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七月四日，美国人都会陷入一场盛大的集体癔症。

烟花、烧烤、星条旗……他们在庆祝一个早已背叛自己基因的节日。

如果托马斯·杰斐逊能从坟墓中爬出来，他会抓起一本《人的行动》摔在这些醉醺醺的子孙脸上——你们庆祝的“独立日”，本应是自由选择权的永恒庆典，如今却沦为中央集权的赞美诗！

七月四日根本不是美国“国庆节”。

它的正确名称是“独立日”——这是一次暴力分离行动的成功纪念。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从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中分离出去，不是基于什么神圣的“国家建构”，而是基于最朴素的经济学原理：

当交易成本高于收益时，理性人选择退出。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的那段话——“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被今天的学术界阉割成了哲学空谈。

但对于理解奥派经济学的人来说，这就是制度竞争理论的先声！

政府的合法性源于它提供的服务是否被消费者（公民）自愿购买。

当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强加《航海条例》、《糖税法》、《印花税法》时，这等同于垄断企业强迫消费者购买劣质且高价的服务。

分离，不过是消费者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强调：

知识是分散的，任何中央计划者都无法掌握全部信息。

1776年的北美殖民者比伦敦的官僚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模式。

张维迎也在《市场的逻辑》中指出：

企业家精神不仅存在于商业领域，更存在于制度创新领域。

美国国父们正是制度企业家，他们进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创业”——通过分离创立新的治理公司。

但今天的美国人忘记了：

他们的国家诞生于一次成功的“退群”。

杰斐逊在首次就职演讲中公开宣称容忍分裂思想，这不是政治修辞，而是基于对垄断的天然警惕。

一个不允许退出的联盟，本质上是垄断组织；

而垄断必然导致服务质次价高、剥削消费者。

杰斐逊比林肯早六十年明白这个道理：

退出权是防止政府沦为暴政的唯一有效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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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经济政变：从自愿联邦到强制帝国的血腥转型

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后，新英格兰各州酝酿分离。

杰斐逊的回应是什么？

他在信中平静写道：

“若留在联盟里对他们好就让他们留下，如果分开对他们更好就让他们分开。”

这种豁达的背后，是对自发秩序的深刻信任——哈耶克后来系统阐述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其前提正是允许子系统自主选择进入或退出。

然而到了1861年，一切都被颠覆了。

亚伯拉罕·林肯的战争不是“维护统一”，而是一场经济学意义上的暴力垄断化进程。

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一针见血：

国家本质上是抢劫机构，而林肯将这种抢劫制度化了。

让我们用数据撕开这场政变的真相：

第一，关税剥削机制。

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将平均关税率从20%提高到47%，北方工业集团通过政治机器，强迫南方农业州以高价购买北方工业品，同时低价出口棉花。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跨区域财富转移。

南方各州计算出，脱离联邦后关税负担将减少至少80%——这不是政治煽动，而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选择。

米塞斯在《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中指出：

人总是追求以较小代价换取较大收益。

当留在联邦的代价高于收益时，分离成为唯一理性选择。

第二，货币垄断的建立。

1862年《法定货币法案》授权财政部发行“绿背钞”，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全国性强制法定货币。

林肯政府以枪杆子为背书，剥夺了各州和私人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

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论证过：

货币发行权一旦被政府垄断，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财富掠夺。

内战期间，北方物价上涨了80%，这是通过货币贬值进行的隐形征税——罗斯巴德称之为“国家最大的骗局”。

第三，土地利益的重新分配。

1862年《宅地法》和《太平洋铁路法案》，表面上是“开发西部”，实则是北方资本集团与联邦政府的分赃协议。

数千万英亩土地被无偿或低价授予铁路公司，这些公司又以高价卖给移民——南方种植园主被排除在这场瓜分盛宴之外。

柯兹纳在《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强调：

真正的市场竞争必须开放准入。

林肯的“统一”实则是关闭南方资本进入西部市场的通道。

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高呼“民有、民治、民享”，但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规模扩张了400%，国债从6500万美元飙升至27亿美元——这些债务最终通过通货膨胀和税收，转移给了全体公民。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描述的“创造性破坏”，在这里变成了国家的破坏性创造：

用暴力摧毁旧的自愿联邦秩序，创造出一个不可退出的强制帝国。

更讽刺的是，林肯自己的行为背叛了杰斐逊原则。

他在1861年7月4日对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

“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民，只要有决心、有能力，就可以起来革命，摆脱现政府，成立新政府。”

但同一张嘴却下令军队入侵南方各州——这其中的逻辑矛盾，只能用“我的分离是革命，你的分离是叛乱”的强盗逻辑来解释。

霍普在《民主：失败的上帝》中痛斥：

现代国家通过民主神话，将强制美化为“人民意志”；

而林肯正是这一骗术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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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到苏联：强制统一的癌症

美国不是第一个背叛分离原则的国家。

从古至今，强制统一都是人类自由的绞刑架。

先看罗马帝国的教训。

罗马最初是意大利半岛的自愿同盟（Socii），各城邦保持内部自治，只在防御和外交上协调一致。

但随着罗马中央权力的扩张，同盟者要求完全公民权——这本质上是要求退出权被尊重。

公元前91-88年的同盟者战争，正是分离运动遭到武力镇压的典型。

结果虽然同盟者获得了公民权，但代价是自治权的彻底丧失。

罗马从多元帝国变成中央集权官僚机器，税收暴涨、经济僵化，最终在外部冲击下崩溃。

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中指出：

中央计划必然导致计算混乱和资源错配，规模越大崩溃越惨烈。

再来看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的经济本质。

这被后世颂扬为“统一伟业”，实则是消灭制度竞争的垄断行为。

张维迎在《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中分析：

战国时期的各国竞争，实际上是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赛马”。

秦国的法家模式胜出后，立即禁止其他模式的存在。

结果是秦朝14年而亡，因为垄断的制度失去了改进动力。

哈耶克的“知识问题”在此显现：

消灭了制度多样性，就等于消灭了解决问题的一切替代方案。

现代的苏联：不允许退出的婚姻必然成为地狱。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理论上允许加盟共和国退出，但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试图行使这一权利时，戈尔巴乔夫派出了空降兵。

罗斯巴德在《权力与市场》中分析：

苏联的本质是一个巨型卡特尔，各共和国被强迫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中央输送资源。

当爱沙尼亚发现与芬兰贸易比留在联盟内更有利可图时，退出成为理性选择——但卡特尔组织者（莫斯科）用暴力维持垄断。

最终苏联在1991年崩溃，证明了一个经济学真理：

靠强制维持的统一，其交易成本终将高到无法承受。

回到美国。

内战后确立的“联邦至上”原则，在经济学上等同于消灭地方政府间的制度竞争。

各州不能再通过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管制、更好的公共服务来吸引居民和企业——因为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已被华盛顿没收。

这就好比禁止企业进行价格和质量竞争，最终所有消费者都只能接受劣质高价产品。

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在政治领域被窒息，制度创新陷入停滞。

更阴险的是，联邦政府通过“条件性拨款”（如高速公路资金必须接受联邦监管）和“优先立法权”，系统性侵蚀州权。

这就像一家垄断企业，通过捆绑销售和排他性合同，扼杀所有潜在竞争者。

柯兹纳所描述的“企业家警觉性”在政治领域被压制——地方政治家即使发现了更好的治理方案，也无法实施，因为华盛顿手握财政和立法大棒。

全球强制联盟与微弱的反抗火种

今天的美国人生活在双重囚笼中：

他们庆祝祖先的分离壮举，却默认自己无权分离；

他们歌颂自由市场，却接受着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政府垄断。

欧盟的演变提供了现代版教训。

它最初是煤钢共同体——自愿的专业化合作组织。

但一步步演变为布鲁塞尔中央官僚机构，试图建立“日益紧密的联盟”。

《里斯本条约》第50条虽然规定退出程序，但当英国真正启动脱欧时，遭遇的是惩罚性条款和妖魔化宣传。

这证明了霍普的论断：

任何权力机构都不会自愿允许退出，因为退出意味着垄断租金减少。

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兴起，是分离权的技术表达。

中本聪创造比特币时，其精神内核正是退出法币系统的权利。

当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掠夺储蓄时，公民可以选择另一种货币——这是货币领域的“分离宣言”。

然而各国政府正全力围剿加密货币，因为正如罗斯巴德所言：

国家最恐惧的，就是人民拥有退出其货币垄断的选择权。

美国国内，远程工作的普及让“用脚投票”有了新含义。

科技工作者离开高税收、高房价的加州，涌向德州、佛州——这是个人层面的分离运动。

但联邦政府通过税收联网、全国性监管，极力缩小州际制度差异，让“投票”越来越停留在纸面。

最讽刺的是，当加泰罗尼亚、苏格兰、得克萨斯州出现分离呼声时，主流媒体一律斥之为“分裂主义”——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正是靠“分裂”诞生的。

这其中的双重标准，暴露了现代国家的根本虚伪：

它把自己的一切暴力起源美化为“革命”，把他人的分离诉求污名为“叛乱”。

杰斐逊如果看到今天的美国，他会看到：

一个比他的时代庞大千倍的联邦政府，开支占GDP的40%（1789年不到1%）；

一个通过美联储实施货币垄断的金融暴政，1913年以来美元购买力贬值了96%；

一个用“国家安全”和“种族团结”包装的强制联盟，任何退出讨论都被视为禁忌。

但他也会看到不屈的火种：

新罕布什尔州的“自由州项目”，数万自由意志主义者迁居该州，试图从内部改变政治生态；

怀俄明州通过法律承认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探索数字时代的治理分离；

德克萨斯州宪法保留“分裂权”条款（尽管联邦不承认），维持着理念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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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即退出权

七月四日的烟花，是美国人民为自己建造的精神牢狱举行的落成典礼。

他们庆祝祖先挣脱了一个帝国，却默认自己必须永远效忠另一个帝国——这个帝国用福利、战争、货币贬值和民族主义神话，将自己的人民囚禁在无形的疆界内。

奥派经济学给了我们一把钥匙：

一切自由的本质，都是选择权；

而最终极的选择权，就是退出权。

没有退出权的“自由”，如同没有离婚权的婚姻——那不过是合法绑架。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警告：

一旦取消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计算变得不可能，文明将走向崩溃。

我们可以补充：

一旦取消政治领域的“退出权”，制度竞争变得不可能，暴政将必然滋长。

从1776年到2023年，美国完成了一个悲惨的循环：

从最激进的分离实验，堕落为最僵化的强制联盟。

当今天的爱国者高喊“USA！USA！”时，他们实际上在庆祝自己选择权的消亡——庆祝自己从“联邦公民”降格为“帝国臣民”。

真正的独立日精神，应该是对下面这句话的每日重温：

“任何政府，无论它多么强大、多么古老、多么神圣化，都无权将它的人民永远囚禁在它的疆域之内。自由，必须包括退出的自由；没有退出权的社会契约，不过是一纸投降书。”

这不仅仅是政治宣言，更是经济学铁律——因为自愿合作永远比强制联合更有效率。

而效率，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是生存与繁荣的唯一基础。

美国背叛了这一原理，所以它今天的危机不是偶然，而是强制联合的必然代价。

那些在烧烤烟雾中挥舞星条旗的人们，挥舞的是一面自己再也无法降下的旗帜——而这，正是对他们祖先分离壮举最彻底的背叛。

烟花易冷，自由难再；

帝国日盛，初心已亡。

这就是美利坚，一个在生日派对上忘记自己名字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