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目击马杜罗在委内瑞拉被捕，其经济废墟上通胀率曾飙升至百万之巨；

我们旁观伊朗街头的动荡，其货币里亚尔贬如废纸。

全球媒体的镜头迫不及待地对准这些“失败国家”，仿佛一切灾难都源于当地的愚蠢与腐败。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傲慢的短视。

当你细究其根源，便会发现一条清晰无比的脉络：

这一切，都始于中枢神经系统被麻醉——利率信号的彻底失效。

这正是格林斯潘在2000年后，对美国所做的事。

市场经济的核心，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这种诗意的比喻，而是一个精密无比的神经系统。

这个系统的核心信号，就是利率。

财货的价值源于人的主观需求排序，而利率，正是当下财货与未来财货进行交换的时间偏好的货币化表现。

它是千万个消费者、储蓄者、企业家在时间维度上进行选择、博弈后形成的自然价格。

它告诉企业家，社会真实的储蓄有多少，可以支持多长期限、多大风险的生产投资。

利率是一种信号系统，它协调着跨期的生产结构，确保资源从消费向生产环节的流动，与人们的真实储蓄意愿相匹配。

格林斯潘干了什么？

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他以“抗衰退”为名，挥舞着美联储的权杖，蛮横地将联邦基金利率这个最重要的价格信号，人为地、持续地压制在接近零的水平。

这无异于给一个健康人注射了大量麻醉剂，让他的神经系统全面瘫痪。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警告：

任何人为压低利率至自然利率之下的尝试，都会发出错误的信号，诱导企业家进行他们本不会进行的、“迂回”但更耗时的投资。

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资源错配狂欢开始了。

接近零的利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货币的时间成本几乎消失。

过去，一个信用不佳、收入不稳定的工人，他的高时间偏好（急需当下消费，难以储蓄）决定了他在自然利率下，根本无力承担三十年房贷。

但现在，美联储制造的幻觉出现了：每月还款额低得可笑！

那些曾经被市场理性判断为“不合格”的次级借款人，一夜之间，在银行的计算模型里全部“合格”了。

这不是市场的发现，而是中央计划者对市场信号的强暴。

华尔街的“贪婪”？

笑话！

在扭曲的信号指引下，向着虚假利润最高的领域疯狂配置资源，恰恰是企业家精神在错误价格下的理性反应。

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破坏”，其前提是价格信号基本正确，破坏的是真正落后的产能。

而在被麻醉的神经系统下，创造出来的是遍布全国的“鬼城”和根本无力偿还的抵押贷款合同，最终迎来的，只能是毁灭性的、毫无建设意义的总清算。

格林斯潘递上的，不是救赎的美酒，而是一杯让整个经济机体神经错乱、最终走向癫狂的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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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币如何被驱逐

如果说美联储扭曲了价格信号，那么美国政府的住房政策，则是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制度化地摧毁了风险定价的能力本身。

这并非市场失灵的偶然，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道德绑架”与“政治寻租”相结合的制度之恶。

今日我们批判某些国家“裙带资本主义”，殊不知，这套玩法在次贷危机前的美国，已被包装上“社会正义”的外衣，玩到了登峰造极。

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RA），就是这份恶法的总纲。

它基于一个荒谬绝伦的前提：银行因“种族歧视”而系统性拒绝向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放贷，放弃了巨大商机。

这种论断，完全无视了风险定价这一金融业的基石。

巴斯夏在《法律》中写道：

法律的功能应是防止强夺，而非自己成为组织强夺的工具！

CRA的本质，就是法律以“公平”之名，强行要求金融机构进行非商业、高风险的信资配置，这是对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公然践踏。

这部恶法在实践中如何运行？

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寄生性利益集团网络。

以ACORN为代表的所谓“社区组织”，成了合法的制度性敲诈者。

其流程高效而无耻：

狙击银行合并或新设分支的申请→→→以“社区 reinvestment 不足”为由向监管施压→→→银行被迫坐上谈判桌→→→达成“和解协议”：银行支付巨额“捐款”（实为保护费），并承诺在未来数年发放数十亿计、条件极其宽松的指定社区贷款。

这不是市场交易，这是持照抢劫。

更令人发指的是，作为监管者的美联储，竟亲自下场撰写“作恶指南”。

其发布的《减小差距：机会均等借贷的方针》等文件，明确教导银行如何放弃传统审贷标准：忽略收入证明、突破还款收入比上限、将“信用咨询”等同于信用历史、甚至暗示可以寻求“合作”的评估师来获得理想估值。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深刻地揭露：

那些构建社会工程的“知识精英”，往往对自身方案的真实成本（由他人承担）惊人地漠视。

美联储的官僚们，正是如此。

他们陶醉于“帮助弱势群体”的道德优越感中，而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炸弹，埋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地基之下。

银行家们为何就范？

因为在被扭曲的信号和强制的命令下，他们的最优策略已然改变。

当政府干预扭曲市场时，企业家会调整行为以适应扭曲，寻求在干预体制下的最大套利空间。

既然CRA贷款有政府压力，且能打包卖给“两房”转移风险，那么积极发放此类贷款，便从商业冒险变成了稳赚不赔的政治套利。

良币——即严守风险纪律的审贷行为——就这样被制度性驱逐了。

“两房”与全球掠夺链

当银行系统被灌下利率毒酒，又被CRA恶法逼良为娼，生产出海量高危贷款时，一个关键问题浮现：

如何让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持续下去？

如何让这些垃圾资产，看起来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并让全世界都来接手？

答案，就是创造出两个史无前例的“扭曲放大器”——房利美与房地美。

它们的存在，完美诠释了何谓“社会化风险，私有化利润”的终极形态。

“两房”是典型的“政府资助企业”（GSE），这种设计本身就是经济学上的怪胎。

它们享有私营公司的利润（高管天价薪酬），却背负着联邦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

这种“赚了归自己，亏了纳税人兜底”的非对称激励，用霍普的话说，是一种基于国家垄断暴力支持的制度性产权侵害。

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侮辱。

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政治压力要求“提高住房自有率”（尤其是少数族裔）。

“两房”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使命：大量收购并证券化包括次级贷款在内的抵押贷款。

这等于为银行体系提供了一个深度无限、且几乎无风险的垃圾出口。

银行欢天喜地将有毒资产甩给“两房”，回收现金，然后转身制造更多垃圾。

柯兹纳所强调的企业家“警觉”，在这里完全被引向了对政治套利机会的警觉，而非对真实市场需求与风险的警觉。

接下来，便是金融炼金术的关键一步：证券化与评级合谋。

“两房”将数以万计质量可疑的贷款打包，切成复杂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

由于市场普遍相信这些证券享有“美国政府信用”的隐形背书，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毫不犹豫地给出了AAA的最高评级。

这绝非简单的“失职”，而是在扭曲的制度环境下，评级机构为迎合最大客户（“两房”及华尔街大行）需求而进行的理性合谋。

真实的信用风险，被一层层复杂的金融工程和政治担保彻底掩盖。

于是，一条从美国贫民区蔓延至全球的掠夺链最终形成：

1、源头扭曲：美联储压制利率 + CRA强制放贷，制造出有毒原生资产。

2、风险转移：银行将垃圾贷款卖给“两房”，兑现利润，转移风险。

3、信用漂白：“两房”将其证券化，评级机构赋予AAA光环。

4、全球倾销：全球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主权基金（包括中国、欧洲、日本等），在“安全、高收益”的诱骗下，疯狂购入这些“特制金融鸦片”。

整个链条中，政客获得了选票和“人道主义”名声；

“两房”高管和华尔街精英获得了天文数字的奖金；

社区组织获得了资金与影响力；

普通借款人暂时圆了“美国梦”。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直到音乐停止。

杨小凯曾警示过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即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且坏制度具有巨大惯性。

美国这场危机，恰恰是其自身制度内核中干预主义与裙带资本主义的“先发劣势”的总爆发，并将全球拖入了其制度缺陷的泥潭。

掠夺者的加冕与体系的循环

2008年，音乐终于停止。

当美联储开始加息（即便只是加到依然很低的水平），被扭曲价格所掩盖的真实时间偏好瞬间显形。

无数“房奴”断供，MBS和CDO价值暴跌，持有它们的全球金融机构顷刻间血流成河。

一场起源于美国住房政策的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这正是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精确预言：

人为低利率引发的不当投资狂潮，必然以崩溃和萧条告终，其惨烈程度与干预的深度和持续时间成正比。

然而，最讽刺、也最可悲的一幕在危机后上演。

那些亲手设计、推动、执行了这一切的元凶首恶——美联储的官僚、推行CRA的政客、逼迫“两房”承担政治任务的行政官员——非但没有被问责，反而摇身一变，以救世主的姿态粉墨登场！

他们用纳税人的钱，以“大而不能倒”为由，巨资救助那些因执行他们错误政策而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包括“两房”本身）。

这等于对全社会进行了一次二次掠夺：

先是通过扭曲政策掠夺未来（制造泡沫），再通过救助政策掠夺纳税人（消化损失）。

特权在制造危机后，反而借清算危机之名，进一步扩张了自身权力。

随后，他们主导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等史上最庞大、最复杂的金融监管法案。

其核心逻辑不是反思和废除制造扭曲的根源（如美联储的利率操控权、CRA、“两房”的畸形地位），而是将危机归咎于“市场失灵”和“监管不足”，从而为自己，也为整个官僚体系，攫取了前所未有的、渗透到金融毛细血管的监管权力。

一场由“政府失灵”引发的灾难，最终成了“强化政府干预”的完美理由。

这是人类制度史上最成功的危机公关与权力寻租。

于是，体系完成了自我巩固的循环：

制造危机→→→推诿责任→→→用公众资源救助盟友→→→以防范危机为由扩张权力→→→为下一次更大危机埋下伏笔。

今日之世界，无论东方西方，我们仍深陷在这个循环之中。

央行们可以肆意进行量化宽松（QE），将利率压制在零甚至负值；

政府们可以以“刺激”、“公平”、“安全”等各类名目，更深地干预信贷配置与资本流动。

回望伊朗的街头、委内瑞拉的废墟，以及无数受困于斩杀线的美国人，我们必须清醒：

灾难的根源， 极少来自市场自发的愚蠢，而总是源于高高在上的智慧试图规划人间秩序的狂妄。

当权力决定价格的信号，当法律强制违背契约的“善行”，当承担风险与享受收益的权责被制度性割裂，那么，无论其旗帜多么鲜艳，口号多么动人，一条通往动荡、萧条乃至废墟的道路，就已经铺就。

奥派经济学留给我们的，不是预测具体危机的水晶球，而是一套审视所有干预政策的冰冷解剖刀，它无情地揭示：

任何背离自由选择、自愿交易与个人责任的道路，无论走了多远，看起来多繁华，其终点，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