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鑫宇案中，已看到中国舆论生态的恶化
《从胡鑫宇案中，已看到中国舆论生态的恶化》
胡鑫宇案闹得沸沸扬扬，人没找到时，不停地追问，人找到了，质疑声音更大了，“我不信”成为了各种舆论信息的主基调。
从此事件中，我们或许可以观察中国舆论生态的一些走向和规律。
甚至这一规律或许会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一、关于舆论的理论
关于舆论其实是有不少理论的，最为著名的理论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他最有名的理论就是关于什么叫“公域”。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然而这一理论，在经济学看来，是有着天然的硬伤的。
因为何谓公共事务？这就是一个定义不清晰的概念。你家房子失火了，这是私人财产事件，还是公共事件？某家人的孩子失踪了，这是私人家庭的事件，还是公共事件？
失去了财产权的定义，公共事件就可以随意定义。
在经济学看来，只有产权不归私人所有了，属于一国政府支配 ，那么这个产权就被定义为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下发生的事件，比如“公”路，他就成为了公有事件，因为财产是公有的。
如果从经济学来看舆论，他与哈贝马斯的视角就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先要看到无数媒体（包括自媒体），他们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型行动，美国的纽约时报显然是一家盈利型的企业，中国的自媒体绝大多数（少数自娱自乐）也有着盈利之目的。
甚至中国的官媒在很长时间内，都以广告业务作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央视广告当年的价格也曾炒到了天价，他们在很长时间是具备国企的性质的，也就是有谋利之目的。
他们为市场提供的是产品，人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需求的。广告主会评测广告效果的，如果投一个广告下去，消费者没人看，那么下次就不会再投。
所以，哪怕是官媒，在九十年代至2010年这三十年间，他们是半市场化的国企，他们也要受到消费者的制约，也要讨好消费者，否则是不可能有巨额广告收入的。
比如，我的自媒体主打的就是用经济学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且是有逻辑的看问题的方法，他也是有受众的，哪怕是少数人。
所谓的公共舆论，其实是由一群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在构成的，他们在选择题材，甚至选择观点时，必然要和其他企业一样，必须符合消费者主权，否则他们将被踢出市场。
消费者主权是在说，是由消费者通过投票在选择企业，哪家企业利润高，哪个媒体粉丝多，转发多，阅读量高，本质上是由消费者在决定的。
只有阅读量高，消费者多的媒体企业，才能有长久的广告业务。
比如，在俄乌之战中，一些自媒体各自找到不同的客户，俄粉或乌粉，然后都有不错的流量收益，从市场受众群分析，两边都骂的客户数量最少。
因为大部分文章和视频首先满足的是用户对信息产品的情绪价值，我挺乌，你要是说了乌的坏话，我就取关你，那些战场上的信息是否完全真实不重要，因为战场嘛，信息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谁能搞清真假。对于挺俄的客户来说，也是一样的。
所以，要获取乌粉流量，你必须把俄罗斯战损说得大一点，说乌军的战损说得少一点，反正网上各种信息都有，不算造谣，只不过是根据偏好选择性的使用信息就可以了。反过也，也是成立的。
这种信息是军事机密是国家机密，没有人来较真的。
客户的阅读量和反应，会让自媒体人慢慢发现流量密码，只有迎合情绪，才能达到流量增长之目的。
这是由市场的消费者主权决定的，媒体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必然要符合这一规律。
中国的舆论生态，正是由各种以流量为目的的官媒和自媒体企业构成的，这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基本前提。
二、官媒为何在胡鑫宇案中缺位？
大家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官媒主导的社会，其实不然。
仅从生活体验来看，你每天接触的信息，有多少是官媒提供给你的？你每天接触到的观点，又有多少是官媒提供给你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九成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在自媒体看信息找观点，而不是通过官媒。
中国自媒体业的繁荣，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原因是官媒曾长期垄断中国的信息市场，当自媒体时代来临后，各种新的信息产品迅速打败了体制僵化的国有媒体，而国有媒体转型的速度慢，中间的经济激励太少。
在中国官媒不仅仅代表着官方，是事业单位，是体制内，他们还是传统媒体的代表。
在互联网信息产业发达的中国，传统媒体已然在市场中败给了自媒体。
这一现象始于中国，也正在全世界发生。
在美国自媒体也正在快速崛起，但传统媒体虽然衰落但不至于象中国这么差，因为他依然是民营经济，适应速度比较快。
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地方官媒，比如地级市的报纸、电视台等几乎全部面临倒闭，因为根本没有收入了，现在还有哪个企业找报纸去做广告，那是脑袋被驴踢了。
抖音2022一年的广告费就超过了2,000亿，而tiktok的广告费也超过了120亿美元。
而全国所有的广电系统的广告费加起来，也就是3,000多亿元，这个收入是由6万家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的机构创造的，其中，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等播出机构2,542家，持证及备案网络视听机构675家，超过2,000家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5万家。
如果具体分析他们的广告收入，你会发现，真的好惨！
2022年广电系统广告收入3,079.42亿元，同比增长58.73%。其中：传统广播电视广告收入786.46亿元,同比下降0.40%；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通过互联网取得的新媒体广告收入2,001.46亿元。
而广电系统从业人员超过百万。
僧多粥少，这日子是很难过下去的。
而抖音的收入，可不包括各种主播在平台上赚的广告费和带货分成。
如果把抖音系统内的主播们赚到的钱全部计入的话，那抖音这一家平台型企业就可以轻松秒杀掉一个庞大的广电系统。
而报社就更惨了。
中国报业2012年开始衰退，都市类报纸广告2013年开始了每年折半的断崖式下滑。2014年，报业最大的新闻是，上海《新闻晚报》因为经营原因停刊。2016年，有标志意义的两份都市类报纸——上海的《东方早报》和北京的《京华时报》，先后休刊。
早在2016年中国就有七成以上的报业集团亏损。
说实话，报业集团还能生存，我都是奇怪的，报纸还卖得出去吗？谁还在看报纸呢？
官媒、传统媒体二合一的体系，在互联网大潮中，已然凋落，这是一个现实。
媒体人的任何行动，必然受到经济利益之约束。
官媒之所以缺席了大量的所谓“公共舆论事件”，比如铁链女案，比如唐山案等，第一原因就是，收入减少导致的经费不足。
大量的优秀记者都转行去做自己的自媒体了，你在市场上可以看到大量他们的帐号，因为一个成功的自媒体，年入百万，甚至千万都不是梦，而在报社里，不但要看领导脸色，还收入越来越低。
@连岳 就出身于报业，现在年广告收入应该是普通记者收入的几百倍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没能力的人，才继续呆在体制内，有能力的都去市场做自媒体了。
去现场报道，能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吗？如果是关系到一些大型企业的负面报导，或许他们还能拿点红包，胡鑫宇这种案件，他们找谁要红包呢？
记者们也缺乏去一线调查报导的利益动因。
我记得，二十年前，我老家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花炮爆炸案，尽管当地官员疯狂阻拦，但依然有几百号全国各地的记者奔赴当地采访，甚至有些记者找到当地人从山上绕开地方政府的管制冲入现场采访。
因为当时传统媒体逐渐发达，记者曾被称为无冕之王，各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而去年莆田杀人案，哪怕全国震惊，我观察所有的官媒，最积极的采访也就是远程电话采访一下，连出现场都不去。
哪怕是去年西北某城发生的火灾，也没有几家官媒去现场，他们热衷于转发制式的通告。
有不少人，心里总是有清官思维，他们把媒体记者和一些自媒体认定为清官大老爷，认定他们是道德高尚，为国为民，认为他们没有利益动机，其实这世间，没有人能逃出利益动机这一基本的行动出发点。
不少自媒体深知这群人的德性，于是他们的赞赏语上写着，只为苍生说人话。
我也是自媒体，我做自媒体的目的前期为了表达自己，现在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希望多打赏，多接广告，作为一个经济学为主的号，我要是说我的目的是为人民发声，那就太假了。
以上，并非要标榜自己，而是说，经济上的动因，才是分析中国舆论上的现象的基础，如果你还把媒体从业者认为是应该不食人间烟火、针贬时弊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那你可以不要往下看了，因为本号不适合你。
三、自媒体为什么谣言多？
从产品上来说，谣言是一种能迅速迎合市场受众阴谋论思维的方法，他获取流量的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作为一个自媒体企业来说，如果以谣言为生，那么他将受到市场的反制，因为没有人愿意长期生活在不断被打脸的谣言中。
尽管市场上有很多阴谋论爱好者（这也是人性之一），但，这些阴谋论往往以无法实证的谣言为主要消费品。
比如，某大型民企，他是某某官员的白手套。
这种谣言广泛 存在于日常交流中，因为，这是无法实证的，没有办法辟谣的。
但自媒体在近年来很多事件中，都出现了情绪上的反转和事实上的打脸。
比如，阿里女事件，就从一个大公司欺凌弱女慢慢演化成了女主自导剧。
那么，自媒体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品牌和企业声誉，主动在事实未清楚之前就加入谣言队伍呢？
第一动因当然是流量动因，因为第一时间迎合受众就会有流量，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自媒体在中国是一个预期极不稳定的行业。
我开了六个公众号，到现在炸了三个，关小黑屋无数次，甚至转发别人的文章也关了小黑屋。
当预期不稳时，人的经营心态就会发生变化，那么追求短期利益的心态就会战胜追求长期利益。
在一个产权保护不稳定的社会，一定会有更多的骗子公司，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治安问题。
人只要能认知到长期利益的存在，就会珍惜自己的商誉和品牌，那么他们就不容易随意造谣生事，因为这种行动必然对自媒体企业的长期利益不利。
当然，媒体业造谣是永远杜绝不了的。
他还与距离相关，你在中国造美国的谣，是无所谓的，因为远方的事，大家并不太关心，对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满足情绪价值更重要。
在美国上一届大选中，中文自媒体在推特上有大量的谣言，什么德国的美国军队服务器造假被抓等等一堆，但无所谓，传播谣言的人只不过需要这个信息来表达情绪，这么远的事，并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正如美国有大量的普通人相信地球是方的，中国有很多人相信美国登月是假的，这要什么紧，反正信不信不影响生活。
但是，这些明显的谣言，是不可能出现在以长期利益为目标的企业中的，因为他们的商誉会构成损失。
如果你注意到司马南的年龄，也许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热衷于搞事了，几年前，他还在盛赞莫言与柳传志。
因为，他没有长期利益的计算，因为年纪大了，快七十岁的人了，只能计算短期利益，越是这个时候，越急不可耐。
而不同的自媒体受到不同号主的时间偏好的约束，着急赚钱的，就会不考虑长期利益，先活下来吧，只有真正的企业化，有长期利益规划的媒体，才会考虑商誉。
这时，你会发现一条定律，那就是中国自媒体行业的规律。
对自媒体管制越多，越不容易形成有长期利益的媒体型企业，从而让这些媒体的时间偏好变高，更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形成更多的情绪言论和对不实事件的放大，而这些情绪言论和不实事件的流量追求则导致了更多的对自媒体的管制事件。
这就是媒体行业的干预递增原理。
当然，某些迷信权力的人会说，干脆把自媒体关了。这会导致更恶劣的后果，因为官媒已经躺平，官样文章已经被市场抛弃，这是当下的现实，如果网络的声音压制过头，则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2022年底发生的事，已经实证了这一后果！
只要人们的信息需求依然在，把自媒体关了，那人们就会在外网，或完全靠群和私下交流获得信息，这会使得信息产品的等级更为恶劣。
你在群里看到的不少图片新闻产品的不实程度远远高于自媒体。
美国禁酒令的结果是，大量的假酒充斥了市场，这是管制的必然结果。口罩限价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没有第三方认证和质量保障的口罩在黑市销售。
提高产品质量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市场化，前期可能乱象丛生，但消费者会选择，会慢慢判断，哪些媒体是情绪收割机，哪些媒体是值得持续关注的，哪些媒体是没有底线的。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不过是市场化需要适应时间的一种现象。
四、中国舆论态的现状与未来
胡鑫宇案，大家都在等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肯定等不到，因为当下的中国舆论生态非常特殊。
民众在情绪的影响下，质疑的焦点转向了官方，但是，调查结果却是由官方来进行并公布的。
这种模式，在中国的舆论生态持续很长时间了。
而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是高度官僚化的，他们应对舆论的能力非常弱，甚至他们本能地就是以保护官员的帽子为出发点来应对这些事务。
比如胡鑫宇案中，第一时间公布的是受众需要得到的信息吗？不是，简单的官僚式的回应，虽然非常谨慎——比如只能缢吊没说明死因，但这并不是市场要的。就连具体的地点，也没说清楚，到底是仓库里，还是仓库外，一张照片就可以说明的问题，但却引发无数质疑。
市场中对这一案件的需求首先是猎奇，一堆的为什么。比如，为什么万人搜寻没找到，这么近为什么没发现？因为，这是一桩所谓的奇案。
这种官僚式的谨慎回答，只会让信息越来越少，越少就引发好奇心和质疑就越多。
更重要的是，即使官方出来调查结论，平息了舆论事件吗？并没有。唐山事件引发的情绪平息了吗？完全没有，哪怕重判当事人，这一事件就结束了吗？
没有当面采访受害女子这一点引发的质疑和情绪，就很难平息。
铁链女事件平息了吗？如果你到不同的群去问，有多少人相信官方结论呢？依然有很多人一直不信。
只能说热点过去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事件转移了，而不是舆论平息了。
这些未平息的情绪，会在下一次热点事件中形成更多的情绪，并会累加，这可不是什么好的信号。
因为每一个热点事件，都是民间舆论与官方调查直接对撞，媒体调查采访这一中间层正在消失。
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发达的自媒体、传统媒体的消亡，调查记者的躺平，不熟悉舆论生态的地方政府，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各种舆论事件奇迹般发酵放大的原因。
作为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孩子失踪，一个打人的治安事件，并不稀奇，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却变成了举国关注的大事件。
我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这类事件会不断地出现，甚至造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与传统媒体受众不同，今天中国互联网自媒体的阅读者数量非常多。传统媒体是阅读型为主力，主要受众为民间的知识分子，但在视频化的今天，普通农民的休闲时间都在参与社会舆论了，而在十几年前，他们完全不是媒体的客户。
大量新客户冲入市场，是自媒体的黄金时代，但却使得信息产品出现大量低质量产品，不少公号客户、有阅读习惯的人是不愿意看抖音的，因为找不到多少他们认为的高质量产品。
消费者对信息产品的偏好和习惯，必然会带来从业者的改变，这是由消费者主权决定的。
口语化、通俗化，说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的话，就成为短视频培训的标准要求，否则你的客群必然减少。
焦虑、负面情绪是最重要的情绪来源。从业者一看，说好话，讲好事，没人看呀，只有讨论负面新闻才有阅读量，那紧跟热点，进行批评就是一个符合消费者主权的必然选择。
我也不能逃脱这一规律，我谈经济学，批评民间社民主义观念时，没有多少阅读量，但批评负面事件，阅读量都很高，只不过我个人的偏好依然是传播经济学，完全迎合市场会让我个人不爽罢了。
但是，从长期来看，在管制条件下，没有人能逃脱经济规律的支配。被流量所吸引是必然的事，正如我评价中国媒体生态，也得找一个热点话题来评论一样。
媒体业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的公立医院是一个问题。
放开，会导致短时间的行业乱象，会有大量的人骂私人老板黑心，就如同鞋子让私企做，当年福建人还用纸做过皮鞋，但时间一长，消费者主权会决定让哪些优秀的企业赚到钱，会驱逐乱来的企业。
医院也是一样，印度的医疗市场化，创造了全世界最好的平价医疗，现在印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就诊量发生在民营医疗体系，还成为了欧美人跨国医疗的首选。
中国在医疗市场中的改革就陷入了摇摆，市场化改革未能全面推动，现在的官办医保让市场上只有一个消费者——医保基金，消费者主权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很难产生优秀的医疗企业。
完全可以推断，未来十年内，中国很难再出现过往数十年来的医疗服务质量大幅提升的现象了。
客观地说，今天的中国，言论比十年前更加多元化，哪怕管制存在，这一结论依然是一个事实，一件事，你可以在公众号、短视频看到不同人的不同观点。
但半吊子的市场化，预期的不稳定，带来的问题依然很大。
媒体市场与其他市场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行业的产品标准非常主观，是受到人们的观念制约，特别是时政类的自媒体。
这使得中国这样的一个处于转型的社会对舆论极其敏感。
简单来说，就是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自媒体。司马南能火，不能简单地认定有官员在支持他，更应该问的是，他凭什么有五千万粉？这五千万人都是主动加他的。
但是，让这个市场拥有更多的长期利益者，是必然会让产品质量持续提升的。
只不过，对这一前景，我不是很乐观，因此，中国舆论生态的未来，我也挺担心的，各种热点事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社会舆论分裂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完）
情感先于真相：“胡鑫宇案”背后的混乱舆论场如何生成
2023年1月28日，江西上饶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失踪106天的江西高中生胡鑫宇遗体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被发现。此消息再度激发全网舆论声浪。一段时间以来，网民持续追踪和关注胡鑫宇案，这不仅是因为该案充满悬疑的失踪情节，还在于人们对一位少年生命的关切和尊重。人民网也曾评论称，要“加快寻找胡鑫宇，用实际行动回应舆论关切”。随着胡鑫宇遗体被发现，该案也有更多的疑问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回应。
在本案中，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为什么胡鑫宇案会引发全网共情，背后的社会机制如何？二是在全网“寻找胡鑫宇”的过程中，为什么“光头老师和校长偷偷删监控”“胡鑫宇被摘取器官抛尸河中”等非理性、未经证实的谣言大行其道？对此特推出本文，分别从后真相时代传播的非理性和陌生社会的命运共同体角度切入，希望带来一定的启发和思考。
传播中的非理性要素：一项理解未来传播的重要命题
现代文明始终奉理性为圭臬。这种观点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对人的灵魂作出理性、意气与欲望的划分，并认为理性统治意气与欲望；“理性人”假设也贯穿于对集群的大众心理学研究，并延伸到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在这种视角下，传播活动的非理性面向往往被视作一种失范与偏航，这种观点广泛存在于对舆论极化、民粹主义、网络暴力的分析之中。然而，也有学者提出，非理性因素不等同于非理性现象，关于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应摆脱社会问题的框架。这是一种独具慧眼的判断。
本文将结合媒介技术与传播系统的变革，从环境、机制和结果三个层面，探讨非理性作为基础传播要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一命题将有助于理解并回应，为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常常收效甚微，而诉诸情感的传播却能够一呼百应、应者如云；为什么短视频、直播等视频媒介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未来传播的发力点主要在哪里，等等。同时，也为后续的传播研究开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非理性要素不等于非理性现象
18世纪，“群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集群（crowd）非理性的问题逐渐进入政治精英的视野。集群非理性与越轨个体从一开始就被画上了等号。所谓越轨个体，是指精神狂热者和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罪犯，他们是非理性的化身，是具有破坏倾向的反社会分子，而集群非理性则是个体非理性加总之和。通过用“野蛮人”“返祖”等标签，政治家们一劳永逸地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也省去了回答集群为什么会变得非理性的麻烦。
后来，勒庞等社会心理学家在群体催眠、暗示、传染等传播现象的基础上提出，非理性不是固定于某个人的，而是一种流动的特质，任何个体都有可能在集群中失去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变得好斗、轻信、易怒。**因此，集群不是固定的人群，而是某种“特殊精神情景所展现的独特面貌”，**人人身上既有一个“文明”的自我，也有一个“原始”的自我。对“非理性”的认识由此完成了从“患病的他者”到“脆弱的你我”的视角转变。
尽管如此，学者们从来未曾放弃对理性的追求。在塔尔德看来，集群是非理性的，是一种“没有名字的野兽”，而公众则是理性的，是一种不基于身体上的接近，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因而更为独立和文明。帕克也在《群众与公众》中试图通过对集群作“群众”与“公众”的划分来回应“理性与非理性之辨”的问题。群众是易受暗示、偏执、情绪化的，而公众则是承认成员个人之间在差异和价值上的对立，是有批判力和富于理性的。
但是，公众与集群之间的界限也并非牢不可破，理想中的理性公众也有退化成非理性集群的可能。这种理性公众与非理性集群的二分立场贯穿始终，分别指示理想的目标与堕落的现状，由此孕育非理性传播的失范框架，以及对其进行干预和纠偏的管理视角。
**当然，在政治学者的眼里，非理性要素并非毫无价值。**作为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理性主义范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也试图将非理性要素纳入讨论范围中。交往理性要求参与者能够进行角色承担，换位思考，而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则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但是，角色承担首先是一项认知活动，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更加依赖公民的理性，而非情感和想象力。情感的作用仅限于促进理性程序的进行，而一旦公共生活变成了情感性的，公共性就处于危险之中。
理性优于情感的价值预设，为网络舆论贴上了负能量、敌意与颠覆性的标签，而在理性范式的主导下，情感对于形塑公共领域的作用常常被忽视。随着社会科学领域经历“情感转向”，以失范框架来看待非理性的视角正在受到挑战。
弗雷泽（Fraser）等哈贝马斯的批判者提倡多元实践，强调情感作为弱者的公共实践的价值。持认知主义情感观的学者也主张“同情”能为理性协商提供良好的基础。非理性因素（如情感）不等于非理性现象，是本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立足点。
传播学视角下的非理性
“非理性”的概念在文献中的出现频率很高，但是使用语境零散，含义也相当混杂。与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词一样，“非理性”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概念，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目标使用不同的方法，如将概念的使用划分为描述性的（descriptive） 和规范性的（normative）。本研究主张暂时悬置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失范框架，首先针对“非理性”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及其对传播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描述性理论的建构，以厘清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层面。
第一，从个体认知过程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是一种与熟思相对的信息加工机制。“理性”的词源是拉丁文“ratio”，意为人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出人类大脑的快与慢两种思维，其中快系统就是直觉系统，依赖感情、经验和记忆的无意识快速思考，慢系统是思考系统，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来进行判断。
在这一双模型的基础上，媒介心理学者提出“动机性媒介信息处理的有限容量模型”，来解释人们对具体媒介信息的加工效果。该模型假设人们的认知能力是一个容量有限的资源池，而信息加工的程度取决于人们能从池中调用的认知资源的多寡。人们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处理信息，有可能是因为处理该信息所需的认知资源超过了他们所能调用的资源上限，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动机去调用所需的认知资源。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人们不想、也无法对所有信息一一消化处理，因此依靠一些“捷思”（mental shortcuts）作出快速判断，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第二，从人类行动类型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是一种相对于计算（calculation）的动力机制。**非理性要素包含情绪（emotion）和感情（feeling）两个层面。情绪一词来自拉丁文“e”（向外）和“movere”（动），有着移动、运动的意义，在心理学中指情感性反应的过程，特别是非常短暂但强烈的体验；感情指的是情绪的主观体验，是情感性反映的内容，通常只用于指称人类的社会性高级感情。情绪、感情中并非完全没有逻辑理性的存在，而是缺乏连续的逻辑链条和完整的推理结构；所谓非理性要素对人类行动的驱动，指的是人们并非经过精确的利益计算而后作出行动，而是凭着直觉、冲动而采取行动。
**第三，从社交互动的角度来看，非理性代表一种有别于信息传递的交往机制。**一些交往行为本身未必构成人类知识与观点的增量，但是能够体现、维系或强化传受双方的关系，例如“吃了吗”“注意身体”“别熬夜”等话语，就其自身的信息量来说十分有限，关系价值大于资讯价值，但是这些表达所承载的关爱与亲密，才是其真正的价值。陪伴性媒介的发展也是基于这一逻辑：从慢节奏、无剧情的弱叙事电视节目的兴起，到网络主播陪观众打游戏、上自习，甚至直播睡觉的陪伴性直播内容，再到以全能、专属、亲密等为主要价值属性的虚拟偶像愈发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重关系轻信息、重体验轻逻辑的交往类型已成为社交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从符号载体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指的是一种有别于异质性观点表达的表征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为传染与复制，“人云亦云”的同质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络模因。“模因”一词是道金斯从生物学基因理论中借用的概念，用以指代人类社会中的文化传播单位，通过模仿和复制的方式在人脑间相互传染而进行传播。模因没有固定的形态，可以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Black Lives Matter”等口号，也可以是恶搞表情包、模仿性视频等图像，还可以彼此建立联系，形成一套具有影响力的叙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用“叙事星座”（narrative constellation）来概括人们凭空创造出的经济叙事，并指出，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相信某一叙事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引发共振，如导致了美国大萧条、比特币暴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共同喊出一个口号、共同攻击一个对象、共同挥舞一个标签、共同相信一个叙事，这种同质、同步的符号表征，能够迅速生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构成网络舆论的重要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非理性”从构词法来看是“理性”的反面，但实际上两者只是概括了人类认知与行为的不同侧面，不应被视作对立的概念。**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感情的反义词不是理智，而是感动能力的缺乏或过于泛滥的感情。在很多情况下，人的行为不是泾渭分明地只受到理性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驱使，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心理学家海特（Haidt）提出“骑象人”理论来解释两者的关系，即人的意识由“象”与“骑象人”组成，“骑象人”代表推理论证，“大象”则代表本能、直觉、下意识。大象所代表的因素发生在理性意识之外，却实际操控着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骑象人有时可以驯服大象，但更多的时候是服务大象。
认知神经科学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认知和情感在许多方面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非理性的四重维度均以二元性（duality）的形态加以呈现，但借用鸡蛋的比喻，“我们能将鸡蛋分离，并不意味着鸡蛋内部是独立的”；同理，对理性要素与非理性要素的区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独立的（that we can separate them does not mean they are separate）。“理性—非理性”的二元框架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路径（relational approach），帮助我们在对照中深化对非理性要素的认识和理解。
环境：媒介可供性与作为基础传播要素的非理性
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非理性其实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当下将非理性作为一种基础传播要素来加以理解，则需要以媒介生态环境的可供性为起点。
已有学者关注到了新媒介如何改变公众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基于情感而形成的交往关系的问题。新的媒介技术颠覆了以往的传播系统，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媒介效果等传播基本环节均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借助于媒介可供性（media affordance）理论，我们得以在“人-环境”互动理论框架下理解非理性要素的重要性。
一方面，媒介为人类行动提供可能性，导致人们产生与环境属性相契合的知觉和动作；另一方面，人们能动地利用技术的可供性，使其服务于自身的各种心理社会需求。可供性视角让我们以技术自身属性为起点，去拼接各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社会因素，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切入，来理解新传播系统与非理性要素的关系。
一是情感性、关系性要素得以进入传播系统。“富媒”之“富”，主要体现在感官通道数量和交互性的增加。从视觉符号到听觉符号，再到融合了多重感官的AR、VR等，传播的表征丰富度（representational richness）逐渐提高。虽然此时的传播仍然是有中介的（mediated），但是在构成要素上却日趋接近面对面交流。
所谓媒介演进的“人性化趋势”，指的就是从“信息传播”到“具有温度的信息体验”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原本因为信道狭窄而不得不被舍弃的情感性、关系性要素，例如语气、手势、场景，得以还原重现，传播活动愈发具有人性化的特征。这种交互日益朝着实时同步的方向发展。
以网络视频直播为例，实时交互下的观众-主播关系，远远超乎大众传播时代看似双向、实则单向的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观众的反馈甚至能够直接影响直播的进程和内容，使观众参与到真实的社会互动之中，从而形成一种专注的情感与关注机制，以及在当下瞬间彼此共享的现实。
二是以直觉、情感、经验为主要动力的说服路径更容易被调动。格里芬斯（Griffith）等曾经指出，技术的效果不在意见或观念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 却逐渐地改变感官作用的比例（sense ratio）或理解的形式，并由此引出了著名的“冷热媒介”学说。在麦克卢汉的表述中，“热媒介”具有高清晰度，受众不需要再调动身体各种机能去“参与”，只需要遵照它所规定的参与方式即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表征丰富度的提高导致媒介内容对受众的干预和占有增强，受众只需要沉浸到传播场景中，而无需进行更多的主动认知加工。例如，短视频就是一种高清晰度的热媒介，大多数短视频都短小精悍、高度结构化，通常有精心设计的“看点”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选取最“洗脑”的歌曲片段作为背景音乐。在这种“沉浸式注视”中，人们将自己完全交给视频创作者所创造的节奏与氛围，从而产生了较强的使用惯性、观看黏性与内容认可度。
VR 技术也是一种热媒介。在新闻报道中运用 VR 技术，能够使读者以第一人称视角“亲历”新闻现场，“参与”事件全程，而不再需要对着文字“脑补”画面，从而能够有效改变人们对新闻议题的态度和立场。在详尽分析可能性模型、启发-系统式模型等说服理论中，普遍存在以直觉、情感、经验为主要动力的说服路径，和以逻辑、推理、熟思为主要动力的说服路径。当人们不需要投入过多认知资源时，相应地就更容易调用快系统进行信息的加工处理，为直觉的调用、情感的产生和经验的激发创造条件。以沉浸代替旁观，以感染代替说理的传播效果将变得愈发普遍。
**三是诉诸情感成为微粒化信息中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互联网的联结特性充分激发了个体的价值。个体作为网络节点深度参与到内容的生产与分发过程中，整个社会从传统社会以机构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裂解到以个人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一个以资讯碎片化、需求碎片化、传播渠道碎片化和市场碎片化为特征的“微粒社会”由此诞生。
相较概念廓清、理论推演、事实阐述等理性要素，非理性要素与微粒化的信息环境有着更高的兼容性。普通微博用户的单条博文字数上限为 140 字，推特用户的单条推文上限只有 140 个字母，在有限篇幅中，事实与逻辑往往因为无法充分展开而略显无力，但情感和意志却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视频弹幕的信息容量甚至比微博还要小，并且难以形成完整连贯的对话流，因此常表现为单纯的情感抒发和模因的复制与增殖。
这些微资源的价值并非体现于社会整体信息量供给的提高，而是对于社会感性要素的呈现；这些要素原本不被掌握了传播渠道的专业人士所重视，因此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环节被层层过滤筛去，但微粒化的信息环境却使得这些要素的符号化、表征化成为可能。
应当看到，与其说互联网的匿名性、网络信息的图像化、数据呈现模式的信息流化让社会变得更加不理性，不如说是新媒介系统所能中介的对象完成了由理性要素到非理性要素的拓展。正如海特所指出的，作为“象”的非理性一直是主导人类行为与判断的最重要因素，只不过新的传播系统使得人类的直觉和情感更容易被触发、被表征，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可见性。
机制：互动仪式链与非理性要素的影响路径
在詹姆斯·凯瑞提出区分传播的仪式观（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与传播的传递观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这一主张后，以仪式的隐喻来理解传播活动的视角得到愈发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一个制造、保持、修补和转换现实的象征性过程，重要的不是我们通过传播获得了什么信息，而是通过传播我们与其他人获得了怎样的内在联系和对现实的共同理解。
这一观念所承袭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即传播是对行动的协调，是让双方进入一个共同的“世界”。实际上，从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家就十分重视仪式在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特别是欧文·戈夫曼，他对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展开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互动仪式”作为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的观点。
但是，这些研究仅强调了仪式的概念和仪式的社会功能，未对仪式发生作用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而美国心理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对互动仪式链的研究，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互动仪式的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这两大核心机制，则为我们理解非理性要素的作用方式提供了有益参考。
互动仪式链是一种微观社会学的视角，其研究落点在于“情境”，包含了共同聚集的场所、对外的界限、相互关注和共享情绪体验四种组成要素。信息传播可以分解为“触达-认知-认同”三个环节中，认同是最后一步，也是产生媒介效果最关键的一步，而互动仪式则回答了人们如何产生“认同”的问题。
首先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互动的参与者不仅注意到他人，还注意到他人的关注点与自己的相同。这里的重点不再是关注对象具体是什么，而是参与者之间的默契与同步。其次是高度的情感连带，用社会生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情绪感染”：人们在葬礼上感到更悲伤，在聚会中感到欢愉，在会话节奏确立时变得更加全神贯注。
情绪协调导致维系群体交往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的生成，促进群体中持续的信息交换与社交互动，由此导致网络社区的逐渐形成。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集体关注提高共有情感的表达，而共有情感会反过来进一步增强集体活动和互为主体性的感受，即情感共振和关系认同是相互增益的。
全通道、强交互、高同步的媒介系统，加强了行动者间关系的可识别性、可建构性，行动者间情感的可传染性、持久性，使得这种关系传播与情感传播成为共识建构的重要仪式。
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的重要意义。在经历了剧烈的现代化进程后，原本依附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开始解体，频繁流动的人口处于游离和松散状态。不同于前现代社会，人们“出生于”家庭，却需要“加入”社会阶层。
一方面，身份的不断消失和获得，造成了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危机， 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拥有很少的资源，选择余地较小，因此不得不通过寻找集体的归属，来弥补个体的脆弱。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传播活动所承载的信息量有限，与受众已有的知识结构高度重合，甚至客观来看信息质量一般，但并不妨碍受众对这些信息产生认同，究其原因正是情感共振与关系认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视频媒介之所以日益取代图文媒介成为人们首选的媒介消费对象，其中又以网络直播、弹幕视频势头最盛，正是因为这种消费行为构成了一种互动仪式，为受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感体验和共同体身份之确认。
结果：内容供给与舆论引导的新思路
信息论的核心观点是，信息是不确定性的消除，而作为其反面，噪音则是导致不确定性增强的一种存在。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与位移，其传播效果以传播者的意图是否达成为标准。在这一逻辑下，大众媒体高举理性和逻辑的大旗，以展现客观事实、提供深度分析为己任，自诩公共议程的“设置者”和公共信息的“把关人”。
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媒体机构的渠道垄断，让内容生产从由少数专业人士的把持转变为非专业精英与专业人士的共舞。短视频与网络直播平台普及后，传播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传播队伍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以来最为多元、最大规模的扩容，传播主体的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内容供给的局面。因此，在内容供给与舆论引导方面，亟需新思路来适应新局面。
在内容供给方面，应着重提高横向整合的能力。相较于新闻专业主义逻辑下强调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的内容生产，互联网所释放出的新兴生产力则带来了更加注重内容的主观性、情感性和体验性的内容供给。从传播方面来看，自媒体和普通用户所制造的大部分内容干扰了信息的传播与接收，造成了信息编码的模糊与信息解码的误读，使传播者的意图无法实现，应当被归结为一种噪音。
但是，内容生产格局发生剧变的同时，内容价值的评判标准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在人们看来，事实与逻辑固然重要，但不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筛选采信。上述本应被视为噪音的主观性、情感性和体验性内容，如今在受众的心中具备了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价值。
立场优先于事实、感性压制理性的“后真相”，构成了对理性逻辑的巨大挑战。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任基础是基于情感召唤，即“搏感情”，而公民社会的基础则是说理辩论的信任，即“讲道理”。因此**单纯摆事实、讲道理的内容无法“入脑入心”，公共领域应当融情会理，增加内容的“有效供给”。**谁掌握了横向沟通与立场整合能力，谁就能够将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和文化属性的人凝聚在一起，能够创造共享的传播体验与生命体验，能够占领传播高地，成为社会共识的协调者。这为主流媒体在未来传播中的发展策略指明了方向。
在舆论引导方面，应将治理目标从“人为的秩序”调整为“涌现的秩序”。不可否认，非理性要素一方面有助于观念共同体、认同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偏见共同体、群体盲从等问题的出现。网络意见表达和内容生产作为一个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特性。自组织的一大特性是“涌现性”，即在一个复杂系统的时间序列上一种功能与价值的突然出现。
**基于对这一特性的认识，网络舆论的治理目标应调整为“涌现的秩序”，将网络舆论的主体从至臻至善的理性宝座中解放出来，将非理性要素视作自然舆论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给予网络用户一定的表达空间。**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如何实现从管理者到生态共建者的转换，探讨如何通过对治理目标的调整和责任范围的调适，其中包括划定清晰的责任边界，监督违反规则的现象，确立冲突解决机制等，从而实现因势利导的良治。
本文从历史、对照、技术与过程视角出发，对非理性要素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情感转向”中，排斥、限制非理性要素的理性主义范式开始松动，直觉、情感、意志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关注。以关系视角视之，人类几乎所有的认知与行动都是由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共同驱动的，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摆脱失范框架为理解非理性要素打开了更宽的视野。
从环境层面来看，这些要素在新传播系统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呈现和调用；从机制层面来看，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分别对应这些情感公众形成的关系路径与情感路径；从结果层面来看，主观性、情感性和体验性内容成为未来发力的主要方向，而舆论监管则应充分考虑涌现性，将非理性要素视作自然舆论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给予其一定的空间。非理性要素的引入，将为互联网的动员机制、社会治理与舆论引导、国家-公众的协商互动等重要问题的回应提供新的进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 ，作者：杨颖兮、喻国明
作为一名近20年前在某中级法院刑庭工作的法官、办理并经历过无数死刑案件的川大法学院韩旭教授的学术性建议，值得主持建设诚信社会的政府充分考虑！
【四川大学法学院韩旭教授：从胡鑫宇案看政府公信力
“胡鑫宇案”的警方通报一经公布，立即引发全国舆论的关注，公众质疑声四起，很多疑团未能解开，政府公信力无疑再次遭受重创，面临着“雪上加霜”的信任危机。
一、 政府公信力深陷“塔西佗陷阱”
胡鑫宇尸体在金鸡山区域树林中“缢吊”被发现的消息发布后，家属和网民普遍提出质疑：尸体发现区域属于后山范围，距离致远中学仅有5分钟的步行距离，为什么在胡失踪后106天才被找到，且该区域已经被多次搜索，包括家属找来的搜救犬和蓝天救援队等民间搜救组织，警方也组织了上千人的搜救队展开“地毯式”搜索。公众甚感蹊跷和扑朔迷离。不少网友提出：这是在侮辱全中国人们的智商，背后肯定有更大的“黑幕”，等等。 无疑，该事件使得政府公信力再一次严重下降，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再一次出现。联想到前几年的政府（司法机关）信任危机事件，每一次都使政府或者司法公信力严重受挫。 明明王立军逃到美领馆，重庆市政府的官方网站——华龙网却说“王立军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严重不适，现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 梁思成的故居被拆迁，引发公众质疑，当地政府回应说这是“保护性拆迁”；湖州市某法院明明办“人情案”“关系案”，法院为了减轻被告人罪责，却在判决书中曾言：临时性强奸。 公众结合上述政府和司法不诚信的案例，指出“临时性强奸——保护性拆迁——休假式治疗”对政府和司法极具讽刺意义的总结。 “塔西佗陷阱”是以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名字命名的定律或者陷阱，其大意是：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你讲真话还是假话，老百姓都认为你在讲假话；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你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老百姓都认为你是在做坏事。 我国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陷阱就是“塔西佗陷阱”。再看看若干前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被执行死刑案，药被执行死刑的新闻发出后，不少网友质疑：药家有钱，会不会“调包”，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不是药家鑫。当时笔者颇为震叹：连这都有人不相信！ 笔者作为一名近20年前在某中级法院刑庭工作的法官，办理并经历过无数死刑案件，从未有人对此提出怀疑。
二、 政府公信力不高的生成原因
政府公信力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来已久，且有日趋降低之势。分析原因，无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 满口谎言，掩盖真相
上述案例中，除了“胡鑫宇案”尚有待查证外，其他案例尤其是”王立军案“中的政府官方网站通报已被证实是虚假。作为一级政府网站，在发布新闻时向社会公众公然撒谎，公众当然”不买账“。纵观近些年发生的信任危机事件，无一不与政府不讲诚信、不如实公布事件真相有关。掌握话语权的某些官员，以为百姓可以“糊弄”，岂不知网民会“穷追不舍”，直到“挖出”真相为止。他们之所以敢于撒“弥天大谎”，主要是想掩盖事实真相或者以此平息舆情，但是往往适得其反、欲盖弥彰，最后不得不在大众的“唾骂”声中被迫公布真相。 在现代网络社会，为官者一定不能低估网民的能力和舆论的影响力。
（二） 应对不力，处置迟缓
“胡鑫宇案”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并前后出动了5,000人上山搜索，并拟邀请国内权威的刑侦专家参与，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政府处置迟缓、应对不力有关。例如，公众质疑的尸体发现地点与学校近相距400米，且事隔106天，为什么尸体未能被发现。据多位曾到过金鸡山的新闻人士介绍：金鸡山虽名为“山”，其实是丘陵，里面住有村民，还有墓地，树林并不茂密。缢吊尸体目标很大，也不难发现。 既然在尸体上发现了一支录音笔，这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甚至是解开谜团的重要证据。“录音笔之谜”的解开并不难，录音内容公布是“扑灭”汹涌舆情的切入点。然而，从尸体发现距今已有三日，仍未见录音内容的公布。 这也反映出当地警方反应的迟缓、处置的不力。难怪家属对当地警方颇有怨言，并质疑警方的最新通报。
（三） 逻辑荒谬，难以服人
公众之所以感到蹊跷和离奇，主要是该案中公众关心的诸多疑点，警方通报并未解释清楚，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很难让人信服。例如，既然警方在2023年1月7日通报中称：出动上千人冒雨对后山进行搜索，家属也说尸体发现位置属于多次搜索范围，为什么没有发现该尸体，现在却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具尸体？还有一系列问题尚待解释：致远中学是封闭式管理，且是在新冠疫情严密防控阶段，胡是如何离开学校的？翻墙还是从校门出走离开？抑或是被人以其他理由开车带出？若是自缢，其绳索来自哪里？脚下是否有用于自缢的垫脚物？自缢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胡是在出走一段时间返回后新近自缢的，那么为什么在其衣服上未发现身份证件？其是如何住宿和乘车的？ “谣言止于真相”，之所以该案民间有“贩卖器官说”|“光头校长说”等“阴谋论”，很大程度与真相未被及早公布和公众的各种疑问没有权威有力和逻辑自洽的及时回应有关。
（四） 背离法治，行权无据
政府公信力来自对法律的忠诚和信守，一个不讲法治的政府是不会有公信力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公安机关立案后才会有现场勘验、尸体解剖之类的程序展开。从通报内容看，既有勘验中家属和律师的见证，又有尸体解剖的警察行为，还有聘请国内权威刑侦专家的参与，更有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这些欲查明事实真相的行为虽值得称道，也表达出当地警方对此案的高度重视。 但是，所有这一系列做法，更像是对待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行为。但是，不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该案并未进行立案，也就是未开启刑事诉讼的大门，侦查行为将是“皮之不存”，法律依据不足。 如果胡案如此，今后若警方遇到失踪或者自缢案件又该何为？殊不知，兴师动众、耗费资源花的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这也暴露出当地权力行使之恣意。 若不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法治政府永远无法建成，政府公信力也不会提升。
三、 政府公信力提升和舆情应对
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应针对以上制约因素，从以下诸方面发力：
（一） 第一时间公布真相，有效回应公众期待
查明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既是公权机关的职责，也是其拥有的各种调查资源能够为之的。但是，法治社会的一个要素是公众拥有知情权，尤其是对重大敏感案事件。 监督权来自于知情权，如果没有知情权，又何以可能进行监督？因此，政府应讲诚信。法治政府建设标准中就包含了诚信政府这一指标。“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有“诚信”要求，让社会公众诚信，首先需要政府讲诚信。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以吏为师”的说法。就“胡鑫宇案”而言，对舆情的最好应对方法就是尽快公布事实真相。人民网呼吁广大民众：“网友们不要相信谣言，而应相信权威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权威信息”就是“真相”。昨日的人民网再次发声：“应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查明事实真相”。 公众尽快想知道：胡鑫宇死亡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什么包括搜救犬和家属在内多次搜索过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发现该尸体？胡鑫宇死亡时间究竟是何时？若是自杀，动机是什么？胡鑫宇是如何离开致远中学的？等等。
（二） 针对公众疑问，详细进行解释论证
警方通报之所以没有公信力，是因为公众关心的疑点和问题均未能在通报中找出答案。不仅公众不信服警方通报，就连胡的亲属也对此提出质疑。很大原因是警方通报语焉不详或者自相矛盾。有网友甚至直言：“事出反常必有妖”。因此，当地政府应当作出前后一致、逻辑自洽的解释。他们需要对公众疑问进行详细周密的论证和说理。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尤其是要对为什么警方组织搜索和家属自行搜索等多次搜索的区域竟然没有发现该尸体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 后续还需要做的是明确该录音笔是否系胡的哥哥为其购买的那支笔？是否有偷梁换柱行为？里面若有录音，是否为胡的声音？表述是否自然？有无外力胁迫等？当然，这需要鉴定、辨认等措施的支持。
（三） 遵守程序法治，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谚：“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所谓“看得见的方式”其实就是“程序”。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在事实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程序就成为检验实体是否公正的“试金石”。家属已经向当地警方提出“异地侦查申请”，虽然该申请“于法无据”，但是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法理，更容易获得家属和公众的认同，也说明家属已对本案由当地警方办理失去信任和信心。 我认为，结合前期的种种社会猜测，对于这样一个举国关注的案件，由江西省公安厅或者公安部指定异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虽然这可能增加办案的成本，但是可以获得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能够有效平息舆情，不失为一项可供选择的化解危机方案。同时，借助此案还可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对于死因不明尚未立案的案件，可否建立一套完备的死因调查和审理程序，为此类案件的调查提供法律依据。
『四川大学法学院韩旭教授：从胡鑫宇案看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