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即自由,民主就是“合法”地将他人的财产装进自己的口袋。

“清华孙立平”今天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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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理中客地继续评论道:在沙滩上放,一些细屑和灰烬根本就无法清除;不仅仅是游客,许多就是住在清水湾的人;有一部分垃圾是海上养殖造成的,海水养殖的规模非常大;我从不反对放烟花,但不能在沙滩上放,就比如我不反对你弹烟灰,但你要把烟灰弹到烟缸里,而不是弹到面粉袋子里,明白吗?我同意开禁,划个区域,限定时间,比如人们休息的时间不许放,昨天就有人和我抱怨,两天没睡好觉了。

我看他说半天就是说不到点子上,着急,而且又在呼吁“管一管”,让政府有所作为,就发表了一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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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一切问题的根源,恰恰就是产权不明晰,管得太多,把一切都公有化了。既然公有化了,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都只管享受而不计代价,因此必然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和无序。任何领域的产权不清,造成的结果都必然如此。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大号的沙滩”。

那么很清楚的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推进产权明晰化,将“人民公社”变成“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旦产权主体清楚了,产权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就必然会发挥企业家才能,尽到对自己资产的管理责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本来就产权不清,又继续呼吁“管一管”,结果就是进一步推动公有化的进程,“公地悲剧”只会更加严重。中央计划机构会在民众的呼吁下,将资源调配过来满足沙滩管理的需要,但是必然要从其他地方抽取资源,造成生产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的混乱。这就是弗里德里克·巴斯夏讲的“看得见的鱼看不见的”。

录用100个公务员,专门去管理这片沙滩,能把这片沙滩的垃圾问题、放烟花问题解决吗?能。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这些公务员的巨额开销,这些开销,将从其他地方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并支付,这是一种再分配,为了满足孙立平的愿望,而从别人口袋里掏钱,造成的结果就是民众负担的加重的政府职能的进一步扩张。

让我们直截了当,管一管,就是国有化,管一管,就是socialism,管得越多,人就越是没有自由。把一切都管起来了,最后就是肖申克,瑞德撒尿都要打报告。

因为任何管一管,就是赋予利维坦以更大的权力。现在的问题不是zf管得太少了,而是管得太多了,权力太大了。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呼吁管一管,那就是火上浇油,而是要消解这些权力,学会自负其责,学会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问题。

你以为权力是怎么扩张的?就是大家呼吁出来的。你什么都想让它出面管一管,那就必然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就必然让它占有更多的资源,否则它拿什么管?

所以我们反对任何呼吁管一管的声音,因为这在客观上就是权力扩张的同谋,就是给人家递上一把杀人的刀。

我留言之后,他的回复是:别胡扯这些了好吗?私有化,老百姓能去沙滩吗?我又继续怼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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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学者的通病就是这样,他们其实都是socialist。他们之所以呼吁管一管,是因为自己不用付出代价,代价由他人支付;明明是自己看不下去,却装作老百姓的代言人,其目的不是是想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满足自己的愿望,这就是虚伪。

他们永远意识不到,利维坦做不了好事;他们信奉最终暴力,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利维坦,他们被禁锢在思想牢笼之中,不敢也不愿越雷池一步。

他们不知道,人们需要安保力量,并不能推导出安保力量必须由一个垄断机构来提供。

人们都需要吃饭,能由此推导出饭店必须由垄断力量提供吗?荒唐!

一旦私有化了,民众就去不了沙滩吗?

我们要问,一旦私有化了,民众就吃不饱饭吗?这既是一个逻辑问题,又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人不需要懂太多经济学,只要面对历史足够诚实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事实是,产权明晰化后,人们不但比过去吃得饱了而且吃得更好了。沙滩一旦产权明晰了,产权人会基于利润动机,提供优质的环境服务,他不这样做,就吸引不到游客,就会影响他的收益。产权人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量,尽可能降低价格以吸引更多游客,薄利多销,实现总利润增长。

产权人也会基于业主们的要求和安全、环境等考量,划定区域让大家放烟花,扔垃圾,他们来维护安全和卫生。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加以有效解决,每一个人的权利都会得到保障。

道理很清楚,一旦产权明晰了,产权人有最大动机维护这片沙滩的资本价值,会做最长远的打算。只有在产权不清的状况下,人的时间偏好才会提高,只注重当下而忽视长远。

实际上,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产权人会免费开放这片沙滩,并做好养护服务。因为他的利润来源并不仅仅是沙滩的旅游收益,而是周边物业的产品的利润,例如这里的店铺会升值、租金会提高、房产会卖出更高的价值、广告费会水涨船高等等,从这些收益中,就可以弥补沙滩免费开放的成本。

微信是免费让大家使用的,他的收益就是从周边产品来的,让越多的人使用微信,他的收益反而越大。

认为私营企业不会提供免费的东西,是无视事实。认为国有的东西就是免费的,是思想的懒惰和幼稚。

我完全明白,他绝对是不承认上述经济学原理的,绝对不会认为自己认知错误的。我也没指望去说服他。

不需要跟体制内知识分子对话!让他们承认自己终生所学就是个笑话,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干预主义和socialism添砖加瓦,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体制内寄生阶层道德有亏,让他们明白应该突破思想的框架直接打破体制,比登天还难。因为那就是摧毁他们的信仰。

他们即便认识到自己错误,也不会承认,因为否定自己需要勇气,放弃既得利益更需要勇气。

他们本来就是体制的一份子,梦想就是当国师。如果没有这个体制,在市场经济下,消费者哪里会需要这么多知识分子啊。所以他们看似有一点批判精神,实际上不过是小骂大帮忙。他们心里盼望的,是一个负责任的zf,希望利维坦会变好。而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是乌托邦分子,而我们是现实主义者。

他们说得再欢实,首先是把权力的存在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加以接受的。就像那些蹩脚经济学家,他们是把市场失灵、干预是必要的作为一个前提来思考的。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权力,我们要的是权利。干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必要的,都既是反伦理的、也是反经济的。他们的前提本来就是错误的。而一旦前提错误,哪怕说得天花乱坠,结论都必然为错。

所以霍普教授教导我们,不需要说服他们,而是要直接面向公众,传播正确的经济学。让观念的浪潮,将那些腐朽的知识分子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社会观念的制造和传播,就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他们影响大众,决定了政策和历史走向。知识分子多供职于税金资助机构,他们与权力结盟,享受优渥生活,就是为干预主义背书的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卫队。经济学人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入观念战争,对这些知识分子发起猛烈攻击。

对待错误的观念,必须旗帜鲜明加以批判,不论他是谁。不需要为了所谓的风度而将对话继续,那就是拙劣的诠释主义者和辩证法门徒。

知识分子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闭嘴

沙滩私有化问题,著名的于建嵘也加入了论战。

于建嵘说:有些资源涉及到公众利益,需要有超越私有和公有这类安排。比如争议的海湾,可以将产权转让,但应该有对公众开放、收费标准等附加条件。当年我在法国调查发现,他们的农田私有,但用途和转让有严格的限制。

于建嵘这种民主社会主义者,活跃在微博,是民主派的代表。他一辈子都是浆糊,终生所学就是个笑话。这种人对中国的伤害巨大,却以所谓良心的形象示人。

上面这段话,短短百十来字,却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什么资源涉及公众利益?公众是谁?利益总是涉及具体的人,哪里有什么抽象的公众利益。你又凭什么代表公众利益?所有以公众利益这种集体主义方式思考问题的人,都是打着公众名义,满足自己价值偏好的伪君子。

什么叫超越私有和公有的安排?在他看来,就是在私有产权之上施加各种限制,以符合所谓的公众利益。那么,这时候产权就处于羁束状态,产权人如何使用该资产,就自己说了不算,只保留了名义所有权。就像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处分的权利。一种权利,最重要的权能是什么?恰恰是处分权能,自己的财产,自己不能处分,那你就不能说它是自己的,而是属于那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人。

纳粹德国就是这样搞的。企业的财产,仍然保留名义所有权,但是你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如何收费定价,需要服从中央计划机构的命令,这时候你可以声称这个财产属于自己吗?

产权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你可以完整地行使其各种权能,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事实上,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所有资产,都是法允资产,你能保留多少,只看人家想拿走多少。

当在产权之上施加各种限制,那么这种财产实际上就是公有财产。于建嵘他自己的财产,如果国家规定,你必须如何如何,那么这种财产虽然名义上是他自己的,实际上就自己说了不算。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于建嵘头上,他绝对一百个不同意,但是在别人的财产上,他就呼吁这样做,无非就是想共产他人的财产,实现自己的价值偏好罢了。

你去法国调查了,能调查个毛线啊!当今法国是socialism大本营,各种对私有产权的限制,企业要怎么用人,工资应该是多少,环保标准是什么,如何定价,不就是于建嵘说的有各种限制吗?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对私产伦理的粗暴践踏,是对市场经济的毁灭性破坏。

法国就对吗?难道它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名号,就一切都是在奉行市场经济原则吗?只有这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才会如此糊涂和幼稚,分不清现象和本质。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分辨。

这种知识分子,真是脑袋短路。他们不读书,没逻辑,只有情绪和立场,没有理性和思考,实在是蠢到家。他们的每一次呼吁,都是在扩张权力,侵犯私产,毁灭经济,摧毁道德。这些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闭嘴!

社民派知识分子的十宗罪

这两天在微博上和孙立平、于建嵘就沙滩私有化问题发生了争论,其核心就是产权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产权就是自由。我们可以由此揭开那些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让更多的人认清他们的主张到底会通往何处。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知识分子的通病:

第一,永远崇拜终极暴力。他们看起来是“良心知识分子”,可是不论他们怎么批判现状,但是思维的边界却永远在“国家”的框架之内,他们是把现存的秩序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加以接受的。对于国家的本质,他们认识不清,思想水平离马克思都差十万八千里。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对国家的定义是什么。他的定义基本是对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承认现存国家秩序的。在他们的皿煮派话语体系里,这是“必要的恶”,所谓的“最不坏”。他们认为国家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安保、司法以及大型公共工程等服务,这些服务是私营机构提供不了的,一旦交给私营机构,穷人就没有活路。因此垄断暴力机构有其重要的正面价值,可以做许多好事,所以他们经常呼吁“管一管”。

第二,盲目崇拜美西方。只要是美西方做的事情,就是对的。例如我去法国调研了,法国的农田私有,但是用途和转让有严格的限制。例如美国有各种工会,工人待遇高,地位高。其“逻辑”是,因为美国法国是这样做的,因此这样就是对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他们以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市场经济。

第三,相信民主万能。只要民主了,政客是大家选出来的,一切就都是正义了。这就是“公意”,他们变态狂社会主义先驱卢梭的忠实信徒。基于此,他们完全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他们其实非常“爱国”,是国家主义者,将领土疆域看得比人还重要。

第四,无法做到逻辑一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就是正确的,发生在中国,就是错误的。批评中国的某些政策,他们热情支持,一旦批评美国,那就像摧毁了他们的信仰一样如丧考妣,但是两件事情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批评美国了,他们就说,你看看这边都那样了,你们怎么好意思批评美国,有没有良心?可以批评A不等于赞扬C;错误就是错误,不论发生在哪里,都应该批评。

于建嵘刚刚说完农村土地应当按照规定落实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就行了,用私有化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紧接着就说,有些资源涉及公众利益,应该有对公众开放、收费标准等附加条件和限制性规定。他从来都意识不到这里面的自相矛盾。既然落实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了,你又施加限制,那么他如何进行占用使用收益处分?

他会争辩说,农村土地属于私人事务,不是公共事务,你在偷换概念。并没有。请问你如何区分私人与公共?一片沙滩要向公众开放,因为涉及公众利益,一片农田为什么就不能开放呢,我就喜欢去农田散步,你不开放我就去不了,有没有影响公众利益?沙滩应当公共化,农田为什么不能公共化呢?再进一步,城里还有许多穷人居无定所,于建嵘的房子可不可以公共化呢?你家里的厕所平时又不用,可不可以开放让内急的人使用呢?

第五,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什么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人的利益。产业政策涉及公共利益吗?并没有,它只涉及那些产业的从业者的利益。海南的沙滩涉及公共利益吗?但是那与青海农民有个毛线关系,他们一辈子都不去海南。所以你说的公众,到底是谁?

第六,权力唯物主义。一切错误都是掌权者的,跟民众没有关系。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舆论和观念再改变都没用。

第七,把自己视为全能王,民众都是傻逼。

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挂在嘴上。他们可能会批评政府,但是批评的原因是,你怎么不按照我说的去做,为什么我没有当权。

第八,最重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这让他们赢得了普遍赞誉。为什么重视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的武器就是说话和写字。他们接受税金资助,衣食无忧,说话写字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排序,远远高于经济自由。于是老百姓到底怎么想的他们不关注,只关注自己所珍视的“自由”。

第九,恨国。恨国是因为自己的主张不被当局接受,发言受到限制,处境不佳,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飞黄腾达声势煊赫。由此开始逆向种族歧视,认为中国人最差劲。这又与第六条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你认为权力主宰一切,民众怎么样难道不是无关紧要吗?

由于恨国,加上崇美,让立场和情绪占据上峰,失去了理性和逻辑。例如他们会支持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对中国经济的打压,认为把这边整得越惨越好,他们根本分不清当局和民众,不在乎这会对民众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和损失,意识不到这会将世界推向战乱和冲突,只要让自己觉得爽了就行。例如他们对中国经济发生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或者没有正确的认知,诋毁中国企业,崇拜美国的高科技。

第十,喜欢表演正义,让他人付出代价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喜欢代表老百姓,用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他人。工人待遇太差了,应该规定最低工资,但是他自己不掏一分钱;环境不好,对工人身体有伤害,因此应该实行严苛的环保政策,至于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工人失业,代价有多严重,他们不管;农民处境太难了,应该给他们最低保障,因此应该向别人收税转移支付;看病难上学难,国家应该多办教育和卫生事业,钱还是从别人口袋里掏。看到有人享受医疗特权,他们的办法,不是消解这些特权,而是让大家都去享受特权,由此赢得一片赞誉。他们是福利国家,即社民主义的忠实拥趸。

以上种种,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这次争议的核心:产权。

利维坦,就是在一定领土疆域内垄断安保与司法,以强制性征敛和暴力手段维持其存续的组织。这个概念已经清晰揭示了,只要利维坦存在,就必然是侵犯产权的,它就会将所有私产,转变成法允资产——在计划机构立法限制的框架内,才能发挥产权的权能。

如果我们承认,私有产权最有利于人的尊严提升和福利增进——事实上这毋庸置疑不可辩驳——那么,任何对私有产权的侵犯,都将把一个人置于奴役状态,并减损交换双方的经济效用。一切干预措施,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在侵犯私有产权,因此首先在伦理上没有正当性,其次在经济上是毁灭性的。

所以,相信利维坦会干好事,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是乌托邦幻想。

人们看到它做了某些“好事”,那也必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只不过那些代价许多人看不到。给一部分人发福利,必然从另一部分人那里拿走财富,这是对产权的侵犯,必将打击财富创造。搞了许多大型项目,意味着民间资本减少,用于满足消费者紧迫需求的资源被抽走,带来的结果就是生产结构的扭曲,任何扭曲的生产结构,必将减少所有人的福祉。

也不能从一项服务大众都需要,就推导出这项服务必须有垄断机构提供,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市场化的安保、司法,以及铁路、机场、航海、货币供给等庞然大物,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市场提供的必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而且更加节约高效。由中央计划机构提供,必定质次价高,并且无视消费者主权。

西方国家对土地、房屋、交易、国际贸易等实施的限制和干预,都是在侵犯私有产权,它将减少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启动社会去文明化和贫困化的进程。美西方的经济衰退,就是各种对私有产权进行限制的结果。

民主就是向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就是利用公众舆论启动立法进程,“合法”地将他人的财产装进自己的口袋。一个人在这里是多数,在那里是少数,最终结果就是人人相互劫掠的动物丛林。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它的本质就是社。民主化程度越高,社的程度就越高。大众的意见并非神圣,多数人认为正确也并不意味着为真,民主所犯下的错误并不比dc少。

既然是私有产权,那就必须具有完整的权能。逻辑一致地,不能这个产权应该完整,那个因为涉及公共利益就应该限制。那就是消灭私有产权。

你的汽车,一周只能开三天,你还有完整的产权吗?你的企业,应该雇佣谁、开除谁,发多少工资,自己说了不算,不能按照契约办,那就只有名义的产权;你的房子,假如每年征收5%的房产税,你的产权就不完整;自己的房子,流浪汉住进去了不能赶,那就不是你的房子。当一项财产你只保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如何使用和处分要听从中央计划机构的命令,这项财产实际上就变成了公有。

如果你认为法国对农民的土地使用和转让施加限制是正确的,那么逻辑一致地,对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权利实施限制就也是正确的。因此主张农村土地应当有完整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有对产权行使施加的限制,都是在侵犯产权本身,都是在启动公有化的进程。它必定造成财产的资本价值下降,人们的未来预期降低,财富生产动能的减弱。

所有打着集体之名的所谓公众利益,结果都是用一部分的财产补贴另一部分人,这同样是侵犯私产。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表演自己的道德,将自己打造成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侵犯私产,自己不用承担代价,满足自己的愿望。

他们也不理解言论和学术自由。唯一的权利就是产权。并没有什么抽象的言论和学术自由,有的只是产权。如果印刷厂、电视台、大学都是国有,你谈所谓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就是一句空话。

至于说,私有化了,民众就没活路,根本就不值一驳。这既是经济学的无知,根本不了解市场规律是产权人将竞相以物美价廉的商品争取消费者青睐,否则他们的财产就不保;也是对历史的无知,越是产权明晰化,人们的生活就越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已经证明了一切。

这些社民派知识分子,基本都处在经济学无知状态,他们根本搞不懂产权的原则,就是自我所有权、先占先得和经契约同意的转让。

反驳他们,不是为了跟他们争高下,在他们骄傲的眼神里,自己又是清华又是社科院的,我这样一个民科根本就不值得重视。但是正确与否,我们相信的是理论与逻辑,而不是相信身份与名气。而是因为,政策是由观念决定的,而观念就是这些影响力巨大的知识分子输出的,因此必须对他们错误的观念进行严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