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生育率急剧下降。

本文将系统论述人口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全面批判梁建章、任泽平等专家的人口政策建议，并提出以下观点：

\1. 自然生育率下降不会导致经济灾难；

\2. 自然生育率下降会导致婴幼儿产业高速增长；

\3. 政府采取的补助生育措施才是真正的灾难。

梁建章等主流专家的观点是：

\1. 中国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人口危机迫在眉睫；

\2. 中国经济数十年来的增长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上，如果失去人口增长，中国经济未来堪忧；

\3. 大城市的高房价和高教育成本成为生育的阻力，必须降低生育成本，才能提升生育率；

\4. 中国政府应采取鼓励和补助生育的措施，否则中国将迅速成为未富先老的国家。

这些观点以携程老板、著名人口学家梁建章和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为代表，基本上代表了近十年来主流知识分子的思想，并且该观点指导下的相关政策已经在政府层面实际执行。

然而，这些理论，全错！

要搞清人口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口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当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生育率指的是一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他们不断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做比较：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只有1.5。

发达国家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

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并预计于2033年进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以上数据和预测是主流舆论界常引用来说明人口危机的，意思是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率极其低下，中国即将进入未富先老的悲惨境地。

梁建章等人只拿西方发达国家来比较，但对近在眼前的韩国、台湾等区域却视而不见，难道他们不会在东亚进行比较吗？

全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地方在哪里？世界前四是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

先来看韩国。

“少子老龄化”一直是对日本的印象，但和韩国相比，日本“高达”1.4的生育率几乎是东亚之光。

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98，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上世纪五十年代韩国总和生育率曾高达6.0。

到了1980年，生育率由60年代的6.0降到了2.8，从90年代开始，韩国生育率跌破2。2019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延续了之前的下降趋势，仅为0.92，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再来看台湾地区。

2017年，全台湾新生儿人数为19.3万人，生育率为1.125，排名全球倒数第3。

2019年，台湾“中研院”发表一份人口研究，称去年台湾生育率仅1.065，生育率世界最低之一。

1970年代，台湾生育率高达4.9，但进入2000年后一路走低，2004年降到了1.2，2010年甚至跌破1降到0.895。

再来看香港地区。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最新数字，2018年香港出生人数为53700人，较2017年下降5%，生育率则由2017年的1.125下降至2018年的1.072。

香港生育率下降趋势持续，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之一。

再看新加坡。

去年，新加坡的华人生育率低至0.98，平均一名华人女性一生生育不到一名子女，全靠马来人、印度人的生育率，新加坡才没有“沦落”为“零生育率”的国家。

近年来，新加坡维持在1.2的整体生育率，去年跌到了1.16，这个数字在世界生育率中垫底。

再看美国的华人生育率。

美国华人平均生育率为1.6，远低于美国平均生育率2.1，这个生育率和中国大陆目前的生育率差不多。

亚裔在美国的收入是最高的，美国收入前四的族裔都来自亚洲，第一是印裔，第二是日裔，第三是菲律宾裔，第四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华裔。然而，亚裔的出生率只有1.69，倒数第一。

再看东南亚华人。

在马来西亚，华裔人口比率不断下跌，从1957年占总人口的38%减至2015年的23.7%。华裔的生育率从2000年的2.6下跌至2014年的1.4，是各族中生育率下跌最多的族群。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我们是华人。富起来的华人不愿生！

经济发展才是当下生育率下降的主因

儒家文化圈的人生育意愿更低。

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越南等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这些地方的生育率低说明了这一点。

越南现在生育率高，但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也会迅速下降。

2023年，越南正式宣布人口破亿，成为全球第15个、东南亚第三个人口破亿的国家。根据越南统计总局公布的年度数据，越南人口在2023年增加了83.5万人，达到1.003亿人。2023年越南的总和生育率为1.95。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2.1，将无法实现人口更替，人口会进入下降通道。

全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地方是华人聚集区，这才是中国当下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那为什么华人不愿意生？

儒家文化不是提倡多子多孙多福吗？为什么华人区的生育率会大幅下降，甚至年轻人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呢？

如果分析上述华人聚集区的生育率下降过程，会发现，富裕是华人不愿意生的首要原因。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生育率下降都与他们生活水平在近几十年快速上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也富裕，但生育率还比华人高呢？首先，欧洲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是逐年下降，全欧平均生育率为1.6，显著低于人口正常迭代所需的2.1。其次，华人地区的生育率低到了1左右，明显低于欧洲国家，这说明了华人地区的特殊性。

为什么越富越不生？

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认为，人们在家庭经济决策时，会把时间视为稀缺资源。

时间分配是家庭经济决策的重要内容，即夫妇如何分配时间用于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为了从非市场活动时间中获得更多闲暇时间，父母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

在一定时期内，家庭收入一定，在购买消费品和抚养孩子之间进行选择时，为了购买和享受更多消费品，家庭会减少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数量。同时，孩子质量与数量存在替代关系，质量需求上升，数量需求下降。

贝克尔指出，每个家庭生育子女是理性决定。生下孩子实际上是长期投资，类似于耐用品。

生育并不是偶然的决定，即使那些宗教上反对避孕、堕胎的人群，他们的生育规律也符合经济规律，他们暗中也在避孕和堕胎。即使在刚刚废除禁止堕胎的爱尔兰，他们的生育率也只有1.92，低于正常人口更替数量。

美国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反对堕胎，但他们的生育率也在下降，实际行动体现了个人的真实选择。

奥派大师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对生育节制进行了如下论述：

现代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民众带来财富，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卫生条件改善，和预防与治疗疾病方法进步，已经显著降低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从而延长了平均寿命。

目前在这些国家，只有比以往更加厉行节制生育，才可能成功限制后代产生。

因此，过渡至资本主义——亦即，移除从前一些干扰私人主动创新和举办企业的障碍——已经深深影响人们的性习惯。

节制生育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新的只是现在更普遍、频繁地获得采用。尤其新鲜的是，它不再只是在上阶层社会流行，而是普及全民。

因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大的社会效果，是在社会所有阶层中推动去无产阶级化；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以致他们也变成“资产阶级”，也像有钱的城市公民那样思想和行为。

他们也渴望维持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水平，因而进行节育。随着资本主义的扩散和进步，节育变成一个普遍习惯。于是，过渡至资本主义，有两个现象伴随：生育率和死亡率双双降低、平均寿命延长。

富裕社会的生育减少原因

\1. 存活率提高：贫穷社会医疗条件差，婴儿夭折率高，多生孩子才能保证存活。而富裕社会婴儿存活率高，生育数量自然减少。

\2. 孩子作为劳动力储备：贫穷社会孩子是体力劳动的补给，多生孩子能增加劳动力。富裕社会孩子从事脑力劳动，需要更长时间培养，父母投入的金钱和精力更多，投入越大，需求越少。

\3. 父母的时间成本高：富裕社会父母时间成本高，生育是享受，但代价越高，需求量越低。

\4. 孩子作为储蓄：贫穷社会孩子是养老储蓄，市场化金融服务不健全，养儿防老是必要的。富裕社会金融服务和养老保险健全，孝顺不再是主要考虑。

\5. 重视孩子质量：贝克尔称，儿童是耐用消费品。收入提高后，更重视质量而非数量，集中资源培养少量孩子，而不是分散培养。

总结起来，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使得人们在生育决策中更重视生活质量和孩子的培养，这导致生育率下降。华人地区尤其如此，这才是生育率低的根本原因。

华人为什么生得比欧美人少

华人之所以生得更少，是因为华人对儿童这个“耐用消费品”的质量要求更高。爱尔兰人可能只想把自行车换成摩托车，但华人希望将自行车直接换成宝马。

华人离开农业社会的时间仅一百多年，在农业社会中，阶层跳跃几乎不可能，唯一的机会就是科举。几千年来，华人社会流传的阶层跳跃故事，大多是一朝中举，鸡犬升天。

不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移居到美国这样的地方，让子女享受最好的教育，上最好的大学，永远是华人试图改变自己阶层属性的不二选择。

在全世界范围内，华人比任何其他族裔的人都更重视教育，父母倾其所有为子女教育是常见的事。为了子女上好的学校，斥资上千万购买学区房。为了不落后于起跑线，从一岁开始就报各种学习班，直到倾尽家产送出国留学，这都是华人干的事。

如果孩子数量多，就无法达成让孩子成为高质量耐用品的目标。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望子成龙”。

龙代表什么？代表阶层的跨越。望子成龙，哪怕家庭只是蛇的条件，也希望他成龙。这才是华人的文化，“多子多福”从来都不是目标，“多子多福”只是华人用来说给那些子女多的家庭的客套话罢了。

事实上，大部分多子多孙的家庭，都处于贫困状态。

梁建章等人一味关注生育率，却忽视了生育率下降的背后，是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望子成龙的华人文化的主导。

换句话说，在华人地区，生育率下降，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逐步下降的过程，这是一个自然现象。这也能解释为何政府放开二胎生育后，仅两年后，中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没有看到预期的生育率上升。

国家人口危机有问题吗？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人口迅速下降的现象。

2019年，全球平均生育率为2.47，远高于人口保持数量不变所需的2.1标准。世界人口继续增长。在非洲国家，生育率超过4的国家比比皆是。

印度的人口总量很快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所谓人口生育率下降，只是某个国家范围内的现象。

既然只是一个国境线内的人口生育率下降，这并不叫做人口危机，而只是国家户籍人口减少，即该地区妇女的生育率下降。当国家这个概念深入人心时，许多人思考问题的视野被限制在狭小的国家范围内，梁建章们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代表。

如果以更小的边界来看，你所在的县、市、省的人口在减少吗？你早就该慌了。吉林的生育率是0.51，黑龙江是0.46，辽宁是0.63，天津是0.66。这些数据意味着两个育龄妇女平均只生1个小孩，不出几代人口就会消失。

东三省生育率低下的原因很多，但人口外流也是重要因素。育龄妇女统计时在吉林，但生育可能发生在外地。

但你觉得天津这样的城市会成为没有人烟的荒漠吗？不会，因为不断有新人进入天津。那为什么梁建章们认为中国人口减少是个问题呢？

他们想象出很多灾难场景，工厂没有工人，服务业没有服务员，学校没有学生，这些事情确实在发生，但根本不必恐慌。

请用市场的眼光看人口

如果用市场的眼光看人口，根本不存在人口减少的问题。市场没有国界。今天在网上买东西，不在意卖家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关心价格和质量。中国的电商在亚马逊、速卖通上向外国人卖产品，无人在意他们的国籍。

假设有一天在淘宝上买到的东西全是外国人在销售，对消费者来说没有区别。外国人在网上卖货给你，是中国的劳动力吗？如果从市场角度看，他们就是服务于你的劳动力。

美国和欧洲的生育率在四十年前就开始下降，年轻人减少了，但他们的服务并没有减少，甚至可能增加了。东亚大量年轻人加入制造业为欧美人生产产品，欧美人享受到了低廉的服务。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不都是不认识的年轻人在为他们服务吗？

市场是陌生人为陌生人服务的地方。全球化将全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共同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印度承接了美国最多的呼叫中心业务，你在美国打电话给银行，接电话的人在印度。即使服务业也可以让印度人为美国人服务。

假设中国的工厂全部搬到越南、印度，你作为消费者有损失吗？没有。那里的年轻人效率可能更高，工资水平可能更低，企业竞争更激烈。最后你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产品，生活得到改善。哪有什么人口危机呢？

欧洲的人口专家鼓吹了多年的人口危机，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吗？没有。原因是中国制造业，中国数亿劳动力加入了世界大市场。

东莞的制造业人口减少了，你着什么急呢？数千万越南人加入全球分工大市场，他们生产的产品和东莞工人生产的产品对你来说没有区别。既然如此，人口危机在哪里？

请从个人角度看人口

如果存在所谓人类的危机，一定是有具体的人碰到了危机，并且有足够多的人碰到了这个危机，集合起来我们可以说人类遇到了危机。但梁建章和任泽平的报告中，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个人，只看到国家。他们忽略了国家只是一个人为划定的治理区域，真正的危机是具体人群的危机。

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出现的生育率下降，完全是生活水平提升和东亚人的家庭文化决定的，是基于自主的决定。

一个人自愿做出的行为，是在为自己制造危机吗？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处境，更能为自己的未来考虑。那为何无数个自愿减少生育的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人口危机？这种逻辑不通。

欧美国家有不少丁克族，他们自愿不生孩子，制造了社会灾难吗？没有。

简而言之，梁建章和任泽平等人是站在集体主义的角度，虚构了一个没有受害者的灾难。这个灾难完全将国家拟人化，忽略了国家不是具体个人，只有具体人才会被伤害。

真正的人口危机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口危机？当然有。

我提出的关于人口危机的定义是：参与大规模市场的人数在管制下减少，这才叫人口危机。越多人参与市场，市场分工越细，财富创造水平越高，资源配置越合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提高。

当前世界上生育率高达4-6的国家，正在经历人口危机。他们生育的人口无法加入市场网络，只能寄希望于更多子女。

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的生育高峰，是人口危机。生出来的人大部分被绑定在土地上，没有参与市场。

中国区域没有国家间的贸易和迁徙管制，商品和劳动力自由流通，这意味着有十四亿人可以相互服务、合作分工。

中国的生活水平改善来自于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近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这是人口爆炸，极少有一次性数亿人加入市场的事件。

假设中国人全部退出世界市场，这就叫人口危机。

市场一下减少十亿人参与分工协作，财富损失巨大。那些预判欧美国家与中国脱钩的人根本不懂，这种人口危机是欧美国家无法承受的。

如果出现脱钩，欧美和中国的生活水平都将急剧倒退，这才是真正的人口危机。

只有政府可以制造这样的市场人口减少危机。最极端的方式是禁止劳动人口迁徙和贸易。最低工资法也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市场之外，增加失业。

福利制度让一部分人可以不劳而获，离开市场。政府雇员太多，也是在减少市场人口。

应对这种人口危机的手段是让人口参与市场，而不是限制生育。

印度有十三亿人口，但有近一半人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加入世界市场。这就是人口危机。解决这一局面的方式是开放市场，让更多人参与世界分工。

非洲人生育率高，但无法参与世界市场，越生越穷，越不能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人口危机。减少国家之间的贸易限制，比呼吁多生更重要。

中国最近签订的RCEP，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东盟十国的贸易限制，意味着6.5亿人口参与到中国的贸易中。

只要不断有人口加入协作网络，就没有人口危机。

梁建章、任泽平错误地判断当下属于人口危机，呼吁管制，而他们的政策建议将真正导致人口危机。

高房价、高成本，真是人们不愿意生的理由吗？

梁建章认为，北京城市生育率为0.71，首尔为0.84，纽约为1.65。北京妇女平均只生0.7个孩子，长此以往，每代人减少三分之二，触目惊心。

他认为中国生育成本、房价和教育费用相对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还有女性的机会成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生育率很低。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胡说八道。他的观点引发了一系列政府管制行为，包括对房地产行业的各种管制、大规模公有化幼儿园、以及针对托育产业的政策。

高房价的原因与生育率

房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基本上可以简要说明如下：经济越繁荣，城市 中心土地价格越高。这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必然现象。

城市中心区的房价由供需决定，城市周边的房价因为可开发土地供应不足导致过高。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心区房价已是天价，但这是正常的市场现象，因为有大量人竞争中心区的房子，出价最高的人住在中心区。周边的房价则与土地供应量相关，尽管有大片农田，但供给量受限，导致周边房价也较高。

然而，房价高与生育率没有必然关系。

不买房，就不能生育吗？北京非中心区租金并不高，通州有许多月租三千左右的两室一厅。买不起房，租房同样可以生儿育女。

有人认为不买房就不能结婚生子，但这是文化和心理问题，不是房价的问题。欧美人不是大量在出租房里生儿育女吗？许多中国农村人在城市出租房里生儿育女，从未想过买房，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生儿育女。

高消费与生育率

梁建章等人说，中国生育子女的成本太高，甚至是世界上最高的。

实际上，这是生育子女的生活期望值高了，不是成本高了。四五十年前，农村人饭都吃不饱，也能生五六个孩子。

如今月入一万的城市白领，一天的收入可以买一百斤大米。过去城市居民的小学生一年配给口粮216斤，农村更少。白领一周收入就能给三个小孩配齐全年的口粮。生活期望值提高了，让人觉得生活成本高了。

奶粉要进口的，纸尿裤要品牌的，玩具要乐高的，早教班要上，幼儿园要找好的，小学要高质量。这些都是父母对孩子生活的高期望值导致的。要省钱并不难，用反复洗的尿片、喂米糊、关在家里养，生四五个也没问题。农村人说的多好，不就是多一张嘴嘛，多生几个怕什么。

教育成本与生育率

为什么小孩要教育？过去中国农村的小孩五岁放羊，八岁砍柴，十岁下田，十四岁能干所有农活。为什么现在要教育？

因为父母对小孩有期望，希望他们有更好的未来。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全免费，有些学校私下收点费用，但不多。一年几百千把块，不会影响生育决定。

城市白领却不这样想，一年几万元投入教育是正常的。补习班、兴趣班、各种课程，都要花钱。义务教育阶段一年花十万八万的大有人在，即使小城市也要花几万。这是因为家长对孩子有更高的期望，不是教育成本高了，而是期望值提升了。

生育率与教育产业

有人认为出生率下降会影响教育产业的发展。这完全是误解。中国的民营教育体系非常发达，在美股上市的教育类机构有13家，港股有23家。

教育行业发达是因为经济增长，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增加，大量资金投入教育领域。

尽管生育率下降，但城市婴儿数量在增加，因为城市化进程中年轻人增多。在一二线城市，虽然生育率低，但父母支付单价和客户数量都会增长，所以母婴产业、教育产业将持续成为优质产业。

正确的商业分析是，正是因为人口生育率自然下降，导致了人们对儿女的教育预算增加了，推动了教育产业的发展。

子宫占领世界的谣言

坊间流传欧美MSL、黑人生育率高，用子宫占领世界的谣言完全是编造的。

穆斯林移民在来到所在国后，生育率迅速下降，移民在两代内生育率与移入国趋同。谣言称穆斯林将占领欧洲，实际上根据PewResearch的研究，到2030年，法国穆斯林比例仅为10.3%，德国为7.1%，英国为8.2%。

高房价和高教育成本并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生活期望值提高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给人们更多选择，更多父母选择少生，以提高生活质量。

人类在某阶段生育率下降并不奇怪，也不一定是坏事。

补贴生育不能带来生育率增长

这个世界到处在搞用政策干预生育。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5年1月19日讯息：教宗方济在从菲律宾返回后，非常坚定地支持罗马天主教廷禁止避孕的做法，但是也表示，天主教徒不必要「像兔子」一样生很多孩子，而是应该通过做「负责任的父母」来生儿育女。

是的，菲律宾，就是亚洲唯一一个避孕非法的国家。

这也导致菲律宾人口爆炸性增长，1960年菲律宾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菲律宾人口才2700万左右，截止到2019年，菲律宾已经达到了1.2亿，人口增长2.04%，位居亚洲第一位，在教会“支持生命”的立场下，改革生育法迟迟未能够通过。

但人口压力、婚姻压力也是让菲律宾的家暴情况位居首位，根据菲律宾警方公开的一些资料来看，平均每天有19名女性沦为“家暴”的受害者，在各类暴力事件当中，“殴打妻子”的情况占了72%，菲律宾女性为了逃离这种现象，每年有数百万人前往海外工作。

罗马教廷，为何一直在避孕问题上坚持己见呢？难道真的只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吗？其实不然，认为教派应该有更多的信徒，才能让天主教在世界传播更广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曾长期奉行不准堕胎的政策，直到这两年才放松管制。曾经有位十几岁的小姑娘因被强奸怀孕，法院不但判她不允许堕胎，还判她不得出国堕胎。这种管制手段比起管制生育的强行堕胎残忍么？我看都差不多。

另一个亚洲国家，伊朗目前鼓励民众多生孩子，议会通过相关议案，禁止民众接受输精管或输卵管切除手术，除非患者生命危急而不得不进行这类手术。

伊朗多年来出生率不断下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这会阻碍国家的进步，而新规正是应对出生率下降的举措之一。根据联合国数据，伊朗有7700万人口，30年前平均每名妇女生育6.4个孩子，而2012年这一数据降至1.6个。

哈梅内伊要求有关官员采取措施，鼓励伊朗男人娶年轻妻子，生更多孩子。他还要求当局扫除婚姻障碍，通过提供分娩费和男性不育治疗等援助推动发展更大的家庭。

伊朗议会11日投票决定禁止避孕的推广。违规媒体可能要暂停运营6个月。伊朗还在考虑是不是要禁止堕胎以提升生育率。这两个国家的计划生育看起来也很残暴吧，我们再来看另一些表面温情脉脉的计划生育。

欧洲国家对生育的补贴政策非常多，甚至让中国的女人无比羡慕，坊间有无数颂文，我只简单列举一下法国的生育补贴政策吧。

2017年，法国卫生部长宣布将恢复“看护补助”、“婴儿出生奖”，各项补贴累计将增加至6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97元）。

在家庭津贴上，有两名受抚养子女的家庭每月可领取131.16（约合人民币1036元）欧元的家庭津贴；有三名受抚养子女，家庭津贴可以提高至299.20（约合人民币2366元）欧元；四个或四个以上孩子的家庭补贴为467.24欧元。（约合人民币3695元）。

简单来说，就是生的越多，家庭津贴就越多！

很多人会说，欧耶，这样的计划生育我喜欢，有钱拿，不要太爽。

但温情脉脉的背后，残暴并没有减少一分。补贴哪来的，不还是向另一批少生的人征税征来的吗？所以法国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时达到了80%。

如果你不愿意多生，你愿意你每年被政府强征你家庭收入的30%专门用于他人子女的养育吗？你会说，凭什么我出钱养别人的娃！

是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干的。德国、日本、台湾、新加坡等等很多地方就是这么干的，你不想多生，那就多出钱吧！即使这样，这些地方的大部分人还是不生，生育率也还是不高，宁愿自已的财产被政府征去养别人的娃，他们也不生。

真正多生的人是什么呢？穷人，比较懒的人，他们可以借此政策占到便宜。

假设，你就生一个娃，因为你想让你的孩子去海外留学，但因为有人要多生，政府要补贴他们，所以你的财产被收走一部分，导致你的娃没钱去留学，你觉得这样的补贴生育很温情？

财产被人强行地征走去养育别人的娃，表面温情脉脉的生育福利，背后其实还是残暴的强盗逻辑。

梁建章们主张是大幅度地搞生育补贴，以刺激人口的增长，并采取手段降低养育成本。

是的，梁多年的呼吁已经成功的影响了相关部门的政策。

现金补贴、改制幼儿园、产假延长等等一堆的政策密集出台。后果是什么？

民营幼儿园行业哀鸿遍野，民营教育行业严重被抑制，减税空间越来越小，劳动法进一步减少女性用工，更多的企业不敢招聘女员工了。

可以肯定，这些政策也不会有什么用。你补贴得过台湾吗？补贴得过韩国吗？人家不照样不生吗？

本来不存在人口危机，但这种补贴政策实际上在制造危机。

台湾，日本经济的低迷，与他们长期推动的补贴生育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人口危机导致人们养不了老了吗？

传统人口经济学认为，老龄化指的是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当这个占比够大时，就会形成社会危机。

这个危机的核心是年轻人的数量不够，老年人的生活无法保障。

为此，传统人口经济学提出了“抚养比”这个概念，即一个老年人对应多少个年轻人来抚养，背后的逻辑是老人必须由年轻人来养。

古代农民的自我养老

古代中国农民一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是多置几亩地。只要政府保护土地产权，农民就能通过开垦荒地、购买土地逐步积累财富，作为养老储备。他们通过财产的分配来交换儿女的养老服务，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为礼尚往来。

四十年代在保定地区的调查显示，地主和富农与贫农的食物消费差异并不大，他们省吃俭用，疯狂储蓄，以期通过财产积累实现养老。

古代农民靠自己养老，而现代人却必须靠儿女养老，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消灭了农民储蓄的手段。

养老手段的消灭

现代中国农民无法自由购买土地，土地的储蓄功能被剥夺。1979年的存款案例显示，剧烈的通货膨胀让存款无法储蓄财富。法币的不稳定性消灭了市场自发的养老机制。金融市场的限制使得普通民众无法找到优秀的理财产品，进一步削弱了储蓄的可能。

城市居民依靠房地产作为唯一的储蓄工具，但一系列干预手段让这一条路也变得越来越艰难。金融市场的限制和不发达，使得人们储蓄的通路被堵死，储蓄的手段被消灭，形成恶性循环。

世界性的灾难

储蓄是资本的来源，有了储蓄才能形成资本，资本才能投入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最终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欧美发达国家民众也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养老，因为他们的储蓄手段被消灭了。美联储的美元通胀使得人们无法通过货币储蓄，房产税让房地产失去储蓄价值。

金融市场的发达使得欧美民众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分享大企业的红利，但美国退休老人从政府领取的月平均退休金仅有1200美元，依靠多元化的收入才能保证生活水平。

人们都可以自我养老， 解决方案是：

\1. 储蓄：让人们拥有通过储蓄解决养老的手段。解决法币、土地、金融市场等阻碍储蓄的问题，使用诚实货币可以帮助无数人完成养老。

\2. 取消官办养老制度：通过降低退休工资金额，逐步取消官办养老制度，让人们自负其责。少子女的城里人不应沾多子女的农村人的便宜。

\3. 退休年龄自主化：让人们自主选择退休年龄，身体好就多工作几年，身体不好就早点休息。

\4. 加大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对外开放，让市场更大，最大程度化解过程中的危机。

总之，传统人口经济学的错误在于将老龄化与年轻人抚养老年人挂钩，而忽视了储蓄和市场机制才是正常的、正确的养老模式。

从来都不存在什么人口危机，一切皆是庸人自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