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菲利普·巴格斯 （Philipp Bagus）教授的新作《米莱时代（The Milei Era）》的第7章《奥地利学派 》第9节《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第10节《干预主义理论》和第11节《福利国家》。

此书不是一本流行政治明星的流量传记，而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为一位从政的专业经济学者写的政治经济思想评传。

菲利普·巴格斯是德国经济学家，现为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地利学派代表性学者。他师承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思想，主张自由市场通货紧缩有益经济发展，反对主流经济学对通缩的恐慌。

其代表作《为通缩辩护》（In Defense of Deflation，国内译作《通缩之问》，已有中译本）系统批判通缩危害论，提出价格下降可促进生产与福利；

《欧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Euro）剖析欧元制度缺陷，揭示其内在的“公地悲剧”与政治集权化本质。其著作被译为15种语言，获奥派多项学术奖项，并影响区块链与货币理论领域。

巴格斯教授论米莱的文章，本号曾经翻译过一篇，题为 《米莱绝对不是新保守主义者》 （点击可打开），其评述准确且中肯。

另：此书已获作者巴格斯教授授权，译文将先以文章的方式在本号连载。为提高阅读效率，连载时注释从略。

本连载打赏超过100元的朋友，可在连载结束后收到最后精校、详细注释和精美排版的中英双语电子文档供学习交流使用。（本人微信：woodcloudyyy）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的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中的经济计算的开创性论文（1920）中探讨了中心化的国家计划问题。

社会主义没有像它的卫道士最初设想的那样带来更多的繁荣，而是必定以混乱告终。

在国家是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现实社会主义中，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

所有生产资料、原材料、交通工具、基础设施、中间产品、机器和工厂是国家拥有的。

没有交易生产资料的企业家，因为它们都在国家手中。

因此，没有原材料、交通工具、基础设施、中间产品、机器和工厂的价格。

甚至劳动力也没有价格。

没有市场价格，经济计算就是不可能的。

收入和支出无法基于价格进行比较。

生产成果是不是比生产成本更有价值？是创造了还是破坏了价值？

在市场中，企业家可以根据市场价格计算其盈利和亏损。没有经济计算，这是不可能的。

资源浪费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应该生产什么，以何种方式生产，也没有一个指南。

价格作为不可取代的导航工具缺失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开明的社会主义中央委员会想要在交通上连接两个城市。

然而，两个城市之间横亘着一个湖泊。

中央委员会的顾问和专家提出了四种可能性。

第一，建一座跨湖大桥。

其次，建一个可以携车辆和乘客跨湖的摆渡口。

第三，可以建一条湖底隧道。

第四，建一条绕湖公路。

中央委员会可以支配整个经济体中的所有生产资料，并选择四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个。

每一种可能性都有不同的建造时间，需要不同的生产资料组合。

除了许多工时以外，首先，这座桥就需要石头。

摆渡船需要造船材料，例如钢铁、天然纤维、焦油等。

隧道的完工需要铲子和挖掘机。

道路的完工需要推土机和沥青。

但是，何种选项最佳？

在这个问题上，计划师是在黑暗中摸索。 经济计算无法帮助他们。

在有市场价格的市场经济中，有可能计算每个选项的成本是多少，然后以此为基准作出决策。

然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不存在钢铁、石头、沥青、焦油、铲子或推土机的市场价格，因为国家拥有这些生产资料。

钢铁、石头、沥青和焦油不在市场上交易。

没有资本市场，无人知晓利率，而利率使不同的建造时间具有可比性。

例如，如果委员会就某个选项达成一致，决定建桥，那么，委员会也无从知道该项目是会创造还是破坏价值。

由于这座桥，你能更快抵达另一个城市。但是，这种好处超过了成本吗？

毕竟建筑工人在这座桥上花了许多时间。

他们的工作时间和石料本来可以用于其他地方，而非用来建桥。

本来可以建造居民住宅来缓解住房短缺，或者建造一间剧院，来在闲暇时间取悦公民。

如果选择了其他选项，情况也一样。

同样的资源可以用来造几艘渔船，而不是摆渡船。

是创造了价值还是破坏了价值？

没有经济计算的帮助，社会主义计划师无从知晓答案。只有盈亏计算能够表明，桥梁或摆渡船是创造还是破坏了价值。

而价值的破坏意味着不得不放弃更重要的目标。

在现实社会主义中，经济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它们不存在市场价格。

但是，即使在当今的社会中，经济计算也被扭曲了，因为价格被监管、税收和补贴扭曲了。

这种经济计算的扭曲，是国家干预造成的，它导致了错误投资。

为了让经济计算恰当地起作用，需要自由市场价格来计算哪个投资项目创造了价值，哪个摧毁了价值。

此外，当国家自己采取行动时，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社会主义孤岛。

国家计划师将其活动的成本转嫁给纳税人。

此外，国家范围内的行动者不追逐利润，而是为维持和增加权力而努力。

我们以医疗保健部门中的国家活动为例。

如果国家接管了向民众提供医疗保健的人物，自然会产生许多问题：

国家应该有多少家医院？

越多越好，因为邻近医院更多，床位更多。

但是，一个城市一家医院够了吗？

每个区一家会不会更好？

每条街一家，会更好吧？

为什么不是每栋房子挨着一家医院呢？

国家可以将全部国民收入花在医疗保健上。这可能有好处，但也有坏处。你怎么计算好处大于坏处呢？

在医疗保健上花得越多，留给满足诸如安保（警察、军队）、教育（学校）、食物、衣服、休闲、住宅、度假、文化等等其他需要的资源就越少。

只有二选一。

如果国家决定将多少比例的国民收入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安保等等，这种决策总是武断的。

如果在医疗保健上花得更多，国家计划师就无法知道是不是有像教育这样更迫切的需求必定因此没有被满足。

这就是国家主义中的经济计算问题。

国家的强制决策的替代选项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和平地决定他们投入多少资源满足其各自的需要。

在市场过程中，个别公司的盈亏给出了重要的信号。

例如，如果建了太多医院，而学校建得太少，那么医院会亏损，而教育部门的利润会暴涨。

经济计算以其同步的盈亏信号表明，应该在何处投资更多，在何处投资更少。

干预主义理论

有时，人们认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糟糕的，但同样糟糕的还有另一个极端，资本主义。

因此，需要一种中间立场——干预主义。

在干预主义中，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以纠正市场的结果，首先，就是使之更加公平。

然而，干预主义是不稳定的。（米塞斯2013）

经济活动中的国家干预让情况更加糟糕。它们导致扭曲，扭曲导致进一步的干预。

从计划师的角度看，这些后续的干预也会导致不可取的问题，要用进一步的干预来与之斗争，直至整个经济体都被埋葬在干预螺旋中，并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以最高租金，即租金管制为例。

住房出现短缺，租金急剧上升。

租金管制的目标是确保即使购买力不高的人也能够负担他们的传统公寓。

从干预的拥护者角度看，这不可避免会导致不可取的后果。

由于租金管制，房东将撤回他们的公寓，不再出租。

然而，从干预主义者的官方角度看，这是事与愿违。

因为住房短缺会进一步恶化。现在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消除租金管制，通过涨价来移除人为的短缺，这使得生产新公寓更有吸引力。

要么国家回以进一步的干预。

例如，它可以惩罚房东，如果房东 闲置 他们的公寓的话。

一旦公寓破败，没有动机去翻新。

建新房子无利可图。

为了再次让造房子有吸引力，国家可以继续转动干预螺旋。

为了让新公寓的建造有利可图，国家可以管制建筑工人和建筑材料的工资，并为之设定最高价格。

没有这种干预，房屋短缺会继续增加。

对所投入的建房要素的价格监管使造房子再次有利可图，但是制造了一个新问题。

因为建筑工人和建筑材料所有者现在会在其他经济领域，在价格尚未被管制，可以赚更多的领域寻找替代性用途。

生产要素将从建筑部门流向更有利可图的项目。

对干预的倡导者来说，唯一的选择是撤回干预或继续通过管制其他经济部门的价格进行甚至更多的干预。

最终，每个部门的所有价格都必须按照干预主义者的想法来设定。

然后，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也必须被强迫工作和销售。

由于干预螺旋，中央计划已经成为现实；经济体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告终。

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稳定的制度存在；第三种方式，干预主义是不稳定的，总是会倒向一边。

福利国家

国家主义者喜欢把他们的再分配计划称为福利国家。

毕竟，谁会反对福利？

在民主国家，这是非常诱人的。

谁不会支持一年两个月的假期？

谁不会非常喜欢一周四天工作制？

为什么不是一周工作一天？

为什么不将最低工资设定为5000欧元？

为什么不给三倍福利？

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想到这一点呢？

民主制下，政客用他人的金钱购买选票，它发展出一种动态趋势，导致一步步滑向国家主义的深渊。

国家主义者认为，是富人在为福利国家付费。

但是，真正为这场盛会付费的，是中产阶级和更底层的阶级。

德国的税务自由日（Tax Freedom Day）是在7月底，在那之前，德国人都是在为国家工作！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福利国家的代价。

国家养老制度是建立在胁迫基础上的庞氏骗局，它强制招募新的供奉者，这些人几乎被剥夺了20%的收入。

这些收入不会被节省下来，相反，一切都会直接支付给退休老人。

由于人口结构，这个制度越来越难以维系。

俾斯麦引进国家养老保险时宣称的目标是让德国人依赖国家。

他们不被允许经济独立。就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年迈时，德国人依赖国家。

对教育体系的控制权也符合国家的利益。

为什么人们要服从国家？

为什么他们愿意为国家工作大半年？

他们是在自愿为奴吗？

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习惯国家监管他们，直至一切生活细节。

另一方面，是通过持续的洗脑和宣传实现的。

发号施令的强人，给自己笼罩上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氛围。

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法老，他也是神；在专制主义时代，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上帝的恩典，如今是民主和人民主权，它神化了国家的指令。

有一支知识分子卫队在为统治者辩护，并将国家合法化。

教师和教授、新闻记者和接受补贴的艺术家。

国家用面包和马戏娱乐臣民，使他们的人生依赖于国家。

福利付款和失业保险制造失业。

一方面，它们削弱了找工作的动机，另一方面，增加了雇主的岗位成本。

工作就是这样被摧毁的和没有被创造出来的。

补贴贫困会创造贫困。

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宣布以福利国家和“伟大社会”的曙光向贫困宣战之后，美国的贫困增加了。

对单亲母亲的补贴导致单亲妈妈数量飙升。

同样，发展援助正在摧毁第三世界。

在这方面，米莱在其就职演讲中引用了西班牙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的观点 ：“反贫困计划制造了更多贫困。唯一的出路是更多的自由。”

对于穷人，不应授之以鱼，而应授之以渔。

这就需要资本和储蓄，以及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