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是市场中的供需信号，它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政府不应对价格横加干涉，价格管制的结果一定与管制者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不是哪个资本家或欲意囤积居奇的奸商从中作梗导致的，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不管是最低限价还是最高限价，结果都是扭曲了资源配置，最低限价导致过剩，最高限价导致短缺，当然管制要起作用，管制价格一定是高于与低于市场价格的。

例如最低工资法，法定工资（管制价格）高于市场工资水平（市场价格）时，其结果就是意在帮助劳动者的法律，却导致了失业，也就是劳动力过剩。

这就是价格管制导致的资源错配，本来在市场价格中，很多没有工作经验的新人会被企业雇佣，而最低工资法搞砸了这一切。他们失去了工作机会，以及在工作中提高技能，继而增加工资待遇的可能。

毕业即失业，这是价格管制的恶果，而处在边际上的企业，因为失去了赚得利润的可能，也不得不选择退出市场。

面对最低工资法，企业除了减少雇佣，只招工作经验丰富者，以及增加劳动时间或强度外，还会花高价购进能够代替人工的机械。这在以前可能是不合算的，但价格管制让这些措施都成了可选项。

这明显有利于大企业，而不利于小企业，大企业会利用管制为自己排除竞争，攫取垄断利润。当然长远来看，管制不利于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是消费者，同时也是供给者。

而最高限价会导致短缺，例如疫情期间，对高价出售口罩者开出天价罚款，其结果不是口罩价格平稳了，而是根本买不到口罩了。

最高限价起作用，其管制价格一定是低于市场价格的。当人们为加油排起长队时，我们应该明白，问题不是汽油少了，而是不让汽油涨价。

供需决定价格，不解决供需问题，而只管制价格，就像一个人血压升高，你不想方设法降压，只是把血压数据改低一些，那结果一定是爆血管。

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供给不足，价格就会上涨，供给增加，价格就会下降。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上涨。

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经济铁律，价格在其中只是传导供需的信号，消费者会依据价格合理消费，企业家会依据价格组织生产，而价格管制扭曲了这一切。

农民为了政府补贴生产大量粮食，政府再动用税金购买出清这些粮食，然后用船拉着倒进大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缪的事吗？但这就是美帝现实发生的，看似荒谬，实为价格管制的必然结果。

所谓不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是既不理解何为价格，也不理解何为成本。

成本都是机会成本，价格都是相对价格。

成本是个人的、主观的，它不能客观量化。价格是供需造成的，它不是在“会计成本”之上加个合适的利润，就形成了价格。如果定价是这种机制，那市场中就不会有亏损一说了。

成本与价格没有关系，但我们说“价格决定成本”，只是说从消费品价格到生产要素价格的传导，不同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是先有了生产要素的成本，然后产生了终端消费品的价格。

这是一种反常识的逆向思维，是市场供需决定了终端消费品价格，它向后传导，再以同样的方法决定生产要素价格。

价格由供需决定，你每一次的购买与否都影响着价格，价格之所以给人一种稳定的假象，是因为市场规模扩大，参与交换的人数越多，价格的边际对偶区间就越小。

市场价格如何，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政府的作用是执行法律，是保障产权与契约，而不是管制价格。

管制价格，就像在这炎热的天气里，你不去开空调，却把温度计摔个稀巴烂以求降温。发心是好的，就是缺点脑子。

在自由市场中，价格无处不在，它不仅是指具体的商品价格，同时也包括劳动的价格，也就是工资。劳动的价格也不仅是指拿到手的工资，它还包括劳动时长，福利待遇等。比亚迪的劳工事件，被指责的主要就是劳动时间和待遇问题，但劳工如果对工资很满意，劳动时间长和生活条件差可能都是自愿接受的，毕竟极度危险的工作也有人干，不就是图个高工资吗？只要劳工与企业都履行契约，不存在任何强迫的话，巴西政府确实不该横加干涉。事发后，劳工一方也出来发言了，且表示不存在虐待，但民意汹涌之下，也被解读为“安排好的”。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失去公信力，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哪怕你说的是真话，也已经没人信了。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若不能取信于民，是否存在强迫，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了。有时我觉得很失落，因为一切社会性问题，到最后都毫无例外地进入不可知状态，一了百了。

因此我只能从理论上辨析此问题，至于事实如何，只能交给历史。供给与需求决定了价格，在雇佣关系中，劳工是供给方，企业是需求方。如果需求不变，供给增加，价格就会降低，反之如果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上涨。也就是说，企业是劳动力的买家，劳工是劳动力的出售者，二者不存在竞争关系，它们之间只有契约。买家不会与卖家竞争，与劳工竞争的是其它劳工，与企业竞争的是其它企业，只有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工资才有可能上涨。如果工会、政府对企业实施干预，强制企业提高工资或劳工待遇，只是扭曲了价格，并没有解决供需问题。企业为了生存，只有减少雇佣，关门或者跑路。所以，一个社会资本越充足，劳动就越值钱，政府强制干预，或者说工会以暴力与违约罢工手段得来的高工资，实际上是排除了其它劳工的就业机会。比亚迪事件属于跨国劳务，有朋友认为，他们强迫劳工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工作，就像使用奴隶一样，这对于当地劳工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我对于是否强迫心存疑问，只能说各国因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工资肯定存在差别。工资高不是因为他们的资本家更有良心，工资低也不是我们这边都是黑心老板，还是要从资本、供需、劳动边际效率来分析问题。作为一个无政资，我们的意见永远是支持自由，如果资本家可自由投资于任何国家，且受到法律保护其产权，如果每个出卖劳动力的人可以用脚投票，自由迁徙，影响工资的可能就只有一些自然因素了。另外，奴役并不造成竞争优势，低人权优势在逻辑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只有明确的产权才能激发劳动的积极性，奴隶的劳动只在于避免皮鞭，如果使用奴隶是一种优势，人类应该还处在奴隶时代。

对劳动的需求没有增加，政府强制干预提高工资，企业会将这一增加的成本附加到产品中去吗？答案是不会！例如，我们通常认为是地价高导致了房价高，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是房价高导致了地价高。对于商品房来说，土地是它的生产要素，只有在对商品房的需求不变时，增加土地供应，房价才会降低，反之则价格升高。但不能因此认为是地价决定房价，成本不会向前附加到产品中，决定产品价格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如果需求没有增加，地价再高房价也上不去，开发商只能自己承受。但是成本会向后，附加到生产要素上去，只要房价升高，作为要素的土地就会涨价。企业和劳工也是一样的道理，强制增加工资，不会导致企业产品的涨价或降价，一切都看消费者对该产品的需求是否增加。这一增加的工资成本，企业会向后转嫁到生产要素上去，也就是厂房租金和劳动工资。有朋友可能会奇怪，不是增加了工资吗？怎么再把成本回到劳动者身上呢？企业常用的方法是减少雇佣，有些小企业主因为吃过几次劳动官司，一气之下进了很多机械臂，以代替劳工，虽然一次性支出很大，但是没麻烦啊。还有就是加班，增加工作时长，或者是降低劳工待遇，总之供需不变，改变价格只是表面工作，并不解决实际问题。当然，工会经常搞突然袭击，在企业接到大订单时，卡住违约时间突然罢工，企业也就只能吞下苦果了。然而这绝非长久之计，因为资本会流动，政府对于契约的保护，工会是否强势，都是资本需要考量的问题。

综上所述，价格是供需信号，它引导生产，配置资源，扭曲价格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工资也是价格的一种，它拥有同样的作用，道德批判并不解决供需问题，只有保障契约与产权，吸引更多的投资，工资才会上涨，劳动者才能获得真实的利益。

一，会计成本

我们平常理解的成本是会计成本，会计成本只有会计作用，感觉上它对于价格有参照意义，其实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只要从事过具体的商业活动，就会明白会计成本和价格没有关系。例如我个人是从事水泥制品行业的，生产一根电线杆用多少水泥和砂石料，多少人工、多少水电，多少地租和税，多少机器损耗，估算出一个数额落实在账簿上，这就是会计成本。但一根电线杆卖多少钱和这个成本有关系吗？其实没有。如果市场价格突然暴涨，哪怕我的会计成本为零，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根据市场行情调高价格。同理，如果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就算是低于会计成本我也可能出手，因为我预计未来价格还会下降。所以成本不是考虑过去的投入，而是从始至终都面向未来，虽然每个老板在市场行情好，要提高价格时，都会说我的成本太高了。

二，沉没成本

所有过去的投入都是沉没成本，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成本，它们不是真正的成本。一段感情破碎了，面对分手的抉择，双方都会考虑过去的感情投入，觉得一旦分手就白付出了。其实，人不应纠结于过去，过去的山盟海誓、真金白银，都如同石沉大海，抉择是当下的抉择，和过去没有关系。就像你走进电影院，看了一会发现电影无聊的要死，你以为强忍着看完是因为票已经买了，不如看完它。其实是在留下来和走出去之间做出的选择，留下来虽然不精彩，但走出去更没意思，为了当下的选择所放弃的重要性仅次于这个选项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成本。

三，机会成本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那个在重要性排序上仅次于你的选项的机会，就是你要付出的成本。由此可知，所有成本都是机会成本，只是为了简便我们直接称为成本，就像所有价格都是相对价格一样，我们通常只说价格，而不用再加上相对二字。但是谬误往往产生于对这些常识的忽视，有些我们感觉很直白的经济理论，却很难被大众理解，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说，哪怕它是一层窗户纸，没人捅它也不会破。我们分析到机会成本就不难发现，成本一定是主观的，因为所谓机会也是主观的，放弃或选择，都是个人主观的。你觉得老板雇佣他好吃懒做的小舅子是赔钱买卖，其实从老板自身的主观成本来看，他的选择一定是有利可图的，虽然这个利益不一定是物质的，而可能是精神的。那么价格是由这种主观的机会成本决定的吗？这里还要考虑，每个人主观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它要在市场中相互博弈，然后形成价格。参与竞争的人越多，价格波动的区间越小，所以感觉上以为价格是客观的、固定的，其实价格是波动的，每个人的选择或放弃都会影响市场价格，虽然落实在每一个人身上，作用可能微乎其微，但它绝不会为零。所以从人的主观价值出发，我们说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与机会成本并不矛盾，只是在它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因素。

犹记大疫期间，某卫生所人员坐地起价，把口罩价格翻了好几倍，结果遭到群众举报，当地执法人员对其开了巨额的罚款。新闻到此戛然而止，但现实还在继续，我们可以推论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口罩会便宜卖吗？不可能，如此紧俏的物资进价就不低。那会继续高价偷着卖吗？更不可能，刚被罚了款，怎么还敢高价卖？！那么商家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不再售卖，留着自己用，或者送给亲戚朋友。如此，市场上“恶意”涨价、发灾难财的情况是消失了，但商品也消失了，买不到了。

正所谓有需求必然有供给，不解决供需问题，而单纯的控制价格，一定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价格就是供需信号，就像人的血压度数一样，你不解决病理问题，只是把度数搞低一些，那就只有等着爆血管了。价格的作用之一，就在于传递供需信号，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上升，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下降。前一种情况，控制价格不让它涨，那么就会出现短缺。（注意是短缺不是稀缺，短缺是人为的，稀缺性是物品的固有属性。）后一种情况，控制价格不让它降，那就会出现过剩。

唯有让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在市场中自由升降，才能向所有消费者与生产者提供正确的供需信号。所以在理论上，所有发“灾难财”和坐地起价的行为，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某种商品需求旺盛时，暴涨的价格会向消费者传递节约使用的信号，同时也向生产者提供有利可图、抓紧组织生产的信号，如此两相合力，才能尽快地达到某种供需平衡。特别是在灾难发生时，灾区急需的物资必然暴涨，只有让人感觉到有利可图，急需的物资才会源源不断的被生产出来，并涌入灾区。当然，我们可以完全依靠政府管控与调度，靠社会的慈善组织，但市场的作用是更根本的，我们完全没必要出于某种道德偏好，而放弃一个重要的选项。

任何一种紧俏的商品，生产它们的要素同样可以生产其它商品。（完全的专用要素只是一种理论性的思维工具）现实之中，必然要有价格来传递供需信号，然后“指导”生产。唯有让生产者感觉到有利可图，各生产要素才会从其它行业被抽调出来，加大马力去生产更急需的商品。而对坐地起价、囤积居奇的严厉处罚，会人为地终止这一过程，价格管制只能延长灾难的时间，包括那个举报“恶意涨价”的人恐怕也没有想到，涨价的行为是没了，但急需的东西也买不到了。

出于某种价值偏好，人们经常会痛恨市场，痛恨的心理原因，大概是想逃避自由与自负其责。面对灾难，我们当然也可以完全依靠一种全面的计划，但对于大家都急需的物资，应该按照什么资格来分配呢？在自由市场中，某种急需的商品价格会暴涨，同时所有的人都要考虑，自己真实的需求的迫切程度，因为它直接与自己的钱包挂钩。需求更迫切的人会先购买，其它不那么迫切的人会延迟购买，价格在其中仿佛起着“分配”的作用。当然，如果更迫切的人，口袋比脸还干净怎么办？这时候就要看社会慈善组织了，以市场为主，以社会慈善为辅，如此才能尽快结束灾情。如果依靠政府的全面调控，单纯的从效率来说，就不可能达到市场的“分配”水平。因为全面的管控与调度，似乎只能按人头分配物资，个人的迫切程度并没有任何作用，而且迫切需要的东西，未必就在物资分配的列表之中。房倒屋塌时，人人都感觉需要帐篷，需要食物和清洁的饮用水，这些东西确实需要，但到哪里拉粑粑？用什么擦屁股？这些估计就被忽略了。大灾之后，往往伴随着大疫，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任由市场中的价格自由升降，任何细微的需求都会表现在价格上，只要有利可图，卫生巾都给你用直升机运过来。一国之内如此，国际之间亦如此，分工合作的系统是全球化的，天灾确实无情，只要不继之于人祸，市场会迅速且全面地搞定一切。

平台开打价格战，消费者激情“薅羊毛”，商家、骑手忙得不亦乐乎，市场一片祥和。

偏有大聪明出来杞人忧天，说什么不要内卷，说什么价格战长不了，只有创新才能持久。

请问，为什么要创新？没有压力，躺着就把钱赚了，干嘛要创新？

压力来自哪里？当然来自你那降价的同行。价格战是市场竞争再正常不过的手段，同质的商品，谁的价格最低，消费者就选择谁。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为王，消费者也最“无情”，请拿你的质量和价格说话，对长远后果的忧虑，以及对小商家的同情没有任何作用，遇见免费就下单，这就是市场的正义。

价格战熬死小商家就可以一家独大，然后再肆意涨价吗？企业追求垄断利润没错，只要市场准入自由，潜在的竞争永远存在，规模化只能带来更有效率的生产，更廉价的商品。

只有更加激烈的价格战，才能导致更有效率的创新，多少市场的庞然巨物，都死在突然崛起的创新企业之手。有时候一个好点子，只要有人投资，干翻一个老旧的商业帝国也就是转瞬间的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没错。但自由市场的逻辑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狗却为此来买单。

市场越发达，“免费”的东西越多，消费者放心享受就行，有人会买单的。

对内卷的担心完全多余，因为卷就是市场竞争本身，你不卷，我不卷，自然造就一个物质丰裕的田园牧歌，那不是人间，那是天堂。

计划经济中就不卷了吗？当人们不再围绕着价格竞争时，人们会围绕着其它的东西竞争，例如权力。

内卷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卷”，而在于“内”，卷是正常的竞争，内则固定了竞争的范围。

所以竞争不是问题，封闭、贸易壁垒才是问题。只要保障一个开放的市场，谁卷得厉害，谁就最有可能胜出。

价格高涨时呼吁政府管一管，打价格战，消费者可以零元购了也呼吁政府管一管，这TM是有病。

眼光要放开，要相信市场机制，抛弃管制思维，自由是自负其责，无需担心别人拿钱打水漂，没有人是傻子。

开放才是硬道理，中国优秀的互联网企业，不但要卷，还要卷向全世界。

只有企业互相竞争，劳动者才有更多的机会，消费者才有更多的“福利”，这种源自市场竞争的福利不同于源自税收的再分配，它是有益无害的。

一会忧虑恶意降价，一会又咒骂恶意涨价，这不是消费者该干的事，降价就多买，涨价就少买，只要政府不进行干预，价格只是供需信号而已，无所谓好意恶意。

作为消费者，你反什么都不应该反价格战，安静吃瓜，零元购奶茶，它不香吗？

一，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

芝派有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叫交易成本，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机会成本不同，交易成本指向的是既有秩序的运行成本。

我们知道，所有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你选择了A，不得不放弃重要性仅次于A的选项B，如此B就是A的机会成本。

而交易成本与选择无关，却与“运行”紧密相连，在交易过程中，它通常表现为那些非货币的其它代价。

如此，我们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某国经济繁荣，（例如南韩）交易量巨大，相较于经济落后，交易量很小的国家，（例如北韩）其交易成本反而是高的吗？

经济越繁荣，交易成本越高，我想这绝对不是芝派愿意接受的推论，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成本都是主观的，它不能量化，更不能加总。

其次，在既有秩序中，其交易成本如何，在机会成本中是感觉不到的，只有其它秩序作为对照时，才能衡量出交易成本的高低。

在既有秩序的运行中分析交易成本是无益的，容易把成本客观化，继而走向客观价值论。

只有秩序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改革，才有交易成本可言，因为人们不得不牺牲眼前的利益，以求得未来在新制度中更大的利益，这其中的收益差即交易成本。

如此，交易成本才是关乎选择的成本，当然也存在选错的可能，选错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普及正确的经济学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二，公有与共有

首先我们要明白，共有的不代表产权不明，就像城市楼房所占有的土地，它是住户共有的，虽然很难分割，但产权是明确的。

作为对共有产权的处理，自然需要经过所有产权人同意，当其中一人不同意，可能造成其他共有产权人利益受损，我们能将此视为公域问题，交给政府强制执行吗？

当然是不能的。因为动用公权力侵犯产权的后果，要比其他共有产权人的利益受损严重的多。

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你不会成为那作为少数的一个，而任由这种因一人而造成其他共有产权人利益受损的事实存在，会激励共有产权人之间签订更加详细周到的契约。

公有的才是产权不明的，因为它并不属于哪个具体的人，而属于一个虚构的集体概念。

公有的才是真正的公域问题，才需要公权力协调分配，当然要解决产权不明造成的寻租、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私有化。

对公有与共有的混淆，或者说把它们都视为不同程度的产权不明，造成了谢派在相关问题上的认知混乱。

例如谢老师在谈及教育问题时说，在现有的学校公有制中，应试教育、大家卷分数是相对公平的，这话是非常中肯的，而且他提出的解决之道也是教育市场化。

但是，在论述小区拆迁，多数人同意而一人不同意时，他说100人的小区，99人同意拆迁，1人不同意，这时候不强拆就不是保护产权，而是破坏产权。

这时政府作为公权力，他面对的是共有而不是公有，他只能是裁判员，而不能是运动员。

他的任务是保障个人产权不被侵犯，而不是拥有了一份更高级别的产权，直接下场参与竞争。

市场化，保障私人产权是谢派也认同的，但对共有产权的不明，导致将其划入公域问题，反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