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

此文核心内容全部来源于以色列历史学家，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学者的公开出版的书籍，是以色列人对当年一次种族清洗的回忆和认知。

这个故事，发生在1948年的夏天，地点是地中海东岸，一片古老而充满纠葛的土地。

故事的名字，叫吕大和拉姆勒。

你可能没听过这两个地名。在今天的以色列地图上，它们叫“罗德”和“拉姆拉”。你坐飞机去特拉维夫，降落的本-古里安机场，就在吕大的旁边。每天，数以万计的游客从这里进入耶路撒冷，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至今仍让无数人心碎的事情。

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本尼·莫里斯，在他的开山之作《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诞生》里，用解密的以色列国防军档案，一页一页地还原了出来。

以色列学者伊兰·帕佩，在他的《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里，将其直接定义为一场“种族清洗”的核心案例。

阿里·沙维特是以色列犹太知识分子，他在他那本风靡全球的《我的应许之地》里，将这个故事作为全书最震撼、最令人痛苦的章节，进行了深刻的内部反思。

我们要讲的，就是1948年7月，以色列国防军在“但尼行动”中，攻占吕大和拉姆勒两座阿拉伯城市，并驱逐了全部五万到七万名居民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胜利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悲剧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以色列诞生的故事，也是另一个民族浩劫的故事。

这是一个我们理解中东冲突，绕不开的、刻在骨子里的故事。

一、风暴前的宁静

1948年春天。当时的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即将结束，联合国已经通过了181号分治决议，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个决议，战争一触即发。

吕大和拉姆勒，这两座姐妹城市，位于从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战略要道上，扼守着本-古里安机场的前身——吕大机场。在历史上，吕大至少从罗马时期就是重要的城市，公元六世纪，这里还建有一座宏伟的教堂。拉姆勒则是由阿拉伯人在公元八世纪建立的，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首府之一。

到了1948年，这两座城市已经是彻底的阿拉伯城市。根据巴勒斯坦学者瓦利德·哈利迪主编的《残存之物》记载，战前，吕大约有居民18,000-20,000人，拉姆勒约有15,000-17,000人。他们是商人、农民、手工艺人、宗教人士，有自己的清真寺、教堂、市场、学校和法院。

从4月份开始，战火就蔓延到了附近。

犹太武装力量（哈加纳）发动了“纳赫雄行动”，攻占了附近的卡斯特尔村，解除了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公路的封锁。

作为报复，阿拉伯武装也袭击了犹太车队。整个地区陷入动荡。

但吕大和拉姆勒，在1948年春夏之交，却经历了一段“临时的和平”。5月15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随即入侵。

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是其中训练最有素、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进入了约旦河西岸，也派了一支驻军到吕大和拉姆勒，维持着一种脆弱的秩序。

当时负责指挥以色列中部战线的将领，是一个叫伊加尔·阿隆的年轻军官，他日后成为以色列的重要政治人物。他手下有一个营长，叫伊扎克·拉宾，没错，就是后来那位以色列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扎克·拉宾。

在1948年，他是一个29岁的年轻军官，精明、冷酷、执行力极强。

拉宾在他的《拉宾回忆录》里，生动地描述了那个夏天的局势。

他说，从特拉维夫向东看，吕大和拉姆勒就像两颗钉子，钉在以色列最狭窄的腰部。这两个城市的存在，对以色列的交通线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但当时，以色列与约旦之间有默契，双方在吕大/拉姆勒地区暂时停火，维持着一种“谁也不打谁”的奇怪和平。

拉宾自己就住在拉姆勒附近的一个警察局里，他回忆道，他经常和当地阿拉伯人的领导人、甚至是约旦军团的军官一起喝茶。大家心照不宣，战争似乎暂停了。阿拉伯居民在街上行走，犹太人的卡车也在公路上奔驰。这种表面的平静，让许多阿拉伯居民产生了一种错觉：也许战争会过去，他们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

但是，风暴正在酝酿。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坚定、最现实主义的领导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两个城市。

他知道，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了，阿拉伯军队的进攻被遏制，但以色列必须转入进攻，打破僵局，夺取更多领土，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内盖夫沙漠和耶路撒冷走廊。而吕大和拉姆勒，就是通往耶路撒冷的门户。

于是，“但尼行动”被提上了日程。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标就是攻占吕大和拉姆勒，并打通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本-古里安给行动下的命令非常明确：要么让阿拉伯军团投降，要么就摧毁它们，但最关键的是，要确保这两座城市不再成为犹太国家的威胁。

这，就是风暴来临前的最后宁静。

二、从进攻到驱逐

1948年7月9日，经过十天的休战，战火重燃。“但尼行动”正式开始。

以色列军队集结了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包括刚刚组建的装甲部队和空军，对吕大和拉姆勒发动了突袭。战斗非常激烈。根据本尼·莫里斯的研究，阿拉伯军团的驻军虽然训练有素，但人数不多，且分散在两城。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面对以色列军队压倒性的火力和战术优势，他们的防线很快被突破。

7月11日，拉姆勒首先陷落。城内的阿拉伯军团部队在留下少量掩护后，大部分撤离到了东边的山区。城内的阿拉伯居民陷入恐慌。一些居民试图跟随军团撤退，但被以军火力阻止。

第二天，7月12日，吕大也陷落了。但吕大的抵抗更为激烈，也更惨烈。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关键事件——吕大清真寺屠杀。根据亲历者斯皮罗·穆纳耶尔在《吕大的陷落》中的描述，当时吕大的局势非常混乱。

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已经撤离，城内的民兵和居民失去了组织。以军坦克开进了市中心，枪声四起。

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当时有几百名阿拉伯民兵和居民，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退守到了吕大市中心的一座清真寺——达赫马什清真寺。

他们以为，在宗教场所或许能获得一线生机。但以军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根据本尼·莫里斯的档案研究，以及亲历者的证词，以军士兵向清真寺内投掷了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

具体的死亡人数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在这场战斗中丧生。穆纳耶尔本人就是吕大的抵抗组织者，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说，那不是战斗，那是屠杀。

清真寺事件后，吕大的抵抗基本瓦解。7月12日下午，吕大城内的约旦军团指挥官已经撤离，城市实质上已落入以军之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这个故事最核心、最残酷的部分。拉宾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这个决定性的时刻。

拉宾写道，攻占吕大后，他正在指挥所里，突然，本-古里安通过电话找到了他。拉宾回忆道：

“本-古里安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挥了挥手，用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手势说道：‘把他们赶走！’”

这句简单的命令，决定了五万到七万人的命运。

本-古里安没有说“怎么赶”，也没有说“赶去哪里”，他只说了“赶走”。这个动词，在希伯来语里，意味着“驱逐”、“赶走”、“清除”。

拉宾接到命令后，心里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他回忆说，自己当时既感到震惊，又感到一种冷酷的必要性。他迅速起草了一份驱逐令，命令所有吕大和拉姆勒的居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徒步向东，前往阿拉伯军团控制的区域。

这份驱逐令，是本尼·莫里斯在他的专题论文《但尼行动与1948年吕大、拉姆勒的巴勒斯坦外流》中，通过以色列国防军解密档案找到的。

莫里斯是第一个系统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他把拉宾的命令原文公之于众。命令的措辞非常直接，拉宾写道：“吕大的居民必须被迅速驱逐，不分年龄和性别。”

这是一份赤裸裸的、有组织的、由最高指挥官签署的种族驱逐令。

三、死亡行军：一场五万人的集体创伤

7月13日的凌晨，吕大和拉姆勒的噩梦开始了。

以军士兵挨家挨户敲门，用刺刀和枪托驱赶着居民。人们从睡梦中被惊醒，来不及收拾任何财物，甚至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被赶到了街头。孩子们在哭，老人们在颤抖，妇女们抱着婴儿，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他们被以军士兵和武装人员押解着，组成了庞大的队伍，沿着一条土路，向东走去。这条路，通往20公里外的比尔泽特或拉马拉，那是当时阿拉伯军团控制的区域。但对于这些衣衫褴褛、手无寸铁的平民来说，这段路，无异于一场“死亡行军”。

本尼·莫里斯在他的著作和论文中，详细地还原了这次行军的细节。他引用了以军士兵的日记和战后调查，以及阿拉伯难民的证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地狱般的图景。

7月的巴勒斯坦，正是酷暑时节，烈日当空，气温高达35到40摄氏度。难民们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交通工具。以军士兵骑着马或坐在吉普车上，在一旁驱赶，偶尔向空中鸣枪，催促他们加快脚步。任何试图停下来休息、或者掉队的人，都会遭到殴打甚至枪击。

沿途，不断有人因中暑、脱水和体力不支而倒下。有些人倒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妇女们在路边分娩，然后不得不抱着新生儿继续前行。老人和孩子被遗弃在路边，奄奄一息。根据各种资料的估算，在这场长达20公里的行军中，至少有数百人，甚至可能上千人，死在了路上。

伊兰·帕佩在他的《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一书中，用更强烈的措辞描述了这一场景。

他认为，这不仅仅是“驱逐”，而是有组织的、旨在消灭一个民族在特定土地上存在的“种族清洗”。他指出，本-古里安的命令和拉宾的执行，是“D计划”的一部分，即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在1948年战争前就预先策划好的，系统性地清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聚居区，以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帕佩引用了拉宾回忆录中那个著名的段落，拉宾写道：

“我看到数千人，男人、女人、孩子，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行走。他们之中有人抱着婴儿，有人背着行李。他们走得很慢，有些人显然已经精疲力尽。我能听到他们低沉的、持续的哭泣声……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正义的。但我知道，这是必要的。”

拉宾的这段话，后来在希伯来文版的《拉宾回忆录》出版时，被以色列政府的审查机构删除了。直到后来，在英文版和其他版本中，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个“被审查”的细节本身，就足以说明这段历史在以色列社会的敏感程度。

阿里·沙维特在《我的应许之地》里，更是将吕大的驱逐描述为“以色列国建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他采访了当年参与驱逐的以军老兵，一位叫“纳胡姆”的老兵向他讲述了当时的场景：

“我们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让他们走，我们让他们沿着那条路走。那是七月，天气很热，他们没有水……我看到一个女人在路边生下孩子，然后抱着孩子继续走……我感觉我们做了一件可怕的事。但我告诉自己，这是战争，我们别无选择。”

沙维特在书中追问：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吗？这个国家的诞生，必须建立在另一个民族的尸骨和苦难之上吗？他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但他让每一个读者，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不得不直面这个道德困境。

当这些难民最终到达阿拉伯军团的控制区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成人形。他们失去了家园、财产、亲人，也失去了他们在吕大和拉姆勒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中的所有痕迹。他们成了“巴勒斯坦难民”中最核心的一群人。

根据瓦利德·哈利迪在《残存之物》中的记录，吕大和拉姆勒两座城市，在战前总共有大约3.5万到4万居民，加上从周边村庄涌入的难民，总人数可能高达5万到7万。在短短几天之内，这5万到7万人，被全部清空。

四、消失的城市与永恒的“缺席者”

驱逐之后，吕大和拉姆勒变成了空城。

以军士兵和随后到来的犹太移民，开始洗劫和占据这些空置的房屋。清真寺被改建成酒吧或仓库。教堂被关闭。阿拉伯人的商店、工厂、学校，被尽数没收。

接下来，以色列国家机器开始运转，将这些“战利品”合法化。

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在他的《1949：第一批以色列人》中，详细讲述了以色列是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巩固战争的成果。

195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缺席者财产法》。根据这部法律，任何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日）之后，离开其“正常居所”前往“敌国”或“敌占区”的巴勒斯坦人，都被定义为“缺席者”，他们的所有财产将被以色列政府没收。

这被赶走的五万人就在其中。

这部法律，从法理上，剥夺了吕大和拉姆勒居民的所有财产，并将他们的回归权永久性地否定了。

他们的房屋被分配给来自欧洲的犹太幸存者、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移民，以及从其他地区调来的犹太士兵。他们的土地被分配给新建的犹太农业合作社（基布兹和莫沙夫）。

以色列政府还给这两个城市改了名字。“吕大”被希伯来化为“罗德”，“拉姆勒”被希伯来化为“拉姆拉”。

今天，当你去以色列旅游，你可以在罗德和拉姆拉看到阿拉伯风格的老建筑，但它们已经变成了犹太城市。老城的街道还在，但居住在其中的人，已经完全不同了。曾经的清真寺，有的变成了犹太会堂，有的变成了博物馆。

而那些被驱逐的人，散落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生活在难民营里。

他们手中，还握着当年在吕大和拉姆勒的家门钥匙。他们把每年的5月15日（以色列建国日）定为“浩劫日”，纪念那场让他们失去家园的战争。

五、以色列学者们的态度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甚至是一个战场。

如果你去读本尼·莫里斯的书，你会看到一种“中间派”的叙述。

莫里斯是第一个用以色列解密档案揭示这段历史的犹太学者，他证明了驱逐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

但他也强调，驱逐不是“种族灭绝”，而是“战时决策”，是战争残酷性的体现。

他认为，1948年战争是阿拉伯国家主动挑起的，以色列是自卫，在自卫过程中，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如果你去读伊兰·帕佩的书，你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帕佩认为，这不是什么“战时决策”，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开始就设计好的“种族清洗”。他通过大量的档案和亲历者证词，论证了从1947年底的“D计划”开始，犹太领导层就系统性地策划和实施了摧毁巴勒斯坦社会、驱逐巴勒斯坦人口的行动。

吕大和拉姆勒，只是这个宏大计划中最突出、最惨烈的一个案例。

如果你去读阿里·沙维特的书，你会看到一种充满痛苦和自我拷问的内部视角。沙维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为以色列的诞生感到骄傲，但他无法回避吕大驱逐带来的道德冲击。

他在书中追问：“我们难道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建国吗？”然后，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能。他说，在1948年那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用一切手段确保生存。

但他又承认，这种“别无选择”，给以色列的道德灵魂留下了永久的伤痕。这三个人，三个视角，三种叙述，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我的回答是：它们都是真实的，或者说，它们都是真实的侧面。

以色列人需要面对吕大和拉姆勒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是他们国家叙事中无法抹去的“他者”的声音。

还一段历史可以回顾，1938年，纳粹开始系统性地、从法律上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清除。他们不能去公园，不能坐长椅，不能进电影院，不能使用游泳池。他们的护照上被盖上一个红色的“J”字，像烙印一样，提醒所有人：这些人，不属于这里。

然后，是驱逐。

从1939年到1941年，纳粹开始将犹太人从德国本土、从奥地利、从捷克、从波兰西部，赶进“隔离区”。他们被告知：带上一个手提箱，只准带50马克，不准带珠宝，不准带贵重物品，不准带太多衣物。剩下的——房子、工厂、商店、银行账户、祖辈留下的钢琴、女儿陪嫁的银器、儿子珍藏的邮票——全部没收。

他们被赶上火车。不是客运列车，是货运列车——闷罐车。一列车厢，塞进上百人，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厕所。车门从外面锁死，窗户钉死。火车向东开，开往那些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罗兹、华沙、克拉科夫、卢布林。

这些人中，有些人到达了目的地，被塞进隔离区，在饥饿和疾病中慢慢死去。有些人，火车直接开进了集中营，在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再也没有出来。

1938年之前，德国有超过五十万犹太人。到1941年，这个数字锐减到十几万。到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时，留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足一万人。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犹太社区，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被连根拔起。

这不是战争。这是驱逐，是清洗，是一个文明国家对它自己公民的背叛。

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在《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中写道：“纳粹德国驱逐犹太人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一开始，他们让你走；后来，他们赶你走；最后，他们把你装上火车，送到你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这句话，和拉宾签署的那道驱逐令——“吕大的居民必须被迅速驱逐，不分年龄和性别”——之间，隔着八千公里和十年光阴。但你能感觉到，某种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当一个民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而另一个民族被视为“威胁”或“异类”时，所发生的事情。

1938年的水晶之夜，犹太人被打碎了橱窗，烧毁了会堂，开始了流亡。

1948年的吕大和拉姆勒，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踏上了那条尘土飞扬的死亡行军。

我不知道，以色列诚实的知识分子，要如何逻辑一致地面对这两件事，能解释为不得不吗？他们真的没有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