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十数据6月28日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文：**“哈梅内伊明明知道自己在说谎，还要如此厚颜无耻且愚蠢地宣称他赢得了与以色列的战争。**我清楚地知道他的藏身之处——本可以让以色列或世界上最强大美军结束他的生命。是我把他拯救出来！最近几天，我一直在研究可能解除制裁等事宜，这本来能让伊朗有更好机会实现全面快速的复苏——制裁正在造成严重伤害！但相反，我得到的却是充满愤怒、仇恨和厌恶的声明，于是我立即停止了所有关于解除制裁的工作。伊朗必须重新融入世界秩序，否则他们的处境只会更糟。我希望伊朗领导层能明白，用蜜糖往往比用醋能得到更多。”

这场冲突全球关注，特别是资本市场。我反对任何战争行为，因为没有任何政府战争，是有意义的。

但川普说伊朗正在宣布胜利，他没有说错。

为什么呢？这是不是有点奇葩？被打得这么惨，损失这么大，为什么还在宣布自己胜利了？

我们要看伊朗政府在做什么，他们在遭受了核设施、军事设施被毁、高级将领阵亡的重大损失后，伊朗官方媒体却高调宣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声称其对美国空军基地的打击“迫使”强大的对手接受了停火。

这一幕在许多外部观察者看来，这是一出自欺欺人的闹剧呀。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这场具体的冲突中拉开，投向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现实，就会发现这并非孤例，更不是简单的“死要面子”。

伊朗政府的这番“胜利宣言”，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权力的表演”，它遵循着伊朗统治集团必须遵守的、关乎生存的根本法则。

*一）一场精心包装的“胜利”*

要理解伊朗的行为，我们首先需要将官方叙事与客观事实进行并置对比，看清表象与内核的巨大差异。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网和国家通讯社的报道，整个事件被描绘成一出伊朗主导的、从容反击并最终制胜的英雄剧。其宣传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先是定义胜利。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宣布，通过打击行动，“击败了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并“迫使敌人后悔并接受失败，单方面停止侵略”。这里的关键词是“迫使”，它将停火的主动权归于伊朗。

然后是宣传自家武力有多牛，重点强调了伊朗的反击能力。

对以色列城镇的导弹攻击，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并使其民众躲入防空洞，以此证明伊朗有能力将战火烧到对方本土。

还“点名”袭击了美国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尽管未造成伤亡，但其政治象征意义巨大，意在表明伊朗不畏惧与世界头号强国直接对抗。

退役将领侯赛因·阿莱伊的言论极具代表性。

他将停火描述为“好战的特朗普选择接受停火并控制嗜血的内塔尼亚胡”的结果，暗示美以联盟内部存在矛盾，且美国最终因忌惮伊朗的实力而选择退缩。

他还强调，美国之所以参战，恰恰证明了“以色列无法打败伊朗”，从侧面抬高了伊朗的军事地位。

现实是如此吗？当然不是。

战争始于以色列和美国发起的一系列精准、猛烈的先发制人打击，在冲突初期，伊朗遭受了不成比例的巨大损失。

其军队的大部分高层指挥官被“斩首”，这对于一个依赖集权指挥的军事体系是致命的。

同时，防空系统、导弹设施乃至部分关键核设施遭到摧毁或严重破坏，这意味着伊朗数十年来投入巨资建立的战略威慑能力有可能彻底不存在了。

伊朗的后续报复，无论在规模还是效果上，都与其遭受的损失不相称。

一位匿名官员私下透露，这本质上是一场“挽回颜面的报复努力”，其首要目标是向国内民众展示政府并未坐以待毙，同时要小心翼翼地控制行动的烈度，竭力避免将冲突升级为一场伊朗毫无胜算的与美国的全面战争。

将这两方面事实放在一起，伊朗官方行为的内核就清晰了。** **

这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危机公关，其目的不是为了反映事实，而是为了塑造一个有利于政权稳固的“替代现实”。

这场表演的观众，是伊朗国内民众。

*二）软弱的致命代价*

伊朗的统治集团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地“表演胜利”，是因为他们深知一个冰冷的政治法则：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公开展示软弱是所有错误中最为致命的一种。

一旦统治者被民众或对手视为“软弱无力”，其统治的根基——无论是古代的“天命”还是现代的“合法性”——都会开始动摇。

历史为此提供了无数沉痛的教训。

在中国漫长的皇权历史中，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天命所归”。

而天灾（如洪水、地震、瘟疫）和人祸（尤其是军事惨败），都会被普遍解读为上天对当朝统治者不满、准备收回“天命”的征兆。

因此，每当遭遇重大挫败，统治者必须立刻进行政治表演。

一方面，他们会下“罪己诏”，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但措辞巧妙，重在姿态而非认错），并将具体问题归咎于个别奸臣，通过“清君侧”来转移矛盾。

另一方面，则会大力宣传祥瑞、前线的小规模胜利，甚至不惜编造捷报，以向天下证明“天命仍在吾身”。

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就等同于向天下所有野心家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公开邀请。

二战后的英国虽仍是世界大国，但国力已江河日下。当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英法联合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并迅速取得军事优势。

然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此举极为不满，通过施加巨大的金融压力（威胁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暴跌），迫使英国首相艾登接受停火并撤军。

在军事上占优的情况下，却因经济胁迫而屈服，这一事实赤裸裸地暴露了英国已沦为美国“小弟”的地位。

这种“软弱”的观感，沉重打击了英国民众的帝国自尊心，艾登政府的支持率一落千丈，他本人在党内外压力下，最终以“健康原因”为由黯然辞职。

这次事件，成为大英帝国彻底衰落的标志性时刻，其根源就在于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博弈中展现了无法掩饰的软弱。

当伊朗革命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为人质。

时任总统卡特采取了长时间的外交谈判和经济制裁，但收效甚微。长达444天的危机，通过电视新闻每天都在折磨着美国民众的神经。

随后，他授权执行的“鹰爪行动”军事营救计划，又因飞机相撞、人员伤亡的灾难性失败而告终。

这次失败不仅未能救出人质，反而将美国军事上的无能和政府的束手无策暴露无遗。

卡特总统在电视上那个疲惫、沮丧的形象，与美国人期望的强大果决的领袖形象背道而驰。

这种“软弱”的印象，成为他1980年总统大选中败给高喊“让美国再次强大”的里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其国内支持率因经济政策而岌岌可危时，果断抓住了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马岛）的机会。

从纯粹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来看，为几座南大西洋上的偏远小岛发动一场劳师远征的战争得不偿失。

但撒切尔深知，这是一场关乎国家意志和领袖威望的表演。她以“铁娘子”的强硬姿态，不惜代价赢得了战争。

这场胜利极大地激发了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塑造了她决不妥协的强者形象，使其声望如日中天，并轻松赢得了次年的大选。

这个世界上各国大多数民众可以容忍统治者犯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其腐败，但最难容忍的是其在捍卫“国家尊严”和“安全”时的无能与软弱。

因为这直接触及了政府存在所宣称的意义——提供秩序与保护。

*三）为何必须“报喜不报忧”*

理解了“软弱”的代价，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为何伊朗这样的政权必须开动宣传机器，将失败包装成胜利。

这背后，不仅有政治需求，更有来自官僚体系内部的、符合“理性”的逻辑。

政治家和官僚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行为的首要驱动力是最大化自身利益，如权力、地位、预算和个人声望，而非抽象的“公共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天然地会形成一个“报喜不报忧”的激励机制。

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中，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被层层“优化”。

一个前线指挥官，如果如实上报自己的部队损失惨重、任务失败，他将面临的可能是撤职、处分和军事生涯的终结。

相反，如果他“包装”战果，夸大敌方损失，淡化己方伤亡，则更有可能获得嘉奖和晋升。于是，坏消息在传递链的底端就被过滤掉了，传递到上一级的，是经过美化的“好消息”。

每一级官僚都有同样的动机，最终汇集到最高决策者案头的，可能是一份与事实严重脱节、但却无比“鼓舞人心”的报告。

伊朗官方的“胜利”通稿，很可能就是这样一条信息过滤链的最终产物。

统治集团通过其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获得了巨大的、非生产性的经济利益，这可以被视为他们的“权力租金”。

这笔租金的稳定，完全依赖于其统治的合法性。公开承认军事上的重大失败，会直接威胁到这笔“租金”。

民众会质问：“我们纳税供养的军队和政府，连国家安全都保障不了，凭什么继续统治？”

这种质疑一旦蔓延，就会动摇整个寻租体系的根基。

因此，花费巨额资源进行“胜利宣传”，看似成本高昂，但与可能丧失的“权力租金”相比，这其实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旨在维护核心利益的“投资”。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经历，是这一官僚主义逻辑的绝佳注脚。

当时，五角大楼将“敌人尸体数量”作为衡量战争进展的KPI。

这一指标的设定，直接导致了美军各级单位为了向上级邀功，而系统性地夸大、甚至捏造歼敌数量。

其结果是，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看到的报告上，美军节节胜利，越共的“有生力量”被一再“消灭”，战争似乎很快就能结束。

然而，战地记者发回的真实画面和前线士兵的亲身感受，却描绘了完全不同的景象——战争陷入泥潭，敌人源源不断。

这种官方叙事与战场现实的巨大脱节，最终导致了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和政府信誉的破产。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展示了将“不承认失败”的原则推到极致会是什么结果。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后，德军的失败已成定局，这一点高层心知肚明。但戈培尔没有选择承认挫折，更没有选择诚实。

相反，他在柏林体育宫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总体战”演说。

他不仅没有掩盖危机，反而极力渲染危机的严重性，将其描绘成雅利安文明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生死决战，并以此为由，要求德国人民付出更大的牺牲，将国家带入更彻底的战争状态。

这种策略的逻辑是，通过制造一个更大的危机感，来为集结更大的权力、实施更严厉的管控提供合法性，并用一个“最终胜利”的遥远许诺来麻痹民众对当前失败的痛苦感知。

直到1945年4月盟军兵临柏林城下，收音机里仍在播放着“神奇武器”即将扭转战局的谎言。

四）伊朗政客能成功吗？能！

伊朗统治者的表演，终究需要观众。

大多数民众真的会全盘接受官方的“胜利叙事”吗？现实情况远比“欺骗”与“被骗”的二元对立要复杂。

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会浮现出来，即“内群/外群”效应。对于许多伊朗人来说，他们可能私下里鄙视神权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但在以色列和美国攻击自己国家的时候，首要的情感是愤怒和民族屈辱感。

在这种情绪下，大多数民众的心理逻辑会变成：“是的，我的政府可能是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在外敌面前，批评他、让他倒台，等于是在帮助敌人。”

这种心态，为政府的“胜利宣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政府巧妙地将爱国主义与支持政府捆绑在一起，将对战争处理方式的任何质疑都打上“不爱国”甚至“通敌”的标签。

尽管社交媒体上存在对伊朗政府处理方式的抱怨，但伊朗人同样普遍谴责以色列和美国的攻击。

大部分人（除了强硬派支持者）并不真心附和“胜利”的声明，他们更多是希望战争结束，同时又担忧政府会借此“胜利”之机，加强对国内的镇压。

他们不一定“相信”了宣传，但他们选择了“默许”，因为在外部压力下，公开挑战本国政府的代价太高，且不符合当下的情感主流。

伊朗政府宣布的“胜利”，本质上是一场围绕“叙述权”的战争，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战场上的军事对抗。

这场表演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为国内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维护民族尊严的剧本；也向对手传递了“我们仍有还手之力”的模糊信号。

政治权力的核心技艺，在很多时候并非解决问题或承认错误，而在于定义问题和塑造叙述。

对于任何渴望长久维持其地位的统治者而言，维持一个“强者”的公众形象，是其所有战略的基石。

因为在残酷的政治丛林中，实力认知往往比真实实力更重要，而公开承认软弱，就等于邀请死亡。

因此，伊朗官方的“胜利宣言”，虽然在事实层面漏洞百出，但在权力运行的逻辑层面，却是完全自洽且理性的。

只要权力结构不变，类似的“胜利表演”就将继续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舞台上反复上演。

因为对于伊朗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来说，最重要的胜利，永远是确保自己明天还能继续站在舞台上。

而承认失败，就意味着灯光熄灭，大幕落下，再无登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