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必然走向崩溃？这是决定人类未来的经济计算大辩论的主题。

米塞斯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财产。而价格是私有财产交换形成的交换比率。没有私有财产，一切财产公有化，都掌握在中央计划当局手里，那就没有交换；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市场价格。因此，****经济计算，即通过共同的交换媒介（它允许进行基数的会计运算）来表示的预期收入和预期成本的比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土地和生产要素的私有财产，所以也就意味着没有经济计算。由此，必然发生剧烈的混乱，最终导致崩溃。

事情很清晰：资源是稀缺的，各种资源都有竞争性的用途，到底应该把它们配置在哪个领域，必须依靠货币价格的计算，由此核算成本和收益，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以及交换形成的价格，整个经济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今天要生产大炮，就把资源全都调用过来生产大炮，明天要生产黄油，又把资源调用过来生产黄油，全凭计划当局的武断决策，经济必然走向崩溃。

比方说，在有货币价格计算的情况下，A生产线预期可以实现收入100万，预计投入成本80万元；B生产线预期成本也是80万元，但预期收入是120万元。这时候企业家行动就会将生产要素从A生产线转移到B生产线中，因为投入A生产线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B生产线之所以能够更多地赢得利润，是因为消费者需求迫切。由此，发挥了稀缺资源的效用，满足了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打造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经济。

但是一旦消灭了私有财产，没有了货币价格，连个计算成本收益的“共同公约数”都没有，怎么可能进行这种经济计算呢？

即便中央计划当局知道，消费者现在最需要的是罐头。然而消费者没有出价，就不知道需求的紧迫程度，你又如何决定生产多少罐头呢？如何决定将多少要素转移到罐头生产线，而不影响其他满足呢？根本不可能。

即便中央计划当局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其实从来就不是问题——知道生产某种财货的技术方法，然而没有价格，你又如何知道应当不应当生产它呢？海水淡化技术是现成的，为什么不搞呢？就是因为有价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核算，告诉人们：一旦这样做了，将影响其他方面的满足。一旦没有了价格，让计划当局根据技术方案决策，结果就是饿死人。

所以计划经济是一个悖论：计划者根本不可能计划。计划经济是“非理性”经济，它是不可能的，是必然会崩溃的。

历史上存在的计划经济国家，例如苏联，之所以还能维持若干年，不是因为彻底实行了计划经济，反倒是因为计划经济实行得不彻底，它一直有有限的市场成分，并且一直可以参考国际市场的价格进行经济核算。

罗斯巴德继承米塞斯的理路，运用经济计算理论，证明了反垄断理论中的错误，即一家企业能不能垄断所有生产要素，形成一个超级巨无霸呢？他称之为“企业规模的终极限制”。

他说：

社会主义中计算之不可能的终极原因是，一个机构拥有或管理着经济中所有资源的使用，它没有市场，因此也没有生产资料、特别是资本财货的价格。必须明确，不论这个机构是国家，还是一个人抑或私人卡特尔，只要它拥有全部生产要素，就消灭了价格，都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因此经济的非理性和混乱就会蔓延开来。

因此，似乎矛盾而正确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够进行计算的原因并不特别地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因为一旦控制了所有生产手段，没有了交换形成的价格，哪怕它是一个个人或者企业联盟，都必然走向崩溃。

所以，反垄断理论家担心企业无限扩张、用来恐吓公众、证明自己合理性的说辞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经济计算为企业规模设定了终极限制”。

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述，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巅峰之作，在逻辑上是无可辩驳的，并且得到了历史经验的证实。当萨缪尔森还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鼓吹苏联必然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时，半个世纪前的米塞斯，就在自己的书桌前，仅凭一支笔和一张纸，便推导出了计划经济必然崩溃的结论，而他从来没有踏足过苏联。

事实上，米塞斯自己发起，并亲手终结了经济计算的大辩论。此后任何对他的理论进行批判的学说，都无法、也不可能撼动他的理论，多是意识形态和立场为先的胡言乱语。

二

但是，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却“另辟蹊径”地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即“分散知识论”。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源于它无法传播分散的知识。关于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情况的信息永远无法集中化。它必然以分散的形式存在，但却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价格进行传播。因此，只有资本主义才能解决知识问题。

在他的著名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他说：

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独立的个人所掌握。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

简言之，**经济问题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中央计划机构不可能掌握千千万万人所掌握的分散知识、默会知识、动态信息，**由于这些知识的性质是无法进行统计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

而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价格的知识传递机制。**价格体系的真正功能，必须被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价格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问题立即就来了：如果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中央计划机构能够掌握千千万万人头脑中的知识，难道计划经济就可行了吗？例如马云刘强东都说，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以让计划经济变得可能，刘甚至说，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

我们必须给出一个完全否定的回答。

即便是给每个人装一个脑机接口，直连中央计划机构，计算机网络强大到可以处理天文数字般的个人需求偏好，中央计划机构仍然无法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价格，如何进行经济计算，如何决定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所有人的需求当中，而不至于发生浪费和混乱呢？

事实上，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指出，越是在发达的市场中，个人需求状况越是千差万别并且多种多样，如何将各类要素分配到这种千差万别的需求中，反而越是依赖于价格表达出的真实偏好，否则混乱将立即发生。因此，计算机技术越是发达——它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社会主义反倒越不可能。

重要的是，与私有财产和财货价格的主要作用相比，价格的任何信息功能充其量只是次要的，根本上说是无关紧要的、错误的。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那样，私有财产以及由这种财产的交换而产生的货币价格的基本经济作用是能够进行经济计算。专注于价格的信息传递作用而非计算作用，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也是用价格的次要的、衍生性功能，替代了其主要的、核心性的功能。

况且，如果没有私有财产，连交换都没有了，哪里来的价格呢？没有了价格，又如何传递价格的“知识”呢？

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知识和信息是集中的，但是为什么不会出现经济混乱问题呢？其原因显然不是哈耶克的无法集中分散知识问题，而是因为它们是私有财产。

所以，私有财产及其价格，才是根本性的问题，把所谓的分散知识问题视为经济的根本问题，就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

三

但哈耶克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在价格的“知识传递”功能上一路狂奔，他认为，价格的这种传递知识的功能，是非常经济而高效的。

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而且只传递给相关的人。把价格体系描绘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通讯系统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这种通讯系统能使单个生产者像工程师观察一些仪表的指针那样，仅观察一些指标的变动便可调整其活动从而适应变化，在经济生活中，只有反映在价格上的变化才能为他们所了解。

也就是说，价格以 “浓缩”的形式 “包含”了所有复杂的经济信息，价格似乎是一个浓缩的“密码系统”。然而，无论价格中蕴含着什么知识，显然都不存在什么编码；而没有编码方案，又如何解码？

我花3000元买了一部手机，是因为我认为3000元的价值小于这部手机，而卖方的估值与我相反，于是交换发生，形成了价格。我们的交换行为仅仅表明了这一点，而不是为了向谁传达什么秘密信息。而且，我以这个价格购买这部手机，并没有揭示出什么客观条件的“浓缩信息”，你能从这个价格中知道我的需求强度，以及手机的相对稀缺性，以及制造手机的任何技术工艺吗？

而这种浓缩的编码信息的说法，恰恰是哈耶克自己批判的“唯科学主义”、“建构理性主义”的拙劣尝试。通过借用物理学的术语，给经济理论披上一层看似科学的外衣。然而，经济学并不需要自然科学的这种“精确性”，却丝毫无损于它的科学性。因为人的行动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

哈耶克为了证明价格的知识传递功能，举了一个关于锡的例子：

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绝大多数用户来说，没有必要知道更迫切的需要是在哪儿出现的，或者他们善用供给是为了其他什么需求。如果只有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直接了解新的需求，并且将资源调配给这种需求，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受到影响的不仅是锡的使用，而且还有锡的替代品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用锡制作的商品的供应以及它们的替代品等。而那些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有限的视野充分重叠在一起足以覆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

可是，在这个例子中，价格到底应该传达什么信息呢？

价格上涨的最初原因（即需求或供给的变化）本身可以通过价格来传递吗？不能。价格是行动的结果。因此，改变价格的行动必须已经了解了相关知识。

是企业家首先看到条件发生了变化，然后竞相提价或降价，改变了锡的价格。他们不是从由此产生的价格中了解到变化的情况，相反，他们根据自己对锡的评估以及对基本条件的了解或判断，导致价格发生变化。市场上产生的价格是过去的价格，它们总是行动的结果，而非原因。

因此，不是锡先变得稀缺，然后这个事实被某人知晓并导致调整适应。恰恰相反，需求增加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有人知道锡有更具价值产出的用途，由此导致了它的稀缺，并抬高了价格。

哈耶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似乎企业家都是根据既定的价格来采取行动的木偶，他认识不到，正是所有人根据自己的偏好、知识、评价和判断，采取有目的行动，形成了价格。

简言之，企业家并不是根据现有的价格做出被动反应，而是积极主动地行动，改变了价格。

四

哈耶克在这里，又开始重复他“自发秩序”、“非意图结果律”的陈词滥调，“它既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一个企业家发现锡有更加有利可图的用途，以及使用它的相关技术方案，于是出价购买，组织生产，这当然是有意图的，是他主动“设计”的。我去花3000块买手机，我当然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干，这当然是我有意“设计”的。每个人的行动，也当然都知道他为何如此这般行动，有明确的目的和手段，怎么能说他们都是不知道自己如何行事呢？难道人是无根浮萍，随波逐流，自发地演化到哪里就是哪里？然后就莫名其妙地繁荣了，并且形成“扩展秩序”了？

人类正是因为通过理性认识到，相互尊重私有财产、实行自由交换有利于交换双方的福利增进，由此才主动地控制自己的动物性、与他人和平地交换合作，由此创造了物质繁荣的经济。怎么能说人们是自发地、无意图地、未来不可知的呢？

如果人的行动都是无意图的，未来也是完全不可预测的，那就成了哪里黑哪里歇，根本没有任何客观规律可言，那哈耶克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拙劣的历史记录员，记录自发秩序演化出来的一切呢？这个时候，还要经济学揭示各种因果关系干什么呢？

哈耶克就是一以贯之地“致力于诋毁人类理性”，陷入了彻底的主观主义、神秘主义的烂泥潭之中，他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客观世界，彻底否定了因果关系，从而事实上否定了经济学本身。

哈耶克说，“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 。但是，使用者其实并不需要知道这个。如果锡变得更加稀缺，那么可供使用的就会减少。无论潜在的使用者是否知道稀缺性在提高，他们的计划迟早都必须适应锡的这种不可获得性，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使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最多可以说，价格的存在使潜在用户能够比没有价格的情况下更早地认识到财货的相对稀缺性（也就是说，是更早而不是更晚）。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是一条真实的经济规律，因为所有的价格都是投机性的，都是基于企业家对未来不确定性条件的判断和预期。

比方说，一个企业家可能会基于对相关未来情况的错误判断，而抬高一种财货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传达了什么呢——错误信息吗？

即使价格确实能够帮助使用者更早地意识到财货的相对稀缺性，但价格的这一功能，并不能解决在没有私有财产的情况下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经济计算问题。行动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信息分散这一事实，而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和价值的主观性，如何合理地分配资源，而价值的主观性使得在没有一套基数价格的情况下，无法对备选项目或计划进行比较。

无论如何，即使承认观察者可以从价格中了解一种财货的相对稀缺性，强调价格的这一方面也会偏离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关键作用。

五

价格永远揭示的是历史的信息，而人的行动面向未来。行动人在将资源投入生产和销售时，感兴趣的是未来的价格。历史的价格，作用不是传递信息，而是作为未来估价的起点，进而选择最有利可图，即最具生产价值的要素使用方式。正如约瑟夫·萨勒诺所说：

价格体系不是——行动学上也不可能是——一种节约和传播与生产计划相关的知识的机制。历史上实现的价格是评估的附属品。

综上，我们必须承认霍普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财产问题还是知识问题》中得出的结论：

“如果价格信息是公共信息，因而可以被集中，那么根据哈耶克的论点——即计划经济的问题源于试图集中真正无法集中的私人知识的低效率——就会得出结论：价格的缺失（进而私有产权的缺失）与社会主义的困境毫无关系。不然，如果我们坚持米塞斯的论点，即计划经济的困境与私有产权和价格的缺失有关，那么哈耶克对社会主义辩论的贡献就必须被摒弃，因为它是错误的、混乱的和离题的 ”。

即便哈耶克的只是科学可能存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相干的，因为它在行动学逻辑上是无意义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推进相对主义，故而的智识上是有害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