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不少人渴望伊朗神权自此覆灭，我也希望。神权这玩意，对于世俗国家民众来说，特别是中国这种没有主导宗教国家的民众来说，几乎不可接受。

但愿望只是愿望。

伊朗在半个世纪以前，富得流油，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像当时的欧洲国家一样体面，年轻人在街头穿着迷你裙喝着可口可乐，国家的外汇储备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甚至还借钱给英国政府帮他们渡过难关。

可是，没多久伊朗人民却突然发了疯一样，亲手砸烂了这一切，非要把社会倒退回中世纪的模样。你会相信吗。

你肯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反常识的事情。人都喜欢好日子，谁会放着瑞士一般的富足生活不要，非要回到严苛的清规戒律里去受苦呢？

但这就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伊朗的真实历史。

时隔四十多年，我们今天再提起伊朗，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黑色的罩袍，是严肃的宗教领袖，是满街抗议的人群，还有被制裁得千疮百孔的经济。

我们会习惯性地同情伊朗的普通人，觉得他们是一群被某个强硬政权绑架的受害者，觉得只要拿掉那个宗教的紧箍咒，伊朗立刻就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世俗国家。

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我们的直觉要残酷得多。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今天的伊朗历史，就会发现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

那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天降的神权强行套在伊朗人头上，伊朗发生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伊朗人民自己的选择。

巴列维国王不是被外星人打跑的，他是被千万伊朗民众走上街头亲手推翻的。

后来的霍梅尼也不是靠什么武装政变夺权的，他是被伊朗民众用欢呼和眼泪迎接回来的。

今天的那些骚乱和动荡，本质上依然是伊朗人内部的观念之战。

一部分伊朗人的敌人，从来不是某个抽象的政权，而是就在他们身边，住在这个国家里的另一群伊朗人。

米塞斯说，观念决定历史。

很多人习惯用唯物史观去解释一切，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肚子填饱了，日子过好了，人的思想自然就会变得现代、开放。

但米塞斯告诉我们，不对，人不是吃饲料的动物，人是活在观念里的生物。人的每一个行动，哪怕是看上去极其不理性的行动，背后都是由他脑子里的某种观念指引的。

当一个人的脑子里被一套狂热的、排他的宗教或政治观念占据时，哪怕你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会觉得那是恶魔的诱惑，他宁可毁掉金山银山，也要维护他心目中的那种神圣性。

伊朗的现代史，就是米塞斯理论最鲜活、也是最惨痛的注脚。

一）巴列维王朝

故事要从巴列维国王说起。

那是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时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手里握着一把绝对的好牌。

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激增，伊朗的石油美元像潮水一样涌入国库。巴列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早年在瑞士受过教育，骨子里极其崇拜西方文化。他看着脚下这片古老的波斯大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把伊朗变成中东的法国。

于是，他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历史上称之为白色革命。

这场革命听起来非常美好，也非常现代。巴列维要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他大力推行世俗化教育，建立现代医疗体系。

最让当时世界震惊的是，他大力推动妇女解放，不仅给予女性投票权，甚至带头让自己的王后和公主们摘下头巾，穿上西式的晚礼服。在德黑兰的街头，随处可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的摇滚青年，电影院里放着好莱坞的电影，酒吧里供应着伏特加和威士忌。

一九七一年，为了庆祝波斯帝国建国两千五百年，巴列维在古城波斯波利斯举办了一场极其奢华的沙漠盛宴。他请来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和王室成员，甚至连所有的帐篷、香槟、鱼子酱和高级服务生，都是从法国巴黎空运过去的。巴列维要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一个富裕、现代、强大的新伊朗。

如果我们用某些标准来看，巴列维简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国王。他发展经济，解放女性，推动工业化。可是，为什么他最后的结局却是众叛亲离呢？

这就回到了米塞斯那个关于观念的问题。巴列维最大的失误在于，他以为用钱就能买断人民的忠诚，他以为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就能洗掉伊朗人脑子里的传统观念。但他错了。

在德黑兰那层光鲜亮丽的现代化外衣之下，广大的伊朗腹地，依然是深深扎根于什叶派伊斯兰教法的传统社会。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每一项措施都精准地踩在了传统势力的雷区上。

比如土地改革，巴列维没收了大量宗教基金会的土地。这就等于直接切断了神职人员的经济命脉，让庞大的毛拉阶层也就是伊斯兰教士对国王恨之入骨。

再比如女性解放。在我们看来这是天大的好事，但在当时极其保守的伊朗传统男性看来，街头那些不戴头巾、甚至穿着短裙的女性，简直是对伊斯兰道德的公然亵渎。他们觉得这个国家烂透了，被西方人的那一套下流玩意儿污染了。

最吊诡的是，巴列维原本以为分到土地的农民会对他感恩戴德。结果怎么样呢？由于缺乏现代农业技术和资金支持，很多分到小块土地的农民根本无法生存。他们只好卖掉土地，涌入大城市谋生。

德黑兰一下子涌入了几百万失去土地的贫民。

这些人离开了几辈子的乡村，来到光怪陆离的大城市，看到的却是极度的贫富差距。一边是开着保时捷的王室亲戚和新富阶层，一边是自己在贫民窟里挣扎求生。更要命的是，他们在城市里感到极端的孤独和迷茫，唯一能让他们找到归属感和精神慰藉的地方，就是清真寺。

于是，这些被现代化甩出来的边缘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激进宗教势力的庞大基本盘。

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观念撕裂。

在巴列维眼里，他是在带给伊朗人文明。但在巴扎商人和数百万虔诚的信徒眼里，国王是在毁灭他们的信仰，是在向西方魔鬼出卖波斯的灵魂。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随着石油价格的波动和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观念的冲突终于到了引爆的边缘。

这时候，一个远在伊拉克纳杰夫流亡的老人，开始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央。他就是霍梅尼。

霍梅尼当时已经被巴列维驱逐出境十几年了。他没有任何军队，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脑子里的观念，以及传播这套观念的录音磁带。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卡式录音带。

霍梅尼在流亡地把自己的讲道录下来，通过地下网络成千上万地走私进伊朗，然后在无数个清真寺、无数个巴扎商人的小店里被翻录、被播放。

霍梅尼极其聪明，他没有跟民众讲什么复杂的政治理论，他直击伊朗人最敏感的痛点。他痛斥巴列维是美国的走狗，是腐败的象征，是伊斯兰的背叛者。他没有许诺民主，更没有许诺物质上的荣华富贵，他许诺的是尊严，是纯洁，是一个符合神圣教法的理想国。

这套观念，就像野火一样在伊朗的底层民众、甚至是部分对独裁不满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蔓延开来。

米塞斯说过，人的行动终究是被思想左右的。当千百万伊朗人的脑子里植入了霍梅尼的这一套观念程序时，巴列维的统治就已经在精神层面崩塌了。

转折点出现在一九七八年。

那年八月，伊朗南部的阿巴丹市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就是著名的雷克斯电影院大火。当时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电影，大门却被人从外面反锁，接着有人纵火，四百多名无辜平民被活活烧死。

这件事极其诡异。

后来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这把火大概率是极端的伊斯兰狂热分子放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电影院就是传播西方腐朽文化的罪恶场所。

可是，当时的伊朗民众怎么认为呢？

全国上下的民众异口同声，坚信这是巴列维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干的。

为什么民众会这么想？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国王已经是万恶之源了，所以一切坏事只能是国王干的。这就好比一个人戴上了有色眼镜，他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自动变了颜色。

也就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

观念一旦形成，真相就不重要了，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

雷克斯电影院大火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全国各地的抗议像火山喷发一样爆发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黑色星期五。那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德黑兰贾列广场聚集了数万名示威者。面对失控的局面，军队的指挥官下令开枪。广场上血流成河。

当第一声枪响在德黑兰街头回荡的时候，巴列维政权的合法性就彻底清零了。

巴列维在那一刻陷入了巨大的纠结。他手里握着当时中东最强大的军队，他如果想进行血腥的全面镇压，从军事上讲是完全做得到的。但是他犹豫了，他甚至有些抑郁。因为他怎么也想不通，我给了你们那么好的生活，为什么你们不仅不感谢我，还要喊着让我去死。这对于一个自认为是开明君主的人来说，心理上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而且，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正在推行人权外交，对巴列维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不要使用暴力。

一边是步步紧逼的宗教狂热浪潮，一边是动摇的国际盟友，再加上巴列维当时已经身患淋巴癌，身心俱疲。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这个日子被永远地定格在伊朗的现代史上。巴列维国王带着他的妻子，走到飞机舷梯前。他弯下腰，从地上抓起一把伊朗的泥土放进口袋，眼含热泪，登上了飞往埃及的专机。

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消息传出，整个德黑兰沸腾了。几百万人冲上街头，人们欢呼雀跃，撕毁国王的画像，甚至爬上坦克的炮管和士兵拥抱。当时的一家报纸头条只用了两个巨大的波斯语词汇，国王逃了。

这一幕极其震撼。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荒诞又极其符合逻辑的历史时刻。把巴列维赶下台的，不是外国的入侵者，不是什么神秘的武装集团，正是那些受过他资助上学的大学生，是那些因为他的经济政策而涌入城市的农民，是那些在巴扎里靠着石油红利发家致富的商人们。

是伊朗人民自己，亲手推翻了那个给他们带来富裕但也带来文化冲击的世俗政权。这是伊朗人在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集体大选择。他们用自己的脚和喉咙投了票，他们选择要观念上的纯洁，而不是物质上的腐朽。

当巴列维的专机消失在德黑兰阴霾的天空里，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权力真空和狂喜之中。世俗派觉得独裁者走了，我们要迎来民主了。

左派觉得资产阶级倒台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了。甚至有些知识分子浪漫地以为，即将在不久之后回国的那个宗教老人霍梅尼，只会像甘地一样做一个精神象征，不会真的干涉政治。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这场革命的赢家，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幻想。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观念的列车一旦启动，就不会停在他们理想的车站。那些满心欢喜准备迎接新生活的世俗伊朗人并不知道，就在几千公里外的巴黎，那个即将归来的老人，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套严密而又不可动摇的神权政治蓝图。那是另一个更加庞大、更加绝对的观念体系。

而对于大多数当时的伊朗人来说，他们正在狂热地等待着他们的救世主。一架满载着历史宿命的法航客机，正在准备从巴黎起飞，把那个能够决定伊朗未来半个世纪走向的人带回这片土地。

一切都已铺就，而这一切，都是伊朗人自己选的。接下来的故事，将比白色的革命更加血红，也更加疯狂。

二）霍梅尼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这一天对于伊朗来说，大概是整个二十世纪最长的一天。一架法航的波音七四七客机，缓缓降落在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舱门打开，那个已经在国外流亡了十五年的老人，霍梅尼，扶着舷梯走了下来。

你一定要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在那一刻，整个德黑兰城就像是一个被烧开的高压锅。据当时的统计，至少有三百万人涌上街头。

从机场到霍梅尼要去发表演讲的那个公墓，几十公里的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爬上树梢，爬上墙头，甚至爬上汽车顶棚，只为了看一眼这位传说中的救世主。

当时的人群狂热到什么程度呢？负责接送霍梅尼的那辆雪佛兰汽车，根本就开不动。汹涌的人潮像海浪一样把车子团团围住，所有人都想去摸一下那辆车，仿佛那就是通往天堂的方舟。

最后没办法，为了把霍梅尼送到目的地，只能动用直升机把他吊过去。

这一幕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要反驳那个常见的历史误解，那就是认为神权政治是一小撮野心家强加给伊朗人民的。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那天在机场欢呼的三百万人里，有虔诚的信徒，有穿着西装的律师，有甚至不戴头巾的时髦女学生，还有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

他们当时都有一个天大的错觉。他们觉得霍梅尼只是一个精神领袖，是一个用来推翻国王的旗帜。世俗派觉得，等国王一走，这个老头就会回到库姆的神学院去念经，把国家交给我们这些懂现代政治的人来管理。

可是，他们都低估了观念的力量，或者说是低估了霍梅尼这套观念系统的排他性。米塞斯说得好，当一种观念自认为是绝对真理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容忍其他杂质存在的。

霍梅尼回国没几天，巴列维留下的那个旧政府就土崩瓦解了。

紧接着，伊朗进入了一个非常短暂的春天。那时候街上有各种报纸，各种政党都在活动。但是，霍梅尼的动作极快。他不需要军队，因为清真寺就是他的兵营，每一个毛拉也就是教士，就是他的政委。

他迅速建立了一个名为革命卫队的组织。请注意，这个组织不是国家的军队，它是用来保卫革命成果的，说白了，就是用来保卫这套神权观念的。

这时候，摆在霍梅尼面前最大的障碍，其实不是那些旧王室的残余势力，而是当初跟他一起搞革命的盟友。也就是那些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和左派。这些人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朗共和国，而不是伊斯兰共和国。

怎么把这些人清理出局呢？霍梅尼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够瞬间统一全国观念、让所有反对声音都变成叛徒的契机。

这个契机就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爆发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

一群激进的学生冲进了美国大使馆，扣押了五十二名美国外交官。这件事在国际法上当然是不可理喻的暴行。但是，在霍梅尼的政治算盘里，这简直是一张天牌。

一开始，连伊朗当时的临时政府总理巴尔扎甘都反对这样做，觉得这太胡闹了。但霍梅尼立刻表态支持学生。他给这件事定了一个性，说这是针对大撒旦也就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招太狠了。你想想，一旦把美国定义为绝对的邪恶之源，也就是所谓的大撒旦，那么任何想要跟美国谈判、想要走温和路线、想要搞世俗化的人，立刻就被打上了叛徒和美国走狗的标签。

借着这股排外的情绪浪潮，霍梅尼顺理成章地迫使温和派总理巴尔扎甘辞职。紧接着，他开始腾出手来收拾那些左派组织。在之后的一两年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学生、左翼游击队员被逮捕、被审判，甚至被处决。而执行这些命令的，往往就是那些狂热的底层民众和革命卫队。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那么多伊朗人会支持这种极端的清洗呢？

因为在当时的伊朗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上的闭环。霍梅尼告诉他们，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真主在地上的国度。为了这个纯洁的目标，任何杂质都必须被剔除。对于那些把宗教视为最高准则的人来说，这种逻辑是完全自洽的。

就在伊朗内部还在进行激烈的政治大洗牌的时候，外部的一场大火烧起来了。一九八零年九月，邻国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看着伊朗内部乱成一锅粥，觉得这是个天赐良机，于是挥师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了。

萨达姆以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只要踹上一脚，伊朗就会散架。但他完全想错了。他不仅没能打垮伊朗，反而帮了霍梅尼一个大忙。

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场卫国战争更能凝聚人心的了。

霍梅尼立刻把这场战争升华了。他告诉伊朗人民，这不仅仅是保卫国土，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是正义对抗邪恶，是伊斯兰对抗异教徒。

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残酷战争中，发生了很多让我们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我要讲的那个观念压倒理性的极端案例。

当时的伊朗军队装备不如伊拉克，由于被国际制裁，零配件也奇缺。那怎么打呢？靠人。也就是靠人海战术。

伊朗组建了一支叫巴斯基的民兵组织，里面充满了十几岁的少年，甚至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发起冲锋之前，据说有些孩子脖子上会挂着一把塑料钥匙。教士们告诉他们，这是通往天堂的钥匙。只要你在战场上牺牲了，你就能直接进入天堂，那里有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河流。

于是，我们看到了人类战争史上极其惨烈的一幕。成千上万的伊朗少年，手挽着手，高呼着口号，用自己的身体冲进伊拉克军队布下的地雷阵。他们用血肉之躯引爆地雷，为后面的坦克和正规军开路。

如果你从经济学或者生物学的角度看，这完全是非理性的。人的本能是求生，怎么会有人主动去送死呢？

但米塞斯告诉我们，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

当一种观念强大到让你相信，现世的生命只是暂时的皮囊，而死后的永生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时，牺牲生命就变成了一种理性的投资。在那些冲进地雷阵的少年眼里，他们不是在自杀，他们是在完成一次辉煌的升华。

这场战争打了整整八年，双方死伤超过一百万人。伊朗的经济几乎被打残了，城市被炸得面目全非。但是，神权政权却在炮火中变得坚如磐石。所有的反对声音都消失了，因为在战争期间，反对政府就是帮助敌人。

等到一九八八年战争结束的时候，霍梅尼建立的这套伊斯兰法学家统治的制度，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伊朗的土地上。虽然人民生活困苦，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政权是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的。

这种民意基础在一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得到了最惊心动魄的验证。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霍梅尼去世了。

如果按照西方媒体的逻辑，这样一个把国家带入长期战争、经济凋敝的独裁者死了，人民应该感到解脱才对，甚至应该有人上街庆祝。

可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伊朗陷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悲痛之中。

葬礼那天，德黑兰的气温高达三十多度。

根据不同的统计，可能有超过一千万人涌上了街头给霍梅尼送行。这个数字大概占了当时伊朗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那场面完全失控了。你能想象一千万人挤在一起哭喊、捶胸顿足的场景吗。由于人太多，消防车不得不向人群喷水来降温，以此防止更多人因为中暑和窒息而晕倒。

最疯狂的一幕发生了。当运送霍梅尼遗体的灵车试图穿过人群时，狂热的民众冲破了警戒线。他们不是要去破坏遗体，他们是太爱戴这位领袖了，所有人都想去摸一下那具灵柩，都想从上面撕下一块布来作为圣物供奉。

人群像疯了一样涌向灵车，把负责安保的士兵都冲散了。在混乱中，霍梅尼的遗体甚至差点被人们从灵柩里拖了出来，身上裹着的白色裹尸布被无数双手撕扯成了碎片。

最后没办法，当局只能紧急调来一架武装直升机，在人群头顶盘旋，好不容易才把遗体抢回来，直接吊运到了墓地。

这恐怖而又震撼的一幕，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就是神权政治在当时的伊朗，绝对不是无源之水。巴列维国王逃走的时候，没有人去抢他的衣角。

但霍梅尼死的时候，人们为了抢他的一块裹尸布，甚至不惜被踩踏致死。

这就是观念的力量。不管你喜不喜欢，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伊朗人是真心实意地信仰着这套神权体系的。他们把霍梅尼视为精神的父亲，视为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英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伊朗人是被奴役的。准确地说，是那一一代的伊朗人，用他们的狂热，用他们的鲜血，甚至用他们的生命，自己投票选出了这个政权。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反讽。那些在那天为了抢夺裹尸布而痛哭流涕的年轻人，他们并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是会流变的。当革命的激情退去，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这一地鸡毛的经济现状和严苛的社会管制，下一代伊朗人，甚至就是他们自己，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新观念呢？

这就埋下了后来几十年伊朗社会动荡的伏笔。因为观念决定历史，当观念开始分裂的时候，历史的走向也就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了。

当霍梅尼那个被撕碎的裹尸布最终入土为安之后，伊朗进入了后霍梅尼时代。那个靠着超凡个人魅力维系的神权大厦，即将迎来最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当神圣的光环褪色，当人们发现念经不能当饭吃的时候，这个国家又该往哪里走。

三）沉默、骚乱与分裂

如果说巴列维时代的关键词是富裕和撕裂，霍梅尼时代的关键词是狂热和牺牲，那么从一九八九年到现在，伊朗这几十年的关键词，大概就是沉默与分裂。

霍梅尼走了，那个能让几百万人为了抢他裹尸布而疯狂的神一样的老人，不在了。

接替他位置的，是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他没有霍梅尼那种开天辟地的光环，他更像是一个精明的政治操盘手，而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先知。在这个阶段，伊朗人脑子里的观念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

你也知道，激情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两伊战争打了八年，把伊朗人的血都流干了，家底也打没了。等到九十年代，新一代的伊朗年轻人长大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推翻巴列维的革命，他们也没有那种一定要去雷区当烈士的渴望。

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份像样的工作，能买得起房子，甚至只是希望能穿得漂亮一点，谈一场不被道德警察骚扰的恋爱。

这时候，米塞斯所说的观念的代际更替就开始显现了。

最典型的一个信号，就是一九九七年的总统大选。当时出来了一个叫哈塔米的人。这人长得温文尔雅，总是面带微笑，被西方媒体称为微笑波斯。他提出的口号特别诱人，叫文明的对话。

结果怎么样呢？伊朗人给了他两千多万张选票，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大家为什么要选他。就是因为大家受够了那种紧绷的、充满了火药味的日子，大家希望能松一口气。

哈塔米的当选，其实是伊朗民意的第二次大摇摆。第一次他们摇向了神权，这一次他们试图摇向自由。

但是，历史在这里跟伊朗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哈塔米虽然是总统，但他不是这个国家的最终拍板人。在伊朗独特的政治架构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手里握着军队、司法和媒体，特别是那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卫队。

哈塔米想改革，想给报纸松绑，想让女性少受点束缚。但是每当他想往前走一步，那个庞大的保守派机器就会狠狠地把他顶回来。报纸今天开张，明天就被查封。学生今天上街游行，明天就被扔进监狱。

最让人心碎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九九年。

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因为抗议一家报纸被封停，走上了街头。结果，便衣警察和强硬派暴徒冲进了学生宿舍。他们把学生从楼上扔下来，甚至打瞎了年轻人的眼睛。

这一刻，很多伊朗人醒了。他们发现，原来自己手里的选票，根本无法改变那个坚硬的内核。那个由霍梅尼建立起来的、被无数人鲜血浇灌出来的神权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它不仅仅是一套观念，它更是一门生意。

这就必须要谈到一个关键组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如果你以为它只是一支军队，那你就太小看它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革命卫队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他们控制着伊朗的石油开采、建筑工程、电信通讯，甚至是进出口贸易。你想在伊朗做生意，绕开革命卫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这么难。因为阻碍伊朗走向世俗化的，不光是几个念经的老头，而是一个拥有几百万人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是体制的受益者。他们的工资、他们的特权、他们甚至连给孩子安排的好学校，都挂在这个政权身上。

所以，当我们看到伊朗街头那些镇压抗议的巴斯基民兵时，不要简单地以为他们都是被洗脑的机器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保卫自己的饭碗，保卫自己的阶层利益。这就是观念与利益的深度捆绑。

时间来到二零零九年。这一年爆发了著名的绿色运动。

起因是那个看起来有些疯癫的总统内贾德连任了，但大家都觉得选票被造假了。于是，几百万德黑兰的中产阶级再次走上街头，他们喊出的口号非常卑微，我的选票在哪里。

那是自从一九七九年以来，伊朗最大规模的抗议。当时的场面极其感人，在德黑兰的寂静之夜，成千上万的人在自家的屋顶上高喊真主至大，但这句口号不再是献给领袖的，而是用来抗议领袖的。

可是，这场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学真相，也是米塞斯理论的一个侧面印证。那就是，德黑兰北城的观念，代表不了整个伊朗的观念。

当你走进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你会感觉到了欧洲。那里的女孩画着精致的妆容，头巾只是象征性地搭在后脑勺上，年轻人在咖啡馆里讨论萨特和尼采，用苹果手机刷着翻墙得来的Instagram。他们痛恨这个政权，巴不得明天就变天。

但是，如果你去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或者去库姆、马什哈德这些宗教圣城，甚至去广大的农村腹地，你会看到另一个伊朗。

在那里的观念里，最高领袖依然是神的代理人。

那里的很多穷人，靠着政府发的补贴过日子，靠着清真寺的慈善机构领救济粮。在他们看来，那些北城开着豪车、穿着紧身衣的抗议者，就是一群被西方腐蚀的叛徒，是一群不知好歹的富家子弟。

所以，当政权需要镇压的时候，它总能从这另一个伊朗里，招募到足够多的人手。甚至很多来自农村的民兵，在殴打城市大学生的时候，心里是带着一种阶级仇恨的快感的。

这就是我在开头说的，伊朗人的敌人，从来不是某个抽象的政权，而是另一群伊朗人。这是一场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观念完全对立的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战争。

这种撕裂，在最近这几年变得越来越血腥，也越来越无法调和。

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二零二二年的那场风暴。

一个叫玛莎·阿米尼的年轻库尔德女孩，因为头巾戴得不规范，被道德警察抓走，最后死在了拘留所里。

这件事像一颗核弹，引爆了整个伊朗积压已久的愤怒。

这一次，人们不再喊什么我的选票在哪里了，人们直接喊出了女性、生命、自由，甚至有人直接喊出了去死吧独裁者。年轻的女孩们当街烧毁头巾，剪断长发，在街头对着防暴警察竖中指。

看着这些视频，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次伊朗政权肯定要完了吧。毕竟连最柔弱的女性都站出来了。

可是，我们要看一看硬币的另一面。

当伊朗的库尔德斯坦省在燃烧，当俾路支省的民众被机枪扫射的时候，拥有上千万人口的首都德黑兰，在很多时候，却表现出了一种诡异的平静。

除了特定的抗议区域，很多街道依然车水马龙，很多商店依然照常营业。这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群沉默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呢？

他们不一定喜欢这个政权。

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伊朗人都在忍受着通货膨胀的折磨。伊朗的货币里亚尔，这几年贬值得像废纸一样。以前能买一套房的钱，现在可能只能买一个冰箱。中产阶级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蒸发，从吃牛排变成了吃鸡肉，最后变成了吃大饼。

按照常理，经济崩成这样，政权早该垮了。但为什么它还在。

人的行动是由他对未来的预期决定的。

现在的伊朗人，特别是那些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他们脑子里有一个巨大的恐惧阴影，那就是叙利亚化。

他们看着邻国叙利亚，原本好好的国家，一革命，结果变成了人间地狱，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城市变成废墟。这种对混乱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对自由的渴望。

对于很多沉默的伊朗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边是令人窒息的神权统治和糟糕的经济，另一边可能是全面内战和国家的解体。

于是，一种非常无奈的观念占据了上风，那就是凑合着活。

与其去街头冒险，不如在这个烂透了的系统里，寻找一点点生存的缝隙。这种基于恐惧的默认，恰恰是这个政权能够苟延残喘的重要原因。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政权本身的观念进化。现在的伊朗统治集团，他们也非常清楚，单靠念经是忽悠不住年轻人的。所以他们进化出了一套抵抗经济学的叙事。

他们把伊朗所有的苦难，全部归结为美国的制裁和以色列的阴谋。他们告诉民众，不是我们无能，是敌人太坏。只要我们咬牙挺住，真主会保佑我们最终胜利。

这套逻辑虽然在很多年轻人看来是笑话，但在那些信息闭塞、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依然有着强大的市场。只要这个基本盘不崩，只要革命卫队的枪杆子不倒，这个政权就能在摇摇欲坠中保持一种奇怪的平衡。

我们回顾这几十年的历史，从一九七九年的全民狂欢，到现在的街头流血和沉默对峙。

伊朗这个国家，其实一直是在为观念买单。

巴列维想用西化的观念强行改造伊朗，结果被传统的反弹力量推翻了。霍梅尼用原教旨主义的观念统一了伊朗，结果现在被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冲击得千疮百孔。

现在的伊朗，正处在一个痛苦的僵局里。

一方面，是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都在三十岁以下，这些年轻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观念已经彻底世俗化了。他们不想要什么神权，他们想要像正常国家的人一样生活。

另一方面，是掌握着绝对权力和暴力的统治集团，以及依然依附于这个集团的庞大保守势力。他们的观念依然停留在四十年前，或者说，他们的利益迫使他们必须假装停留在四十年前。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不少人希望伊朗神权消失，但阻碍他们的依然是另一群伊朗人。

那么，未来会怎样呢？

如果伊朗大多数人对于头巾强制法深恶痛绝，伊朗军方的威压也是无效的。

恐惧可能暂时压制行动，但无法逆转观念。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永远对抗大多数人的观念。

我们将会看到，决定历史走向的，依然不是美国的航母，不是以色列的导弹，甚至不是某一个领袖的死亡。

决定历史的，依然是伊朗人民自己。伊朗渴望走出神权的年轻人，他们的敌人不是革命卫队，是另一群保守的伊朗民众。

伊朗年轻人如果无法改变另一群民众，要么继续忍受，要么内战，要么分裂。

归根到底，是大多数人脑子里的观念，最终决定了这一国度的民众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这就叫观念决定历史，而人，永远是自己历史的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