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萧山盈丰街道的居民，最近遇到了一件荒诞事。

打开圣罗兰天猫旗舰店，选好商品，填入地址，弹出一行字：您所在区域暂不支持下单。

整条街，22万常住人口，1.5万家企业，全部被屏蔽。

客服解释：该区域恶意退款现象过于严重。有商家披露，发往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其中94个选择了”仅退款”——不退货，只退钱。退回来的衣服，留有香水味、粉底液、眼睫毛，甚至血渍。

之后MiuMiu也跟上了，限制了杭州至少三个街道。广东中山、东莞，浙江桐乡，更大范围的区域陆续出现在限购名单里。

社会舆论迅速分成两边：一边说商家野蛮连坐，侵犯消费者权益；一边说恶意退货者太猖狂，商家也是受害者。

两边都说对了一半，但两边都没有说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商家有没有权利拒绝交易？

先说一件最基本的事。

一家私人商店，有没有权利选择不卖给某个顾客？

有。这是私有产权的核心内容之一：你对自己的财产有处置权，包括决定卖给谁、不卖给谁。一家餐厅可以拒绝不穿鞋的顾客，一家精品店可以拒绝服务态度不好的来访者，这是私人经营者的基本权利。

圣罗兰和MiuMiu选择不向某些地址发货，从权利角度，这件事本身没有问题。它们是私人企业，在自己的平台店铺上，有权决定向哪里发货，不向哪里发货。

这和政府强制排斥某类人群完全不同。政府的歧视用的是公权力，是强制性的；商家的拒售用的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消费者可以去找其他渠道购买。

所以那些呼吁”监管应该出手强迫商家不得区域限购”的声音，在原理上是拧的：用公权力强制一家私企必须向某个地区发货，是对私有产权的干预，而不是对它的保护。

但这个手段，真的很蠢！

商家有权这么做，不等于这么做是对的。 以街道地址作为风控标准，是一种极为粗糙的代理变量。

122个包裹里退了94个，这个数字确实触目惊心。但那94个退货者，是这条街22万人口中的哪些人？他们是直播电商从业者，是样品测评号，是习惯”穿完就退”的特定群体——他们不代表这条街的所有人，甚至可能只代表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其余那些普通居民，只是想买一件衬衫、一个包，从来没有恶意退过货，现在被拒之门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是真实的损害。它不构成权利侵犯（商家可以拒售），但它是一种效率极低的风控方式，把无辜者和作恶者一起打包处理，误伤了大量不相干的人。

任何精明的商家，都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你的目标是排除恶意退货者，不是排除一个街道。用街道来代理恶意退货者，这个代理变量的准确率，大概率不超过1%。你拒绝了99%的无辜人，才拒绝了1%的作恶者。

这不是好的商业决策，更不是好的风控逻辑。

真正的问题，在平台那里。

说到这里，才到真正值得追问的地方。

为什么商家会被迫走到”拉黑整条街”这一步？

因为平台的”仅退款”政策，制造了一个没有成本的恶意退货机制。

“仅退款”设计的初衷是保护消费者：买到假货、严重质量问题的商品，不用来回寄，直接退款了事。这个出发点没问题。

但这个政策在实操中被滥用了：衣服穿了、吊牌拆了、直播用完了，申请仅退款，通过率极高，几乎没有任何追责。恶意退货者的成本接近于零，商家的损失是真实的。

谁承担了这个成本？商家。

谁设计了这个规则？平台。

平台的”仅退款”政策，把核心风险转嫁给了商家，同时没有给商家提供精准识别作恶者的工具。商家在没有办法锁定具体恶意用户的情况下，只能用地址这个粗糙的代理变量来自保。

这是平台激励结构扭曲的结果，不是商家贪婪的结果。

平台设计一个”让消费者爽”的政策，把成本扔给商家承担，商家无力精准追责，最终连坐了整条街——这是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每一步都可以追溯，但主流叙事只盯着最后那一步，骂商家野蛮。

风险不对称原理在这里同样适用：平台从每一笔交易中抽成，但不承担”仅退款”政策造成的商家损失，它就没有动力去设计一个真正能精准打击恶意退货者的系统。

真正的解法。

不是监管部门出手强制商家不得区域限购。

是平台建立针对个人账号的精准信用追溯机制——谁恶意退货，谁被标记，谁承担在平台上的信用代价。恶意退货者用小号换号，平台要有能力跨账号识别同一实控人。

是平台允许商家把真实的损害追诉给具体的恶意退货者，而不是让商家自己消化损失。

是”仅退款”政策本身需要重新设计边界：什么情况下直接退款合理，什么情况下需要举证，什么情况下属于欺诈应当追偿。

这些是平台应该解决的问题。把成本转嫁给商家，再看着商家用粗糙的方式自保，最后让无辜的消费者被连坐——这个循环，不需要监管部门来收尾，需要平台把自己该承担的那一份，拿回来承担。

拉黑一条街，是商家在一个糟糕的激励结构下的理性反应。

这个激励结构，是平台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