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中常见的两个现象——房租上限和超低利率刺激——都曾以“雪中送炭”的初衷出台，但结果往往差强人意。例如，在实行房租管制的城市，廉价房源非但没有长期增加，反而出现住房短缺、维护不善，租客找房愈发困难；而在超低利率环境下，大量廉价资金涌向长期项目和资产市场，一度繁荣之后却酿成泡沫破裂和资源浪费。这两类看似不同的政策问题，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价格信号被扭曲。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价格失真正是资源配置错配的根源。本篇文章将以通俗语言和严谨逻辑，解释奥地利学派如何从其核心命题“经济计算依赖真实的市场价格”出发，层层推导出价格管制与利率管制何以系统性地扭曲资源配置。

概念基础：经济计算与价格信号功能

经济计算是指人们进行生产决策时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它离不开市场价格这个“算术单位”。正如经济学家米塞斯所强调的，在一个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中，理性的经济计算无从谈起 。市场价格提供了不同商品和资源的共同尺度，使企业家能够判断某项生产计划是否提高了整体福利；没有货币价格的比较，工程图纸上的美好方案也只是纸上谈兵 。 自由形成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不可或缺，原因在于它汇集了无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客观上反映出各种资源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相对紧缺程度 。价格高低引导着资源流向更有价值的用途，仿佛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套坐标系，帮助市场参与者在纷繁信息中找准方向。

价格不仅是度量衡，还是知识的载体和协调机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著名论文《社会中的知识之利用》中，将市场价格的作用称为一种“奇迹”。因为当某种原料突然变得稀缺时，即便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原因，通过价格上涨发出的信号，却能使成千上万毫不相干的人自动减少对此原料的消耗，“在无人下令的情况下……大家自发地朝着正确方向行动” 。可见，自由价格所承载的是分散于社会每个角落的零碎信息 。每个人对自己环境和资源机会有独特了解，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形成的价格体系，才能将这些分散知识汇集起来供全社会参考 。换言之，没有市场，就没有完整可靠的经济数据供决策者使用 。因此，价格信号在经济中的意义绝非仅是数字，而是指导资源配置的“语言”和“信号灯”。

理解了以上，便不难界定价格管制和利率管制。前者指政府对商品或服务设定价格上限或下限，人为固定价格，不允许其按照供需自由波动；后者则是政府或央行对利率水平的直接干预，包括上限限制或长期将利率压低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下。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利率其实是“资金和时间的价格”，体现的是人们的时间偏好和资本稀缺程度。如果用行政手段将利率长期人为压低（如超低利率政策），本质上和扭曲商品价格的管制无异：都属于让价格偏离真实的市场出清水平。正因为如此，奥派学者预言，凡是让价格失去自由浮动功能的管制措施，最终都将干扰经济计算，带来系统性的资源错配。

推理链条：从真实价格到资源错配

第一步：经济计算依赖真实市场价格。在自由市场中，价格由无数买卖双方竞价形成，蕴含了供应成本和需求偏好的综合信息。企业家据此做出投资和生产决策，才能比较各方案的投入产出。米塞斯指出，正是货币价格使企业能计算利润损失，从而判断资源的最有价值用途；若没有真实价格信号，这种理性计算就会陷入“瞎子摸象” 。因此，当政府管制价格导致市场价格失真时，等于拿走了企业家做经济计算的标尺。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进一步论述道：凡是政府干预使市场价格偏离其自由生成的水平，最终结果总是资源误投和资本错配 。价格信号一旦被扭曲，企业根据失真的信号进行决策，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方向也必然是偏离消费者真实需要的 。简单来说，错误的价格信号必然导致错误的资源配置。

第二步：价格管制削弱价格的知识沟通与协调功能。正如哈耶克强调的，市场价格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及时反映供需变化，引导众人各自调整行为 。而政府管制往往将价格钉死在非均衡水平，使其丧失作为稀缺信号的作用。例如，若政府规定某商品价格不得高于某个上限，那么当市场供不应求时价格也无法上涨。消费者不会看到价格上涨，自然不觉得需要减少需求；生产者由于价格被压低，缺乏动力投入生产，甚至可能退出市场。久而久之，商品供给减少而需求旺盛，市面上就会出现短缺。

图1： 当政府将价格设置上限 (Pc) 低于市场均衡价 (Pe) 时，供给减少而需求增加，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短缺（图中红色阴影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无法上涨来调节供需，因此只能通过其他机制分配有限的商品。例如，人们可能不得不排长队按先来后到购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施汽油价格上限时，油站前的大排长龙正是典型写照 。又或者，卖家会优先把紧俏商品留给老主顾、关系户，甚至暗中要求额外的钱款，即发展出黑市交易 。这些替代性分配方式既低效又不公，因为它们偏离了以价格竞争确定资源归属的原则。此外，当廉价商品供不应求时，政府往往还不得不实施配给制、发放票证来按人头分配 。换言之，一旦价格机制被废止，资源配置就只能依赖行政命令和运气关系，经济运行将大打折扣。

第三步：企业依据错误价格作决策，导致系统性错配。在价格管制下，企业和投资者获取的是失真的市场信号，于是难免“按图索骥”走偏方向，最终造成大范围资源错配。以商品市场为例，价格上限使某些商品被人为压低价格，消费者需求被放大而供给被压缩，于是市场中该商品短缺、质量下降 。生产者因为收益受限，可能转而生产其它不那么稀缺但价格未受管制的商品，结果真正稀缺的地方没人供给，过剩的领域反而挤满厂商，经济结构变得畸轻畸重。对于利率这样的关键价格，扭曲所造成的错配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利率反映了人们的时间偏好和储蓄供给情况，在自由市场上，它引导资金在短期消费与长期投资之间实现平衡。如果政府或央行将利率长期压低在正常水平之下，相当于给出了一个“资金充裕、长线投资有利可图”的错误信号。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表明：过低的利率会诱使企业过度投资于长期项目，比如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和远期报酬高的产业 。在这种人为刺激下，经济会出现一段繁荣，许多本不该上马的长周期项目蜂拥而起，即奥地利学派所说的“过度投资”或“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 。然而由于实际储蓄和资源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些项目在后期会因资金链断裂或需求不足而无法持续，泡沫破灭后大量投资变成浪费。这正是奥地利学派对低利率刺激导致景气过后必有萧条的经典论断：繁荣时期积累的错误投资需要通过经济衰退来出清 。米塞斯也指出，中央银行对利率和货币的操纵是对经济计算过程最严重的干扰之一 。由此可见，不论是商品价格上限还是信贷利率管制，只要让价格脱离真实供需，企业和投资人的决策就会集体失准，资源错配就在所难免。

第四步：价格机制失效引发连锁干预与更大扭曲。价格管制往往并非终点，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后续干预，形成“干预连锁反应”。这是因为初始管制造成的扭曲和短缺，往往促使政府再推出附加措施来弥补。米塞斯曾以二战时期的美国经济为例分析过这种现象：当局冻结商品价格后，发现物价不涨导致需求有增无减，只好实施配给和优先级管制以分配物资 。官僚们误以为是先前管制力度不够，于是将其当作理由，主张进行更多、更严格的干预 。实际上，正如奥地利学派评论的，管制之所以导致种种“意外后果”，恰恰因为它扭曲了市场信号，才需要用行政手段来替代市场原本自动完成的协调功能 。更糟的是，新干预往往引出新的扭曲。例如，为控制房租而限价引发住房短缺后，政府可能进一步规定租房配给或补贴房东损失；为压低利率而大印钞票引发通胀后，又不得不实施工资和物价全面管制 。干预一个价格需要干预更多价格，最终可能走向全面管制经济的歧途 。奥地利学派早在上世纪就警告称，这种“干预螺旋”最终威胁到市场体系的正常运作和整个经济的活力。

现实启示：坐标而非工具，好心开头却难有善终

通过以上层层推导，奥地利学派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价格不是可以随意摆布的政治工具，而是经济活动的坐标系。自由浮动的价格所传递的供需信息，犹如指南针指引着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当这只指南针被政策之手强行拨乱时，经济航船就会偏离航道，甚至搁浅失事。那些看似在替弱势群体着想的价格干预政策，往往始于善意，终于失控。房租管制的初衷也许是帮租客减轻负担，但当价格信号失灵后，新公寓建设放缓、旧房舍失修，长远看反而令租房者雪上加霜 。超低利率政策的初衷可能是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被压低的利率引诱企业举债上马过多项目，表面繁荣过后却是产能过剩、债务危机，最终令整体经济承受更大震荡 。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并非反对一切政府行动，而是提醒决策者尊重市场价格所蕴含的知识和信号，不要轻易以行政命令替代千百万交易所形成的价值坐标系。价格机制犹如经济体的神经系统，随意扭曲价格就如同麻痹神经，让决策变得盲目而低效 。良好的政策应顺应价格信号来行事，而非扭曲或压制信号。当我们反思那些“好心办坏事”的干预案例，不难发现其共同点正是无视价格失真的后果。综上所述，保持价格的真实性和灵活性，对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奥地利学派透过严谨的逻辑演绎和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只有让价格这个经济坐标自由发挥作用，我们才能避免系统性的错配陷阱，真正实现以有限资源满足无限需求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