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竞争对手依靠国家扶持取得优势，便认定己方也应当如法炮制，这套逻辑极具迷惑性。如今美国政坛各界，从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这类智库，到曾经将 “挑选赢家” 视作贬义词的保守派，产业政策再度大行其道。支持者的说辞十分直白：既然北京通过补贴在半导体、电动汽车、高端制造业领域谋求行业主导地位，华盛顿就不能死守自由市场原则，坐视本土工厂不断外流。这套叙事听起来颇有说服力，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它大体上只是一种幻象。

尽管各界对中国产业发展雄心忧心忡忡，但支撑这类乐观论调的实证依据却异常单薄。针对中国产业政策实际成效的严谨评估十分稀缺，考虑到政策投入的海量资源，这一研究空白尤为突出。当研究者终于全面测算其实际效果时，看到的并非一套由国家主导、高效运转的制胜体系，而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尝试。

中国产业政策庞大的执行规模毋庸置疑。政策工具涵盖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优惠信贷、低价供地等定向扶持手段，2023 年整体财政成本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4%：现金补贴占 GDP 比重 2.0%，为最主要工具；税收优惠占 1.5%；土地补贴占 0.5%；贴息信贷占 0.4%。作为参照，2022 年欧盟同类国家扶持政策总规模仅占 GDP 约 1.5%，工业大国扶持力度略高于该均值。换言之，中国不只是效仿欧洲的扶持模式、投入更多热情，其政策扶持强度约为欧洲的三倍。

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三倍于欧洲的扶持力度，究竟换来了什么成效？相关研究显示，这类政策造成生产要素错配，使国内全要素生产率较无产业政策的基准情形下降约 1.2%，连带拖累国内生产总值最高下滑 2 个百分点。本意在助推中国经济腾飞的各类产业政策，却持续、潜移默化地从内部侵蚀经济增长根基。人们至少会期待企业层面能产生相应补偿收益，也就是受扶持龙头企业依托国家资源，生产效率实现实质性提升。但数据中完全找不到这类证据。无论采用何种统计模型检验，同一行业内，产业政策扶持力度与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正向关联。产业政策支持者最常许诺的创新红利，在实证数据中完全无从体现。

想要理解为何会产生上述结果，有必要厘清产业政策扭曲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 —— 这套机制与许多政策拥护者的直觉完全相悖。相关分析依托一套基于营收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的结构模型，该指标本质衡量企业投入生产要素后，创造收益的效率。在运转良好的市场中，生产要素会自发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用途，伴随市场竞争，企业间效率差距会逐步收窄。而产业政策会同时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扰乱这一市场调节过程，这也是政策一旦固化便难以修正的根源。

一方面，补贴会刺激行业产出远超无扭曲市场下的合理规模，造成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贸易壁垒与监管门槛会限制行业供给，这类壁垒往往巩固头部企业市场垄断地位，使其能够压缩供给、抬高定价，攫取超额租金，损害消费者与下游产业利益。最终结果并非一套逻辑自洽的产业发展战略，而是一场经济层面的拉锯博弈：各类政策工具朝相反方向拉扯经济资源，无法引导资源流向整体最优配置。

政策带来的损害还会跨行业扩散。对比有无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受政策干预行业内部企业间的生产率离散程度显著更高，统计数据显示其行业内效率分化幅度高出 14%。综合测算，产业政策造成的跨行业生产率错配占总错配规模的 24%，行业内部要素错配占 4%。跨行业错配的数值更值得警惕：这正是产业政策刻意发力的领域 —— 政策人为引导全国资本、劳动力流向政府重点扶持产业，而非投入回报率最高的行业。

在支持产业政策的各类论调中，“龙头企业” 的叙事最具煽动性：战略行业内本土头部巨头的崛起，似乎印证了国家主导资本主义模式的合理性。但相关研究对这些备受追捧的企业评价并不乐观。头部企业的生产效率的确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即便完全不存在政府扶持，这一现象也理所应当。更具说服力的是，这些龙头企业的营收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低于行业均值，意味着相较于创造的收益，它们维持了过高的无效生产规模，这一特征在国有企业龙头身上尤为突出。它们庞大的体量，并非单纯依靠市场竞争脱颖而出，而是补贴、信贷担保、优先获取资源等一系列扭曲政策长期累积的结果，人为催生了远超真实生产效率所能支撑的企业规模。

中国造船业是展现上述现实逻辑最直观、最具参考价值的案例：政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扶持行业，最终成效却远不及政策预设目标。2006 至 2013 年间，中国政府通过准入补贴、生产补贴、投资补贴向造船业合计投入 6240 亿元人民币（约合 910 亿美元）；其中仅准入补贴就达 4310 亿元，远超 1560 亿元生产补贴、370 亿元投资补贴。这类扶持并非微调行业发展方向的小规模干预，而是重塑全球造船产业格局的巨额公共资金注入，关键问题在于：行业回报能否匹配投入成本？

实证数据给出否定答案。若将国内企业全周期利润增量与政府补贴总额对比，整体毛回报率仅 18%。每投入一元财政资金扶持行业，国内厂商仅能获得不足 0.2 元净利润；造船厂无论是否开工造船，都必须承担固定成本，大幅拉低整体收益。测算显示企业单季度固定成本为 1500 万元，约占行业平均利润的 12%；即便假设固定成本归零，行业回报率也仅能提升至 25%，远低于如此大规模公共投入理应带来的收益水平。

这类政策层面的失败，还叠加了中国经济深层结构性短板，而华盛顿各界探讨借鉴中国模式时，很少重点提及这些短板。中国部分领域技术成果亮眼，但整体仍处于中端技术层级，应用技术满分 10 分的评分体系下仅为 4 至 7 分，尚未触及支撑发达经济体的高阶原创创新；国内产业长期高度依赖海外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这意味着，尽管中国产业体系表面规模庞大，但整体技术体系既不完整，也无法实现自主可控。

中国实践是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产业政策实验：依托海量行政资源，以及威权政府独有的资本调配能力持续推行数十年。但这场大规模实践清晰展现出真实、可量化、不容忽视的政策成本。政策造成的要素错配并非经济增长成绩单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误差，而是从根基拖累本应被政策提振的整体经济。在美国仓促效仿中国搭建产业扶持体系前，应当客观正视这套模式的真实得失。远观时，中国模式的幻象极具吸引力，但近距离审视，其内在缺陷便会清晰暴露、不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