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看似公平，实则暗藏掠夺逻辑。当一人一票赋予多数人支配权，财富再分配便成为必然——中印主导的“全球民主”会要求西方输血，而儿童投票权只会催生“免费午餐”政治。

现实中，补贴穷人扩大贫困，保障失业加剧失业，福利政策扭曲家庭结构，公共部门则像寄生虫般消耗生产者。

民主非但无法促进繁荣，反而通过激励错配摧毁文明根基：它让懒惰者受益，勤劳者受损；让政客致富，企业家萎缩。

历史证明，真正的进步源于私有财产与自愿交换，而非多数暴政。若想避免西方福利社会的崩溃，必须瓦解民主的神话，限制寄生阶层权力，甚至通过分离主义缩小再分配规模。

文明的出路不在投票箱，而在捍卫个人产权的自由秩序。

** **

****全球民主化的后果******

设想存在一个世界2F，它是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这样一场选举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会得到一个由中国和印度组成的联合2F。

而这个2F为了取悦其支持者并能够获得连任，最有可能决定做什么呢？该2F很可能会发现，所谓的西方世界拥有的财富实在是太多了，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拥有的财富则太少了，因此有必要进行系统性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

或者设想一下，在你自己的利维坦，投票权被扩大到了七岁儿童。虽然2F不太可能由儿童组成，但其政策肯定会反映出儿童们的“合理关切”，即能够“充分且平等”地获取“免费”的炸薯条、柠檬水和视频。

考虑到这些“思想实验”，对于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和美国、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趋于成熟的民主化进程所产生的后果，无疑是清晰可见的。

选举权的不断扩大，以及成人普选权的最终确立，在每个利维坦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就如同世界民主制会对全球产生的影响一样：它启动了一种看似永久性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趋势。

一人一票加上可“自由进入”2F的民主制度意味着每个人及其个人财产都处于其他人可触及并可随意争夺的范围之内。这就造成了一种“公地悲剧”。 可以预料，占多数的 “无产者” 将会不遗余力地试图以牺牲占少数的 “有产者” 为代价来使自己致富。

这并不是说只会存在一类 “无产者” 和一类 “有产者”，也不是说再分配会整齐划一地从富人向穷人进行。恰恰相反。虽然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将始终发挥突出作用，但如果认为这将是唯一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再分配形式，那将是社会学上的一个大错。

毕竟，“永久”的富人和 “永久”的穷人通常都是有原因的。富人往往聪明且勤奋，而穷人通常愚笨、懒惰，或者两者兼具。 即使蠢笨的人占多数，他们也不太可能系统地比聪明人更聪明，并以牺牲少数聪明和精力充沛的人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致富。

相反，大多数再分配将发生在 “非贫困” 群体内部，而且往往实际上是境况较好的人成功地让境况较差的人对其进行补贴。

例如，考虑一下几乎普遍存在的提供 “免费” 大学教育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其子女很少上大学）通过纳税为中产阶级子女的教育买单！ 此外，可以预料会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团体和联盟试图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获利。

将会有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的标准来界定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有产者”（理应被掠夺），而另一个人成为“无产者”（理应获取掠夺所得）。

与此同时，个人会成为众多“有产者”和/或“无产者”团体的成员，会因自身的某一特征而受损，又会因另一特征而获益，一些人最终会成为再分配中的净受损者，而另一些人则会成为净受益者。

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大众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再结合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即人们最终会获得更多得到补贴的东西，这为理解当今时代提供了关键。

****儿童投票权与“免费午餐”政治******

所有的再分配，无论其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都涉及从事物的原始所有者和/或生产者 （“拥有者”）那里 “拿走”，并 “给予 ”非所有者和非生产者（“非拥有者”）。这就降低了成为相关物品的原所有者或生产者的积极性，而提高了成为非所有者和非生产者的积极性。

**因此，由于因某人贫穷就对其进行补贴，贫困现象将会增多。**因某人失业就对其进行补贴，将会制造出更多的失业情况。用税收资金资助单身母亲，将会导致单身母亲数量增加、“非婚生育” 现象增多以及离婚率上升。

在禁止使用童工的情况下，收入会从有孩子的家庭转移到没有孩子的人手中（由于对劳动力供给的法律限制，工资率将会上升）。相应地，出生率将会下降。另一方面，通过对儿童教育进行补贴，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收入会从没有孩子和孩子较少的人转移到孩子较多的人手中。结果，出生率将会上升。然而，随后儿童的价值又会下降，并且由于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出生率将会再次下降，因为通过向当前的收入赚取者（年轻人）征税来补贴退休人员（老年人），家庭这一制度——父母、祖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际纽带——被系统性地削弱了。

如果老年人没有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准备，他们就不再需要依靠子女的帮助，而年轻人（通常积累的财富较少）必须赡养老年人（通常积累的财富较多），而不是像家庭中通常那样相反的情况。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以及子女对父母的期望都会降低，家庭破裂和家庭功能失调的情况将会增加，储蓄和资本形成等预备性行动将会减少，而消费将会增加。

通过保险管制和强制医疗保险来补贴精神错乱者、神经质者、粗心大意者、酗酒者、吸毒者、艾滋病感染者以及身心 “残障 ”者，将会导致更多的疾病、精神错乱、酗酒、吸毒、艾滋病感染以及身心残障。

通过强迫包括犯罪受害者在内的非罪犯为罪犯的监禁买单（而不是让罪犯赔偿其受害者并支付抓捕和监禁他们自己的全部费用），犯罪将会增加。 通过 “平权运动”（反歧视）计划强迫商人雇用超过他们原本愿意雇用的更多的女性、同性恋者、黑人或其他 “少数群体” 成员，那么将会有更多被雇用的少数群体成员，但雇主数量会减少，男性、异性恋者以及白人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

通过环境立法迫使私人土地所有者补贴（“保护”）栖息在其土地上的“濒危物种”，将会出现更多、境况更好的动物，而人类的数量会减少，境况也会变差。

最重要的是，通过强迫私有财产所有者和/或市场收入赚取者（生产者）去补贴“政客”、“政党”以及“公务员”（政客和2F雇员不纳税，却靠税收来获取收入）， 将会导致财富形成减少、生产者数量减少、生产率降低，并且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浪费、“寄生虫”以及寄生现象。

商人（资本家）及其雇员，除非生产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服务，否则无法获得收入。买家的购买行为是自愿的。通过购买某一商品或服务，买家（消费者）表明，相较于为获取该商品或服务而必须付出的金钱，他们更青睐这件商品或这项服务。

相比之下，政客、政党以及公务员并不生产任何在市场上销售的东西。没有人会购买2F的“商品”或“服务”。这些东西被生产出来，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成本，但它们却没有被买卖。

一方面，这意味着无法确定它们的价值，也无法弄清楚这种价值是否能证明其成本的合理性。因为没有人购买它们，实际上也就没有人能证明他认为2F的商品和服务物有所值，甚至都无法确定是否有人真的认为它们有任何价值。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像在国民收入核算中一贯所做的那样，假定2F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等同于其生产成本，然后简单地将这一价值与“正常的”、私人生产（有买卖行为）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相加，进而得出国内（或国民）生产总值，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合理的。

也完全可以假定2F的商品和服务毫无价值，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根本不是“商品”，而是“劣货”，因此，政客以及全体公务员的开支应该从私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中扣除。事实上，这样的假定更有道理。

因为另一方面，从实际影响来看，对政客和公务员的资助相当于资助了一种“生产”，这种生产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所谓消费者的福祉，而更多甚至完全考虑的是“生产者”，也就是政客和公务员自身的福祉。无论他们的产出是否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的薪水都不会改变。

因此，随着“公共”部门就业规模的扩大，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懒惰、粗心大意、无能、不提供服务、粗暴对待、浪费甚至破坏行为，与此同时，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傲慢、蛊惑人心的言论以及谎言（比如“我们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工作”）。

****补贴越多、问题就会越严重******

在经历了不到一百年的民主制度和财富再分配之后，可预见的结果已然显现。从过去继承而来的“储备基金”显然已经耗尽。几十年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以来），西方的实际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公共”债务以及现有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体系的成本，已经使经济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前景。 与此同时，几乎各种不良行为，如失业、对福利的依赖、玩忽职守、鲁莽行事、不文明行为、心理变态、享乐主义以及犯罪行为都有所增加，社会冲突和社会解体也已上升到了危险的程度。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福利利维坦（社会民主主义）将会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方（俄罗斯式）的索昔阿利司那样走向崩溃。

然而，经济崩溃并不会自动带来改善。情况有可能变得更糟，而非更好。除了危机之外，还需要有正确的观念，以及那些一旦机会来临，能够理解并实施这些观念的人。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的走向是由各种观念决定的，无论这些观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时也取决于那些受正确或错误观念所激励并依此行动的人。当前的混乱局面也是某种观念的产物。

这是公众舆论广泛接受民主观念的结果。只要这种对民主观念的接受依然盛行，灾难就不可避免，而且即使灾难降临，也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希望。

另一方面，一旦民主观念被视为错误且有害的东西——而从原则上来说，观念几乎可以在瞬间就得到改变——那么一场灾难就有可能得以避免。

****政客与公务员如何摧毁经济******

那些想要扭转局势、防止彻底崩溃的人，其核心任务是让“民主观念”失去正当性，因为民主观念是当前所谓“文明”不断堕落现状的根本原因。为此，首先应当指出，在政治理论史上，很难找到多少民主的拥护者。

几乎所有的主要思想家无一不对民主嗤之以鼻。就连如今被视为民主典范的美国开国元勋们，也坚决反对民主。无一例外，他们都认为民主不过是暴民统治。他们自认为是“自然贵族”的一员，相较于民主制度，他们更推崇贵族共和国。

此外，即使在像卢梭这样少数为民主进行理论辩护的人当中，也几乎找不到有人主张在极小社群（村庄或城镇）之外的地方实行民主。

的确，在人人都彼此相熟的小社群中，大多数人都必须承认，“富人”的地位通常基于他们个人更为卓越的成就，而“穷人”的处境也往往可以从他们个人的不足和劣势中找到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通过掠夺他人及其个人财产来谋取私利，可要困难得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拥有数百万甚至数亿人口的广袤地域中，潜在的掠夺者不认识他们的受害者，反之亦然，人们那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使自己致富的欲望几乎不受任何约束。

更重要的是，必须再次阐明，民主观念既不道德，在经济层面也不合理。至于多数人统治的道德属性，必须指出，多数人统治允许 A 和 B 联合起来掠夺 C，随后 C 和 A 又转而联合起来掠夺 B，接着 B 和 C 又合谋对付 A，如此循环往复。

这并非公正之举，而是一种道德暴行。对于民主及民主主义者，不应予以尊重，而应公开表示轻蔑，并将他们当作道德骗子加以嘲笑。

**另一方面，就民主的经济属性而言，必须反复强调的是，人类文明与繁荣的最终源泉并非民主，而是私有财产、生产以及自愿交换。**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与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相反，俄罗斯式索昔阿利司的破产，从根本上来说与缺乏民主并无关联。

**索昔阿利司的问题并非在于政客的选拔原则，而恰恰在于政治本身以及政治决策过程。**在私有财产和契约制度下，每个私人生产者都能独立决定如何使用特定资源，而与之不同的是，在生产要素全部或部分索昔阿利司化的情况下，每一项决策都需要得到他人的许可。

对于生产者而言，给予许可的人是如何被选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总归得去寻求许可。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存在，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就会降低，贫困也将随之而来。私有财产与民主不相容，就如同它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统治都不相容一样。

公正以及经济效率所需要的并非民主，而是一个纯粹且不受限制的私有财产社会，即一个“生产无2F状态”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统治他人，所有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都是自愿的，因而也都是互利的。

****民主制下的西方在加速溃败******

最后，从战略角度考虑，为了实现一个非剥削性社会秩序的目标，也就是私有财产无2F状态，多数主义的理念应当被用来反对民主统治本身。在任何形式的2F统治之下，包括民主制，“统治阶级”（政客和公务员）在总人口中都只占一小部分。

一百个寄生虫有可能依靠一千个寄主的劳动成果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一千个寄生虫却无法靠一百个寄主存活。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似乎有可能说服大多数选民相信，让那些靠他人纳税供养的人在税收高低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简直是错上加错。

因此，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剥夺所有2F雇员以及所有领取2F福利的人的投票权，无论这些人是领取社会福利者还是2F的承包商。

此外，配合这一战略，必须认识到脱离（利维坦或地区）行为以及分离主义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可能存在的多数群体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即全世界的多数人以及一个民主的世界2F，最终必然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其结果就会如本章开头所预测的那样。相比之下，脱离行为总是意味着较小规模的群体从较大规模的群体中分离出去。因此，这是对民主原则和多数主义原则的一种否定。

脱离进程越是推进到小区域、城市、城区、城镇、村庄，最终到单个家庭以及由私人家庭和企业组成的自愿团体这一层面，维持当前再分配政策水平的难度就会越大。

与此同时，领土单位越小，就越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少数几个人，凭借着民众对他们经济独立、卓越专业成就、道德上无可指摘的个人生活、高超的判断力、勇气和品味的认可，晋升为自然的且被民众自愿认可的精英阶层，并使这样一种理念具备正当性，

即存在一个由相互竞争（非垄断性）且资金来自自由（自愿）捐助的维和人员、法官以及存在重叠司法管辖权的自然秩序，就如同如今在国际贸易和旅行领域中已然存在的那样。

一个纯粹的私法社会，是对民主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强制性）统治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