历史不一样，管理风格和气质不一样，在上述普遍现象下还有其特殊性。我们后面涉及的历史时评，将试着把这个““主动被动、有序无序”分权的概念引入，以便进一步分解政治运行的奥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

五、画蛇添足

有段时间，一帮大V致力于推荐青少年读政治书，比如《巨灵论》之类的，我很少推荐，更愿意大家去读真实的历史。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以前的人们研究政治和权力时，工具不够，所以造出了一大批眼花缭乱的词汇，比如集权、民主、自然法……貌似在解释这个社会，其实根本不够用。青少年去乱看，反而会看混乱的。

20世纪以后，理论工具大发展，很多工具一跨界，稍微一琢磨，就能呈现丰富的观察社会的视角：比如结构主义，移到政治研究上，权力结构图一下就画出来了；比如心理学，政治人物心理问题等等——我今天谈的就是邓巴数对管理的限制，移到国家管理，难道不是一样的限制吗？所以我们有理由质疑集权制，真的“集得起来”吗？而一质疑，确实发现好多以前无法解释的乱相，变得清楚起来了。

不知是不是翻译没跟上的原因，让我奇怪的是，在工具如此丰富的情况下，政治研究反而滞后了。很多人一说政治，还是百年前的名词：民主、集权、利维坦……所以我这种搞娱乐的，只好在这里抛砖引玉：提出“集权制”只在理论上，实际运行中不存在，不过是“被迫、无序”分权而已。现代政治和传统政治的分野就在“主动有序”分权上。

需要说明的是，我还没有看到类似的论述——假如真没有，那又是我原创，先把鼻祖的位置占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