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2日，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宣布伊朗安全部队已控制全国局势。

2026年1月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向全球宣布：伊朗已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导弹储备量较2025年增加20%，声称已做好充分准备回应任何敌方行动。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已摆上特朗普的办公桌，同时他在公开场合又称“先观望局势发展”。

市场在紧张与观望之间摇摆，国际油价在上周因此被推高至65美元以上后迅速回落。

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着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原油，这条最窄仅20海里的狭窄水道两侧的对峙态势引发了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但随着全球石油库存增加和美国政府控制通胀的压力，这种担忧被供应过剩的现实所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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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博弈下的伊朗局势与全球油价震荡

伊朗局势再次成为全球焦点。

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敌方任何行动作出坚决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被曝已听取军事打击伊朗方案的汇报。

市场对伊朗局势的反应颇为剧烈。

上周，伊朗社会动荡迅速将油价推高至65美元以上。

但随着局势的演变，市场情绪发生了变化。

目前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油价飙升将是短暂的。

瑞士宝盛银行表示，虽然伊朗局势不明朗，但石油市场供应过剩，中东地区拥有闲置产能，美国政府正尽全力控制通胀。

这些因素应能限制供应中断的风险。

2026年全球石油市场将出现供应过剩。

EIA预计今年全球原油将有184万桶/天的供应过剩。

这种供应过剩的局面从根本上抑制了油价的持续上涨。

伊朗在石油市场的重要性确实高于委内瑞拉，但能源市场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

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增长至2026年，非OPEC+国家的增产以及美国库存超预期增加，都在压制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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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财富如何成为国家发展的反噬诅咒

伊朗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石油与天然气储量，却未能将这种天然财富转化为人民福祉。

这种矛盾现象背后，是资源诅咒在伊朗的具体体现，一种以石油租金为基础的畸形经济结构。

这种石油经济模式催生了不依赖税收的政府。

当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石油收入而非国民税收时，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便被扭曲。

巴列维王朝后期，石油收入激增却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革命后，石油利益被新的特权集团垄断。

石油财富的分配机制加剧了社会分化。

军方以极低的官方汇率获得石油，然后在公开市场以数倍价格出售或兑换，轻松赚取巨额差价。

这种模式意味着，寻租比创新更有利可图。

石油经济扼杀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动力。

当石油收入占GDP比重超过20%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减弱。

伊朗长期远超此阈值，石油财富窒息了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力。

这种单一经济结构使伊朗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波动。

一旦国际油价下跌或制裁加剧，经济便会受到重创。

2024年前九个月的数据显示，伊朗GDP增长3.1%主要依赖原油和天然气开采部门6.1%的增长，而其他产业增长乏力。

石油经济的恶果已在历史上多次上演。

16-17世纪的西班牙帝国，从美洲掠夺的巨额金银并未催生工业革命，反而滋养了贵族奢靡消费，最终窒息了本国手工业，导致帝国衰落。

伊朗的石油政治经济困局与西班牙的历史惊人相似。

神权与政治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建立了独特的政教合一体制，什叶派教义全面融入国家治理，“法基赫监护”理论使最高领袖的宗教权威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

这种体制下，宗教教义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依据。

什叶派传统价值观主导的生育政策鼓励“对抗西方的战士储备”，导致人口爆炸式增长。

高人口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近三分之二的伊朗人口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种政教捆绑体制在国内制造了广泛的社会矛盾。

女性权利与少数族群权益受到严重限制。

虽然每4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但候选人须先经宗教监督机构审核，使实际选择空间相当有限。

宗教对社会的控制渗透到各个领域。

13岁女性可以合法结婚的规定、近亲结婚率超40%的社会现象，不仅损害人口质量，更与现代人权理念冲突。

避孕药具成为黑市稀缺品，反映出宗教保守势力对个人生活的干预。

这套体制也使伊朗外交政策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地缘政治冲突被解释为救世主回归的前兆，外交政策带上非理性的末世论色彩。

伊朗通过“圣城旅”培养武装分子，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建立地区军事网络。

这种对外扩张政策加剧了伊朗的国际孤立。

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最初的美驻德黑兰大使馆人质危机导致与美国决裂，随后的两伊战争加深了伊朗的孤立。

伊朗面临的国际制裁虽然名义上针对核计划，实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其政教合一体制和地区政策的排斥。

即使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油气储量，伊朗仍难以将这些资源充分转化为经济成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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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摇摆悲剧

伊朗困境的第三重枷锁，是其文明转型的失败。

作为古波斯文明的继承者，伊朗在现代世界秩序中挣扎寻找自身定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反复摇摆，形成了独特的悲剧循环。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曾试图快速西化，打造“中东巴黎”。

1978年，伊朗人均GDP甚至超过日本，但这种“白色革命”的急功近利既破坏了传统社会结构，又未能建立公平的现代化体系。

土地改革流于形式，宗教势力被强制打压，最终在通胀高企与社会矛盾激化中引发革命。

1979年革命后，伊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传统复归。

伊斯兰神权体制的建立，表面上是恢复传统价值，实则是利用宗教巩固新政权。

这种转变并非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政治精英的选择。

这种在“激进现代化”与“传统复辟”之间的摇摆，成为伊朗文明转型的典型困境。

伊朗既不像巴列维王朝那样脱离本土实际盲目西化，也未能像一些成功转型的国家那样找到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的平衡点。

历史认同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张力加剧了转型困难。

伊朗历史教科书精心构建“抵抗叙事”，将前伊斯兰的波斯帝国辉煌与什叶派受难、反抗的历史缝合，试图弥合波斯-雅利安认同与什叶派伊斯兰认同的内在撕裂。

这种认同政治服务于现政权合法性，却回避了国内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等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利诉求。

民族问题与宗教特权交织，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冲突风险。

伊朗的文明转型困境与晚清中国有相似之处。

两者都曾是辉煌古文明的代表，都面临西方现代性的冲击，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

不同的是，伊朗的革命选择了宗教作为现代化抗拒的形式，而中国则经历了更为曲折但最终成功的转型路径。

现代伊朗年轻人的困境尤为突出。

他们既不完全认同传统宗教价值观，又无法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断层。

这部分解释了为何伊朗虽然有丰富的资源，却面临严重的人才外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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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枷锁交织下的国家困境与未来可能

伊朗的三重枷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形成了一套难以打破的闭环。

石油经济喂养了神权政治。

石油收入为神权体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其能够在不依赖民众税收的情况下维持统治。

这种独立于社会的财政基础，使政权不必对民众负责，破坏了现代国家应有的问责机制。

神权意识形态为掠夺性的资源分配辩护。

宗教成为特权集团垄断石油利益的合法性外衣。

军方和宗教基金会通过特权获取廉价石油，然后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这种赤裸裸的寻租行为被包装成“为伊斯兰事业服务”。

民族主义叙事则转移矛盾、压制异见。

当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公引发民众不满时，政权便诉诸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将问题归咎于外部敌人，回避国内治理失败。

这种三重枷锁的共生关系在伊朗历史上不断重现。

巴列维王朝过度依赖石油收入而忽视社会公平，最终引发革命；

革命后政权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资源依赖和权力垄断，形成了新的特权阶层。

当前的伊朗危机反映了这种结构矛盾的激化。

2026年初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可能席卷了伊朗185个城市，示威者试图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伊朗当局则采取了限制互联网访问等措施来应对。

国际观察家认为，到2026年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不再以目前的形式存在。

分析人士提出了几种可能情景：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军事政变；

国家解体风险增加；

或者出现类似“阿拉伯之春”的混乱局面。

变革的种子已经在伊朗社会内部萌芽。

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对现状日益不满。

超过60小时的互联网限制反映了当局对信息流通的恐惧，也证明了技术正在改变权力平衡。

全球能源转型也削弱了石油政治的基础。

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减排压力的增加，石油的长期战略价值正在下降。

这可能会动摇伊朗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迫使其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

伊朗危机再次凸显了一个悖论：

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之一，却无法为大多数公民提供基本经济保障和自由。

宗教控制和社会不公导致了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承载着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原油运输，但伊朗的未来似乎被困在自己织就的网中。

每一次油价上涨带来的收入都被特权集团吸纳，每一次国际制裁都被用来强化民族主义叙事。

随着全球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石油权力可能正在减弱。

未来几年可能会决定伊朗是摆脱“三重诅咒”，还是更深地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