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笔者看到投资人冯新老师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吴思老师在《血酬定律》中提出了“元规则”这一概念。他认为，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决定规则的规则，是潜规则、正式规则等一切社会规则的源头。遵循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那帮人从来不准备跟你讲理。在政治这个元规则面前，经济学规律都是元规则之下的二级规律，对抗不了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

冯新老师倾向认为“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是社会的元规则，这也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而笔者则认为，暴力者总是少数，当多数人赞同或支持暴力者所持有的观念时，才导致暴力者支配社会，也即，最终是多数人说了算。因此，暴力本身不是决定性的，多数人所持有的观念才是决定性的。社会斗争最终不是暴力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

冯新老师转了笔者的留言之后，他朋友圈中一位叫小彭的人士对笔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多数人的观念是决定性因素“其实不值一驳，隋唐之变难道是天下多数人的观念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还有蒙满南下难道是汉人的大多数观念决定的？尽管胜利者总是以‘得到了多数人支持’来证明自己的权力合法性，但朝代更迭从来都是依靠暴力竞争，只是宫廷兵变的竞争规模小，族群资源争夺或农民反抗的竞争规模大。如果不对前现代与现代社会进行区分，就很难意识到许多流行的观点都缺乏前提条件的约束。”

对此，笔者回应道，“我指的是，多数人的观念发变化，才有文明进步，而不是才会有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出现，确实与多数人的观念变化无关，或在没有多数人的观念变化时也会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改朝换代，而没有实质性的文明进步，正是多数人的观念没有改变，比如还是成王败寇那套野蛮政治逻辑。”笔者还说道，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让多数人“服从”，也是因为多数人认为“服从对他们更有利”。正是他们的普遍“服从”，使暴力者获得了力量。也正是这种服从，使他们只获得短期利益，而失去了长期利益。社会的停滞发展正是这种服从造成的。

因此，要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规律”：一种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比如吴思总结出来的“血酬定律”，它确实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精彩“总结”；另一种是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意义上的规律，也就是笔者说的“文明的原理”。前一种“规律”是经验总结，不能被视为必然，或者说它实际上不能被称为规律或定律。

社会规律（原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它无法从经验中总结出来，因为经验是人的具体行动，而人的具体行动又是人的观念的结果，并且对经验的解释或理解可以多种多样。换句话说，社会的规律只能以逻辑演绎的方式获得。历史学家与普通大众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容易把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规律视为规律。也恰恰是人们信奉了这种“暴力论社会观”，把它视为社会运行的逻辑，才导致了暴力轮回（王朝更替）的反复出现。

假如说野蛮是暴力，冲突与掠夺，那么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合作。文明也是“合作理性”的产物。社会作为增进人们幸福的手段，不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而是正确理性的产物。这里说的正确理性，就是指“意识到合作更有助于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为要为这种合作的实现付诸行动。”因此，这种理性包括建立使扩展的合作得以可能的制度安排，如限制王权，保护私有产权，反对自上而下的人为强制等等。这种理性越是得到发育，那么社会的合作程度就越高。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还能维持，说明中国人还是有“一定”的合作理性，或者说类似《伦语》这样的经典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理性，但是这种使合作得以扩展的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了吗？没有。因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是“成王败寇”“弱肉强食”“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反合作的或冲突论的社会观，这也导致中国社会长期陷入王朝更替而没有进步，也导致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即那种以扩展的合作为特征的社会。

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合作论社会观”取代“冲突论社会观”。而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往往是冲突论社会观，如前面提到的成王败寇，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等，都是历史学家的经验总结。假如历史学家不知道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合作理论，容易把他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规律，视为规律。而当人们接受这种“规律”时，社会就会陷入黑暗之中。因为人们错误地以为，社会就是按照这种暴力逻辑运行的。他们不知道，社会不是宿命的或命定的，或者说，社会可以是“合作的”，他们可以以一种新的观念去重塑社会，让文明得以展现出来。

社会为人们的观念所塑造。经济学的独特价值，正是在于提供了合作论社会观，从而为扩展的合作秩序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如前所述，假如人们在一开始就否定合作论社会观，认为社会就是受血酬的，冲突的或暴力的规律所支配，那么这种观念塑造出来的社会一定就是冲突型的社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王朝更替就是冲突型社会的体现。假如要扭转冲突型社会，那么就应该以合作论社会观取代冲突论社会观，把社会建立在“文明的原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