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灾难，追根溯源，都是源于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叫，生产者思维。

你可能会说，生产者思维有什么问题？我们天天吃的穿的用的，不都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吗？没有生产者，我们怎么活？

别急，先请出一个人，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根本对立

巴斯夏这个人，很有意思。

熊彼特称他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他写的东西不像一般经济学家那样枯燥，而是充满了幽默、讽刺和机智。

他最有名的一个段子叫《蜡烛商的请愿书》，蜡烛商跑到议会去请愿，说求求你们立法把太阳给遮住吧，因为太阳那个老家伙太不公平了，它免费提供阳光，让我们蜡烛商怎么活呀？

你看，这个段子精准地揭示了生产者思维的本质，生产者天然地不喜欢竞争，不喜欢丰裕，不喜欢好东西太便宜。

正如无数人天天在说，自己的收入太低，这也是嫌劳动力价格太便宜。

巴斯夏在《经济学诡辩》中说：

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最重要的是要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而不能从生产者的立场出发进行分析。所有经济现象都可在消费中找到最基本、最明确的解释。

为什么？因为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消费。一个人生产，是为了消费。他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但问题来了，在交换关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永远是直接对立的。

作为卖家，你的利益在于东西卖得贵，稀缺对你有利。作为买家，你的利益在于东西买得便宜，丰裕对你有利。

对于生产者来说，每个人都天然地希望自己所生产的东西稀缺、昂贵，而希望别人生产的东西丰裕、便宜。

这就是生产者思维的根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短视的、本能性的偏见。

倡导保护主义的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为生产者着想，但却完全忽略了可怜的消费者的利益。

而更可怕的是，这种生产者思维一旦获得权力的加持，就会变成系统性的灾难。

二、当劳动者变成生产者利益集团

工会的初衷是什么？保护劳动者利益。听起来很正义，对吧？

任何站在生产者立场上的利益集团，无论它打着多么正义的旗号，最终都是在系统性地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工会通过集体谈判、罢工威胁等手段，为特定行业的劳动者争取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和福利。这看起来是“为工人谋福利”，但你想想，钱从哪里来？

从消费者口袋里来。

工会推高的人工成本，最终会以更高的价格让消费者利益受损。你以为你是在支持工人，实际上你是在让所有买东西的人，包括那些收入更低的消费者，为少数有组织的生产者买单。

更严重的是，工会还常常反对新技术、新工艺的引入，因为那会抢走工作。历史上，工会反对自动化、反对机器人、反对效率提升的故事比比皆是。

作为消费者，你是不是要支持所有出租车自动驾驶，五毛钱一公里？

但作为生产者，你用短期思维看，就一定会反对。

工会争取更高工资，这是“看得见的”；但因此导致企业减少雇佣、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产业失去竞争力，这是“看不见的”。

生产者思维只盯着“看得见的”好处，却对“看不见的”伤害视而不见。

三、延续了五百年的生产者骗局

重商主义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认为出口是好的，进口是坏的；认为卖东西给别国是赚钱，买东西从别国是亏钱。

这种思维统治了欧洲几百年。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设置关税壁垒，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财富就在于积累更多的货币，金条、银锭，越多越好。

这也是基于生产者思维。

为什么错了？

因为货币不是财富，货币能买到的东西才是财富。

如果一个国家拼命出口、限制进口，结果会怎样？国内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出去，国外的商品进不来。国内市场上商品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你手里的货币是多了，但你能买到的东西却少了。

这叫什么财富？这叫灾难。

重商主义的本质，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生产者希望自己的产品卖得贵、卖得多，希望外国竞争者的产品进不来。至于消费者的利益？谁在乎呢？

亚当·斯密以来，无数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重商主义阴魂不散，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政策仍然带着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

为什么？因为生产者有组织、有声音、有游说能力，而消费者是分散的、沉默的、无组织的。

贸易保护是立法者站在生产者立场上制定的政策，实质上就是人为制造稀缺。

.一个社会，本来可以有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但生产者通过游说政府，硬生生地把这些商品挡在国门之外，让本国人民只能买更贵、更差的东西。

这不是反社会，什么是反社会？

四、让本国人民为少数生产者买单

关税，是重商主义最典型的工具。

巴斯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农夫想用一桶酒换20包纱线，这是一笔好交易，他的酒换来了更多的纱线，他的女儿可以用这些纱线做嫁妆。

但海关官员跳出来说：“不行！一国一定数量产品换回的产品越多，国家就会变得越穷！”

于是农夫被逼着用一桶酒只换15包纱线。他的女儿因此无辜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嫁妆。

这就是关税的逻辑，让本国人民用更多的劳动换更少的东西。

巴斯夏在《蜡烛商的请愿书》中把这个逻辑推到了极致。蜡烛商说：太阳免费提供光照，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请立法遮住太阳，这样我们就得点蜡烛，就能创造更多就业！

听起来荒谬吧？但关税的逻辑和蜡烛商的逻辑一模一样。

外国商品便宜、好用。但本国生产者说：“不行！这些外国货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必须加关税！”

加了关税之后，外国货变贵了，本国货跟着也涨价了。消费者被迫花更多的钱买更差的东西。

生产者赚到了钱，这是“看得见的”。但消费者多花的钱、失去的选择、下降的生活质量，这些是“看不见的”。

生产者思维永远只看到“看得见的”那一边，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也是消费者。

五、禁止价格战

价格战，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当然是好事，东西越便宜越好。

但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呢？价格战意味着利润下降，意味着效率低的企业可能倒闭。

于是，生产者会想方设法禁止价格战。他们通过行业协会、通过政府管制、通过“防止恶性竞争”的漂亮口号，来维持高价格。

自由贸易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支持低价格，而保护主义站在生产者的立场上支持高价格。

有人说，生产者和消费者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所以从法律上难以确定目标应该是高价格还是低价格。

价格是什么？价格是信号。它告诉生产者：什么东西短缺，什么东西过剩；什么该多生产，什么该少生产。

禁止价格战，就是掐断这个信号。低效率的企业继续活着，高效率的企业无法扩张。消费者付高价，生产者不思进取。

整个社会一起为低效率买单。

六、劳动法管制

劳动法，听起来又是一个充满善意的政策。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安全，限制加班时间，谁会说这些不好？

劳动法管制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企业会怎么做？减少雇佣。或者，全社会生产效率变低，产品成本上升，要盈利，就必须提高产品价格。

你以为你在保护工人，结果呢？最需要工作的人反而找不到工作了，年轻人、低技能者、边缘群体，他们成了劳动法“保护”的牺牲品。

同时劳动者也是消费者，增加保护带来的那一点收益，远远不如上升物价带来的伤害大。

如果禁止所有的人996，必须五天八小时上班，结果就是，你吃不起外卖，进不起餐馆，也买不起各种服务产品。

所有的物价都会上涨。

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其实是因为消费者先对企业有要求，然后企业才要求劳动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管制劳资交易，人为提升劳工工资，其结果并不会真的帮助劳动者。

表面看你的收入上升了，但那只是货币收入，如果所有行业都管制，那么你真实的福祉却是减少了。

美国人欧洲人之所以还享受较好的工业品购买力，因为东亚国家对劳动力的管制较少，而他们消费本地服务业的购买力极低，因为本地劳动管制极多。

如果东亚国家也学欧美，那么这将是全球消费者的灾难。

六、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是生产者思维的又一个经典案例。

谁支持最低工资？已经在职的劳动者，他们是生产者。

最低工资的逻辑很简单：政府规定一个最低小时工资，低于这个数不许雇人。

听起来很好，对吧？保证劳动者有一个“体面的收入”。

然后呢？

然后，那些生产力不足以支撑这个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年轻人、残疾人、刚入行的新手，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雇主雇不起他们。

你以为你在帮助他们，实际上你在把他们关在就业市场的大门外。

企业成本因此上升，有大量的人因此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整个市场的生产供给将会减少，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消费品供给的减少，本来应该更低的物价，变成了更高的。

你一小时工资能买到的东西，会变得更少。

八、职业许可与行会制度

职业许可，听起来也很合理，医生要有执照，律师要有执照，会计师要有执照。这不是为了保障服务质量吗？

职业许可的本质，是筑墙。

谁在筑墙？已经在行业里的人，他们是生产者。他们通过政府的力量，限制新人的进入，限制竞争。

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行会权力极大，对内控制货源和分配，对外排斥非行户，垄断市场。行会首领由少数富商大贾担任，他们操纵价格，勾结官府，盘剥中小商户。

今天的职业许可制度，本质上就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现代翻版。医生协会限制医学院的招生人数，律师协会抬高司法考试的难度，会计师协会设置繁琐的认证门槛。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减少供给，抬高价格。

病人需要更多的医生，但医生协会说不行，医生太多了会影响我们的收入。当事人需要更多的律师，但律师协会说不行，律师太多了会影响我们的收费。

生产者通过权力，系统性地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职业许可和行会制度，就是用“武力”，政府的强制力，来破坏市场的平衡。受益的是少数生产者，受害的是全体消费者。

九、繁荣的真正源泉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到底什么才是对的？

回答很简单，让消费者说了算。

我们应当制定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政策，而不是以生产者为中心。生产者偏爱稀缺，因为稀缺推高价格；消费者偏爱丰裕，因为丰裕降低价格。

记住一句话，若只站在生产者角度思考，他天生是反社会的思维方式。

一个医生若只考虑自己的收入增加，自然是要渴望人人得病，还渴望没有新医生入场，所以叫作白衣天使的韩国医生，拼死也要反对医学院扩招。

但韩国医生赢了吗？短期是赢了的。

但长远一看，他们也是输家，因为垄断保护增加的收入，又被韩国农民搞的垄断保护的高价农产品吃掉了，于是韩国农民看病贵，韩国医生吃西瓜贵，他们在相互伤害，长远来说并不会受益于这种垄断。

一个社会的繁荣，并不是源于生产者手里的货币收入的增长，而是源于生产者的收入能买到多少消费品。

你手里有一百万，但面包一千块一个，鸡蛋五百块一个，你算有钱吗？你手里只有一千块，但面包一块钱一个，鸡蛋一毛钱一个，你算穷吗？

货币不是财富，货币能买到的东西才是财富。

消费和生活质量，才是衡量社会经济繁荣的根本标准。

那么，怎样才能让消费者买到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东西呢？

答案只有一个：生产的扩大，竞争的自由，效率的提升。

任何交换都是“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相互服务”的过程。这种基于对等利益的交换，才是社会和谐的真正基础。

而要实现这种和谐的交换，就必须让市场自由运转，让价格自由形成，让竞争自由展开。

生产者不需要政府的保护，保护只会让他们变懒、变贵、变差。生产者需要的是竞争，竞争逼着他们创新、提效、降价。

十、我们不需要赚大钱的企业

我们并不需要天天赚大钱的企业。

我们支持企业以利润为目标，但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企业赚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对消费者而言，企业的真正目的，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如果一个企业赚了很多钱，但它的产品又贵又差，它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如果一个企业利润微薄，但它的产品又好又便宜，让千家万户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它对社会没有贡献吗？

允许利润机制，是在强调激励机制，而不是鼓励所有的企业有垄断权，可以赚到大钱。

消费者用钱投票，谁的产品好、谁的价格低，消费者就把票投给谁。企业的利润，就是它收到的选票总数。

但消费者主权下，几家大企业打个不可开交，全部微利，并不是灾难，而是自由市场之常见的现象。

越自由的市场，这种现象越常见。反而长期有大规模企业永远赚取很高的利润 ，往往代表着这些企业的市场地位被权力稳固了。

因此，股市的繁荣，不能代表着经济的繁荣，不能代表着消费者的福祉程度。

大众用生产者思维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赚钱当成了目的。

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反过来的，消费才是目的，赚钱只是手段。

我们不应该讨论如何让生产者更富有，而是要讨论，如何让消费者更富有。

巴斯夏去世已经170多年了。但他当年揭露的那些经济学谬论，至今仍然阴魂不散。

工会、重商主义、关税、禁止价格战、劳动法管制、最低工资、职业许可、行会制度，所有这些政策，表面上都打着“保护”的旗号，实际上都在做同一件事：让少数生产者受益，让全体消费者买单。

生产者思维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永远披着道德的外衣，“保护工人”“保护民族产业”“保障服务质量”，这些口号听起来都充满“良知”。

但所有的经济学谬论，不管其形式如何千变万化，其共同点是将手段与结果相混淆和损人利己。

生产者是手段，消费者是目的。生产是为了消费。把手段当成目的，把生产者捧到消费者之上，这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警惕一切以保护为名、行垄断之实的政策。

警惕一切站在生产者立场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法律和制度。

警惕一切试图用权力来替代市场、用管制来替代竞争的企图。

因为每一次对生产者的保护，都是对消费者的抢劫。

社会的进步，源于生产的扩大，源于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下降。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对所有生产者管制保持警惕。

我们要的是，所有的生产者行为，都服从于消费者的指挥。

让消费者用脚投票，用钱投票。让好的生产者得到奖励，差的生产者被淘汰。

只有如此，繁荣才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