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跳楼，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解”。

最近好几个企业家跳楼，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是生意失败、遭受权力部门的压力、债务缠身、抑郁症，等等，也可能是各种因素叠加。什么原因是直接因果，各种因素到底哪一个才是主导因素，因素中哪一个占多大权重，这是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比例的。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理解的方法。

经济学可以建立起客观而准确的因果关系。例如边际效用规律：每减少一个单位的同质财货，必然放弃的是最不重要的满足；再如“货币数量论”（的正确部分）：货币需求不变，增加货币供应量，必然降低货币购买力，导致物价上涨。我们可以借助经济学原理，采用想象建构的办法，通过“抽离性假设”，准确判断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因果联系。

但历史事件不行。因为历史事件是独特的。事件，总是复杂因素的因果，总有无法再往前追溯的基点，它就是“个性”。既然是个性，那就千人千面，只能进行个性化的理解。正如“凯撒为何跨越卢比孔河？因为他是凯撒。”

但这并不是说，你可以胡乱地理解。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比方说经济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不一样，都是复杂因素的结果，但是你不能说，这是人的动物精神，更不能说这是太阳黑子运动造成的（这并不是夸张式地开玩笑，而是真有这样的归因）。比方说美国在19世纪经济突飞猛进，但是同时实行贸易保护，你不能说，贸易保护促进了美国经济进步。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的贸易量、以及贸易管控手段跟今日不可同日而语，而且重要的是，当时美国国内采取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抵消了贸易管制的不良影响。

中国也一样，理解经济进步的原因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繁荣，到底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还是有为政府的结果？若是脱离经济理论胡乱归因，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因为如何理解历史，将决定我们如何面对未来。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折中”的问题——“既有自由市场的因素，也有有为政府的因素，你们不要走极端”——因为这是一个逻辑问题，你不可能说A是非A，你不可能说一辆汽车挂D档和R档，都能让它前进。

所以历史地理解，必须以正确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理论在逻辑和时序上都先于历史。没有理论，历史就是一堆乱麻；没有正确的理论，历史就变成了帝王家谱，而没有了真实的人的行动。例如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发现：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那么史书中记载的其他死因，就必须被认定为错误而改写。而经济学在历史理解中的作用，比自然科学更加基础。因为经济学是人的行动逻辑的科学，不理解人的行动逻辑，又如何去阐述由人所创造的历史？

由此可见，历史学家的武器库中，如果没有经济学这一终极武器，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出正确的历史，这时候他就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用自己的立场去阐释历史的情绪宣泄，更有可能是替强权背书的宣传家和肉喇叭。

说这么多，意思是，每一个企业家跳楼，都有他的个性化原因，并不能武断地归因为某一个因素，例如我们搞经济学的，假如直接说，这都是因为经济下行引起的，管制干预造成的，这并不客观，偏离了历史理解的方法。

同样的，这也并不是说不能对某一类事件进行一个大致类似的归因。例如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公私合营”，“资本家”们就有纷纷跳楼的、舍家外逃的，我们当然可以将私有财产被侵犯，作为理解这一问题的主因，而不能说，这些企业家都有神经病。

我们还可以从企业家跳楼事件中，管中窥豹地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

1、企业家是拿出自己的财产冒险，对企业生产进行决策，对企业盈亏承担终极责任的人。

经济学中的企业家，与作为一种理念类型的企业家，不是一回事。经济学中的企业家，是功能意义上的，他们作为市场的发起人和促进者而存在，发挥着调整经济的至关重要功能作用。凡是发挥这一功能的人，都可以称作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它不是指某个特定群体，也不是历史研究中的企业家个人。

企业家，必定是“资本家-企业家”，也就是拿出财产冒险，主动拥抱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判断，组织生产的人。当他判断对了，那就盈利，错了就亏损，甚至倾家荡产。

企业家是“独裁者”，因为财产是他的，他要承担责任，所以必然“独裁”。就像你的财产，你也“独裁”地说了算一样。企业家往往不走寻常路，在外人认为不可为的情况下偏偏要有为，面对转瞬即逝的市场，变幻莫测的消费者需求，他需要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力排众议做出决策。所以企业家往往被人们认为是疯子，饱受非议，只有成功地服务消费者了，赚钱了，这种非议才能稍微消停。

所以，企业家的决策行为，是一种个性艺术，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对市场的独特洞察力，没有规律可循。也因此，企业家是培训不出来的，因为企业家才不鸟学校教育那种循规蹈矩和保守主义。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不是经济学家和任何人指导出来的。

这其中最根本的在于财产权。企业，是企业家的财产，这是企业家最本质的特征，如果抽离了财产权，决策、盈亏、都没法讨论。

如果他不是拿着自己的财产冒险，不对企业做出终极决策，并对企业盈亏承担终极责任，那么他就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经理人，或者傀儡。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国企老总的身份特征。他们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的决策依据来自上级，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他们的决策不是艺术，而是本质上属于服从命令的机器；他们不用为企业盈亏承担责任。国企老总也有跳楼的，但绝对不会是因为国企亏损了，而必然是其他原因。

因企业亏损、破产而跳楼的企业家，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了市场企业家的特征，那就是：搭上了身家性命。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判断，那你就看在市场中，从单一因素即盈亏角度，亏损破产了的企业，谁去跳楼了，谁就是企业家。因为不是企业家的人，不用因此而跳楼。

2、债权人永远是企业家。

专门搞投资的人，例如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是绝对的企业家，并不是反社会分子说的“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资本家”。

因为他们判断经济走势，拿出自己的财产冒险，做出投资决策，并承担盈亏责任。他们通过投资与不投资，决定了一家企业的扩张还是萎缩。这个投资与不投资的最终依据，是看其能否在未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资本家通过投资行动，将资源调配到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中，从那些他们认为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中撤出资源，由此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本家是满足消费者需求、改善民众生活的英雄，因为没有消费者的金钱支持，资本不可能实现扩张。资本不可能游手好闲地自动扩张，资本扩张的背后，总是资本家-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他们相当于把钱借给一个被他们看好的企业，让其去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给自己赚钱。

债权人不论何时，都是企业家，不论他当初和债务人如何约定，都改变不了这一性质。因为债权人借出的钱，要承担无法偿还，即亏损的风险。

有的企业家跳楼，就是因为债务缠身，被债主逼债。当企业破产、当他跳楼，债务就无法偿还了，债权人必然会因为他的行为遭受损失。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债权人的企业家本质。

打击债权人、偏向债务人的种种人为立法，实际上就是在打击企业家精神，打击投资，进而降低全社会福利水平。

那么，拿着银行信贷资金做生意的人，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银行是债权人，这时候要承担终极责任。银行放贷，总是有条件的，如果再叠加政策性贷款和补贴性信贷，那么就更加证明这时候的那个企业家他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拿人家的钱，人家指定用途，有各种限制，这就直接决定了企业生产的方向，你得听令于银行，那么你就不是企业家，只是银行的傀儡。

在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下，银行是一个“恶债主”，因为它的钱都是凭空敲一串数字出来的，并没有真实的储备支撑。也就是说，它凭空搞了一些假钞，然后借给你，让你听他的，继而赚你的利息。所以，部准银行、不兑现纸币体系下，通过信贷扩张，在坎蒂隆效应下有剥削人的、有被剥削的，但是不论是谁，都在给银行打工。

3、企业家与劳动者的关系。

劳动的最终产品，不论是否卖出——意味着企业盈利还是亏损——企业家都已经以货币工资形式提前支付给了劳动者。劳动者通过受雇于企业家，将生产能否实现销售的风险，完美地转嫁给了企业家。

由此，企业家去跳楼，劳动者不用去跳楼。

企业家相对于劳动者，是时间偏好低的人，他们积累储蓄，投资未来，更加看重长远的更大满足，而劳动者则更加注重当下。

企业家相当于把钱借给劳动者的放款人，提前预付收入给劳动者，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

如果没有企业家，劳动者则必须自己去生产，组织生产的前提是要有资本，而生产需要时间，在生产期间劳动者是没有收入的，必须消耗资本，同时时间的流变总是会发生不确定性，消费者可能将来并不买单。那么，劳动者就可能因储蓄不足而饿死，未来无法实现销售而倾家荡产，到这个时候，跳楼的就是劳动者。

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资本，也没有很大的企业家才能，更没有承受压力和亏损的能力，所以绝大多数人都适合当个雇员，而不是企业家。所以，我们要珍惜企业家。没有他们，劳动者就处境堪忧。

自由市场上没有剥削。正因为生产都是时间经过的行为，未来财货的价值高于现在财货，企业家提前预付劳动者工资，必然要进行折现，他们赚取的是正常的市场利率。非均衡的市场状态下，他们赚取了利润，利润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对他调整经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正常回报，利润总是会趋向于消失。劳动者的工资率，取决于他的边际生产力，他能生产多少边际价值产品，经过时间的折现后，就是他的工资。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剥削别人试试看，自由市场鼓励任何人成为企业家。制约一个人成为企业家的，正是他高企的时间偏好，以及缺乏未来的判断力。

4、资本和消费——哪一个才是工资的来源？

资本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未来的消费。从这个意义讲，消费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没有它就不会有资本。消费偏好，消费者的需求和评值，决定了消费品的价格，也决定了资本投入到哪个方向和领域，将要素从一个生产线转移到另一个生产线。

这似乎有点以消费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

但其内涵是完全不同的。这只是在说消费决定了生产的方向和资源的配置，即市场民主、消费者主权，而并不是在说要素收入的来源问题。

消费本身并不提供任何东西。消费只减少财富，减少收入。任何消费，都必须有储蓄和投资。如果完全没有生产过程和资本结构的话，只能得到极少的消费——或许只能直接像鲁滨逊一样摘野果吃。

对于直接生产消费财货的劳动或者土地，的确，不需要资本支付给他们收入，它们是消费直接支付的。这对鲁滨逊是成立的。对于财货生产的最后阶段——即直接生产消费者的低阶生产阶段，这也是成立的。因为消费品从消费者的评值中直接获得了价值，没有经过时间的折现。

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复杂阶段，它就无法成立。因为所有参与生产的要素，都从消费品的价值中获得了价值——由其对生产消费品的贡献，即边际生产力决定。那么，这个过程中的劳动、土地要素，都是由之前的资本家储蓄来支付的。社会中资本存量越大，这种资本支付劳动者收入就越占据压倒性。

希望劳动者能正确认识资本和资本家-企业家，而不是整天喊打喊杀，那意味着要回到自给自足的直接生产中，没有任何迂回生产，到那时，你的收入的确是没有资本家“剥削”的，然而，那意味着极端的匮乏和饿死。

5、管制下的跳楼与商业周期中的清算。

自由市场没有管制，企业基于自愿交换原则，满足消费者偏好，接受市场检验。企业家由于判断能力的不同，命运发生不同的变化，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过程，是消费者筛选最能服务他们的企业家的良性过程。

亏损的企业家，已经遭受了市场的惩罚，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不能再责怪他们。

但是一个在一个受到干预的市场上，管制发生，一家企业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由于一张A4纸而被毁灭。然而它并没有做任何强制交易之事。这时候，他因此而跳楼，我们当然要把原因归咎为管制当局，他是管制之下的冤魂。

在商业周期中，会有大量的跳楼现象。

那是因为，在商业周期的繁荣期，中央银行扩张信贷，人为压低利率，给市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让企业家误以为有更多的储蓄可以调用，由此投资到了较长时间的迂回生产中，并扩大规模。

这会制造人为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虚假的泡沫，并没有真实的储蓄增长，因此它就是在沙滩上建楼，是一种错误的投资。消费者也并没有降低时间偏好，因此这就是把资源从低阶生产阶段，错误地转移到了高阶生产阶段，即违背了消费者的偏好。

错误的投资必然迎来清算。消费者会对错误的投资投下否决票，让错误延长的生产结构难以为继。当信贷收缩，错误投资现出原形，就会被彻底清算，走向亏损和破产。那些受到误导的企业家，信心备受打击，且债台高筑，于是选择跳楼。

这种跳楼，本可以避免。因为源头是信贷扩张，人为操纵利率。

那些主动与权力勾结，主动寻求信贷支持的企业家，不是企业家，而是权力的共谋和剥削者，不值得被同情。那些在这场公地悲剧中轻率激进投资的企业家，会付出被清算的代价，希望人们在看到他们跳楼的那一刻，领悟决定他们命运的那股庞大力量，并惊醒在世之人，而不是怪罪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