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一批为国家权力摇旗呐喊的代言人，而这往往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在这些人当中，主张国家干预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家”手段最为高明。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批判当前的裙带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却在暗中维护它，甚至想换个花样来强化这种体制。

其次，他们通常喜欢用复杂的统计学和数学模型，把自己的观点包装得非常“科学”，这让普通人很难看穿他们逻辑里的漏洞。

第三，他们习惯用一些听起来很美、很温暖的道德口号来包装论点，比如“消除不平等”，普通大众很容易在表面上被这些口号所吸引。

靠着这三种极具迷惑性的手段，这类宏观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地引导了公众舆论，让大家觉得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社会。他们的政策为国家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提供了合理性，但这其实是在伤害整个社会，因为它不仅压缩了个人自由，还阻碍了自然的市场进程。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揭露这些国家主义经济学家的真实面目。

新时代的国家干预鼓吹者

早在1959年，著名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就写了一本畅销书《新经济学的失败》，对二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体系给予了沉重一击。而在今天，我们的批判矛头应该对准几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家，比如斯蒂芬妮·凯尔顿、托马斯·皮凯蒂，以及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相比之下，要把皮凯蒂和祖克曼的理论驳倒，可能要比反驳凯尔顿和马祖卡托容易得多，因为后两位在学术包装上更精明，也更懂得迎合时代。作为法国人，皮凯蒂和祖克曼是从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视角出发，去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

但作为美国学者，凯尔顿和马祖卡托的论点就要微妙得多了。她们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而是大力推崇一种“创业型政府”模式，声称这种模式既能创造财富，又能带来就业。

肩负“国家主义使命”的精明女性

在谈到市场经济的好处时，凯尔顿和马祖卡托表现得比皮凯蒂和祖克曼要顺耳得多，没有那么强烈的排斥感。她们主张打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把一个高效、懂管理的政府放在核心位置，而背后的资金动力则来自于中央银行无限量的印钞。这种经济政策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如果说皮凯蒂和祖克曼是社会主义者，那么凯尔顿和马祖卡托在经济模式上则更接近法西斯主义。

凯尔顿在2020年出版了《赤字迷思》一书，为“现代货币理论”（MMT）做了最广为人知的辩护。在她和马祖卡托看来，政府的财政赤字根本不算什么大问题，为了给国家项目提供资金，赤字几乎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但这种做法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行得通，仅仅是因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拥有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所说的“嚣张的特权”。印钞票这招在短期内确实管用，但总有失灵的一天。一旦失灵，它带来的长期后果对整个社会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凯尔顿和马祖卡托所鼓吹的政策，最终受益的其实主要是极少数的统治精英。这种通胀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经济学上的“坎蒂隆效应”，让那些拥有政治人脉的金融机构获得更大的套利空间。而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这种政策带来的结果通常只是被通胀稀释的残羹冷炙，以及不断缩水的实际工资。

看不见的代价与“破窗谬误”

在2014年的《创业型国家》一书中，马祖卡托认为政府才是真正的创新引擎。她指出，正是政府的拨款和军事资金，为互联网和GPS全球定位系统打下了基础，随后市场才在这些基础上进行了商业开发。

显然，马祖卡托也掉进了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提出的“破窗谬误”里，她没有搞清楚“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之间的区别。我们看得见的，是低效的政府国防开支确实衍生出了一些技术创新。

但我们看不见的，是那些本该由民间创造出来的海量创新、财富和科学发现。因为政府通过征税把资源从市场中抽走并占用，这些民间创新从一开始就胎死腹中了。当然，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权，这种反思通常是不受待见的，因为它太让人尴尬了。

到了2021年，马祖卡托又出版了《使命经济：改变资本主义的登月指南》。正如自由市场智库Epicenter在书评中所总结的那样，马祖卡托在书中试图向人们展示政府该如何实施“使命导向型”政策。所谓的“使命”，可以是由政策制定者设定的宏大社会目标，比如把人类送上月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或者大幅减少贫困。

然而，这些耗资极其巨大的国家“使命”，最终能给社会带来的实用衍生品往往微乎其微。很明显，“欧洲绿色新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祖卡托的得意之作，而这项政策现在已经成了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计划经济失败的典型反面教材。

她显然对市场缺乏基本的信任，曾公开表示“市场自己找不到绿色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她还对私人风险投资家大加批判，尽管这些人对于自由市场的创新至关重要。更何况，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所指出的，真正的自由市场创新必然需要、也必然会导致“创造性破坏”，因此马祖卡托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使命”模式，注定会让人失望。

官僚的自利本性

对此，智库Epicenter给出了非常精辟的结论。他们指出，使命导向型政策之所以对政客们很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些政策被描绘得极具远见，仿佛能够解决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但是，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类政策的历史记录，并运用最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就会清楚地发现，我们对这些政策必须保持警惕，甚至要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当政治机器与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时，制定出来的政策往往只会巩固现有的大企业和旧技术，而不可能带来任何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创新。

马祖卡托要么是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要么就是干脆默认了它，那就是国家机器的操盘手从来不会纯粹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正如詹姆斯·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所证明的那样，政府官僚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他们想要的是更大的预算规模、更稳固的铁饭碗以及更多的政治筹码，这完全符合人性的预期。

然而，马祖卡托却没有把政府看作一个机构臃肿的官僚体系，反而把它包装成一个大胆、精明、指挥着各种“宏大使命”的国家级风险投资家。事实上，哪怕国家主导的“使命”有时候能达到预期结果，其过程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治分肥、企业游说和“监管俘获”。在这个过程中，政客们资助的往往是那些能帮自己拉选票的项目，而不是真正能增进人类福祉的项目。

缺乏知识，却充满致命的自负

更进一步说，政府官僚根本不具备足够的信息，去像分散的自由市场那样高效地筛选项目。正如哈耶克在1945年的经典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所解释的那样，与自由市场中信息的流动方式相比，国家机器天生就面临着严重的“知识问题”。

诚然，国家投资的项目有时候也能取得所谓的“成功”，但这种“成功”的定义与自由市场里的成功根本不是一回事。私人风险投资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它允许人们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进行分散的、不断试错的实验。相反，当政府选定一个“使命”时，它是把纳税人的巨额资金押注在单一的政治目标上，这直接切断了市场中最核心的“盈亏反馈机制”。

在1988年的收官之作《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提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相信一小撮人能够刻意且成功地去塑造和设计无比复杂的人类社会秩序。凯尔顿和马祖卡托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的受害者。

她们两人都充满了技术官僚的傲慢。她们狂妄地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的数据、强大的计算能力和聪明的官僚，政府就能比分散且不受阻碍的市场更好地指引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对于一个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人来说，脑子里装有这种想法，简直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

谁在为她们捧场？

最后，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些经济学家身上所笼罩的巨大赞誉和名声，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主流学术界、众多媒体编辑部、大型企业媒体，当然还有政治领袖们的坚定支持，这些坦白说非常危险的宏观经济学家，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今天的高度。

很明显，她们深受西方寡头集团的青睐。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西方极少数统治精英迫切需要收紧对社会的控制，而她们恰好成了非常好用的传声筒。

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他当年也是这样受到当权者的热烈追捧。因为在那个时候，公众普遍对政府大搞公共开支的做法持反感态度，而且公众的反感是非常正确的，但凯恩斯的理论却为这种挥霍政策披上了一层合法性的外衣。

这与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他们是比凯恩斯、凯尔顿或马祖卡托高明得多的经济学家，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却长期遭到学术界和媒体的冷落。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批国家主义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揭开他们的伪装，让大家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就是自由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