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写到: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怜，而是由于他们的自利心。”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划时代巨著《国富论》，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他说面包师如果想要购买啤酒，所以不得不烘烤面包来赚钱；酿酒师如果想要购买面包，不得不酿制啤酒。所以每个人在看似狭隘地关心自己利益的时候，自然而然生产了他人所需要的产品。这样,每个人都如同被“看不见的手”所驱使一样，不知不觉提升了其他人的财富。在《国富论》中，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市场规律就是这只“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的理论提出后，在当时的英国立刻引起轰动。人们说世界上有两只手，一只是牛顿的“万有引力之”手，这是造物主之手；一只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是市场规律之手。

20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向美国罗斯福总统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人们又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两只手，一只是凯恩斯看得见的手即政府之手；另一只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是市场之手。

“我们得到自己的食物，不是由于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并不是向他们祈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我们从来不谈自己的需要，而只谈对他们的好处”（亚当·斯密，2020:10）。斯密认为利己性是人性的一种自然现象，每个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自然现象是推动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把个人这种动机与行为纳入了经济学分析范畴, 提出了西方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石：“理性经济人”假设。他以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为出发点, 建立起了古典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人的行为是市场和社会互动的前提条件。贝克尔秉持“经济人”假设的信条，运用经济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三位一体的经济分析方法去研究和解释人类的一切活动。他用这个特别的视角分析歧视现象、犯罪行为、人力资本、婚姻家庭、以及生育。对于人类富有感情的一面时，贝克尔通过对人类非理性的一面进行经济学的定义，**他列举了非理性的两种基本含义：冲动和惰性，**对两者模型进行深入考察后，他认为非理性行为也可以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与效用最大化不相矛盾，非理性单位（厂商、家庭或个人）因机会的变化往往会被迫做出理性的反应。

政府与市场之争

数百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倾向。主张政府干预与主张放任自由之间的分歧与论战从未休止。西方经济学紧紧围绕着这一主线发展改进。我们以历史的、动态的观点来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共生互补的关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财富增长过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富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种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另一种则是重农主义体系”（亚当·斯密，2020:309）。**重商主义强调了国家储备货币或金银的重要性；而重农主义则将土地产物视为一切社会财富的来源。**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欧占有着统治地位。他们把货币和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将贸易顺差视为增加国内金银储蓄的方法，强调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于是，在实践中，重商主义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高关税、绝对禁止的方式限制进口，以退税、奖励、签订有利贸易条例以及建立殖民地鼓励出口。采取各种措施以获得贸易顺差, 为政府创造财政收入。

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和各种干预措施进行了全面批判。并且通过对重农与重商学说的分析提出，违反自然趋势或试图通过特别的限制改变资本运行轨迹，实际上最后都与要促进的主要目标相违背。它将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真正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正价值。（亚当·斯密，2020:500）。矫正和克服这种弊端的出路，在于实现真正的自由放任，废除一切特殊或限制的制度，确立“简单明白的自然自由制度”。同时，亚当·斯密指出，当人们都以自身利益为目的进行经济活动时，常常也会促进社会利益。政府不应该做过多的事情，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发的调节人们的活动，实现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只有三种应尽的职责:“第一, 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 尽可能保护社会中的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侵害和压迫。第三, 建设和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亚当·斯密，2020:501）。

在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产品大量过剩, 许多企业倒闭或停产, 失业人数暴增, 资本主义经济到了崩溃的境地。这打破了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神话，社会经济失衡了。古典经济学对大萧条的无能为力使人们开始思考，被放任自由的市场机制是否正确。

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教条，以全新的角度和理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为解决危机带来了曙光。如同书本的名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推演逻辑从解决就业问题开始。他认为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而其前提就是错误的，通常情况下的均衡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就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它以无原则和不公平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凯恩斯，1999:389）**有效需求不足被认为是问题的根源，而正是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这“三大心理规律” 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市场无法自发调节时，其实市场已经出现失灵，如果继续放任自如则危机永远不会解除。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政府的直接干预，使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与投资增长, 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样，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缺陷导致的失业和生产过剩的危机才能得到消除。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政策上的建议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各国都积极发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调节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复兴，也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井存的经济现象，这种“滞胀”被认为是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也无法提出有效建议。此时，主张“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又登上了历史舞台，学派众多，但都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机制，认为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保证自由市场的竞争。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布坎南开创性的提出政府是由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普通个体所构成的。在《同意的计算》中，布坎南和图洛克对于政治决策过程中选民投票行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个人理性并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个人在最终的集体决策过程中必然会对资源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进行选择，而这个过程与在市场上对资源的利用进行选择相同。由于选票具有经济价值，对于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或者服务来说，人们日常追逐私利的行为往往会形成一种市场，除非存在反对交易的强有力的法律或道德禁制，但这也丝毫无损于内部的经济内涵。（布坎南，2020：120）

“由于的确发生了对私利的追求，所以，在根本性的政治制度的组织上，应当把这种追求考虑进去。只有以此方式，才能构造出集体抉择的这种制度环境，以便把人对人的剥削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布坎南，2020：298）这对传统意义上所认为政府是追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市场失灵”现象并不会因为政府的参与而有所改善，因为这种失灵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政府内部。他主张进行宪法改革, 把政府的权力控制在宪法所规定的狭小范围内。制度学派的科斯认为政府干预的适当范围就是政府干预活动的交易费用必須低于市场活动的交易费用，否则就会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和无效，因此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经济运行。

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波兰尼的《大转型》独树一帜的预测了新自由主义的衰弱与破产。他否定了原教旨主义，认为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的存在过，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这种干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波兰尼指出在19世纪前，经济体系是被含括于社会体系之中的。**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乌托邦结构，如若想要创造出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即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变成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 经济活动在社会关系中居于决定性地位, 市场将劳动力、土地、自然等一切都商品化了, 金钱成为万能, 从而使劳动者和自然环境失去了社会的保护。近百年来，现代受到一种双向运动的支配。就是市场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他遭遇的保护性反向运动，主要是指一种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反向运动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和市场体系不相容，期间的张力不断加剧，到一定的程度便会造成断裂。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诸多学者及政客又将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归因于政府对市场的长期自由放任。在这一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欧美主要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新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开始对市场进行大量干预，干预主义再次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此次危机的原因、过程、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及效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原教旨主义的流行以及银行家、企业等利益集团的逐利的政治影响和思想观念认为“无约束的自由市场将会自发调节以确保经济持续繁荣和增长”，这导致了政府对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的无效监管。而这种去监管化则成了利益集团们钻空子敛财的机会。美国金融体系没有实现其真正的职能，即管理风险、配置资源、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相反，他们创造了更多的风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了更高的负债，最终增加了社会成本。所以，他指出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篡改经典而发明的教条，要让美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问题上，回到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正确轨道上。要从经济理念上进行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改革，完善收入再分配，主张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

总体上来看，从斯密的自由经济主义到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呈现一种钟摆式的变化，但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接近一种适度化的状态，干预和放任也逐渐融合。市场与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 各有其优缺点。两者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变化。我们即不能唯市场论，也不能因为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就崇拜政府之手，而是不断探索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不平等与权力失衡

“自然状态中几乎没有任何不平等，所有现在盛行的不平等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并随着这二者的发展而逐渐加深，最终在私有制和法律建立之后，确立为永恒的合法现象”（卢梭：1997，125）

阿马蒂亚·森聚焦于私有制背景下“贫困与权利”的关系，并将饥荒的产生主要归结于粮食的支配及其背后的交换权利。

他具体分析了四次著名饥荒事件，四次事件中仅有一次的粮食供给量下降，绝大多数饥荒是“丰饶中的贫困”。这打破了传统认知中以饥荒是由于食物供给下降的呆板印象。粮食供给短缺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是这些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中，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交换权利的丧失。政策失误、管理混乱、投机倒把、公民迁移、购买与消费等行为都会造成这种公民交换权利的缺失。**饥荒的爆发的问题并不产生于生产的环节，而更多的是分配的环节。**历史已经能够证明，自然灾害往往只起到引发、加剧大规模饥饿的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与分配的失衡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饥荒发生的真实原因。

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的富裕, 如果不有效地调整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关系, 不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分配中的权利关系, 这种繁荣发展必然带来巨大的分配鸿沟，繁荣发展必然造成巨大的社会分裂, 进而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从“恩赐”到“自利”：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亚当·斯密

与18世纪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相比，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显得低调内秀，受到的关注也相对不高。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苏格兰启蒙运动才渐渐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线，逐渐成为探讨的热点。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亚当·斯密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他的《国富论》不仅是现代经济学领域中的开山之作，也是启蒙运动中的光辉一页。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关于欧洲社会的进程，我们可以在苏格兰找到一束强有力的哲学之光。无论于公于私，我都要重复以下这些学者的名字：休谟、罗伯逊和亚当·斯密。”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亚当·斯密的角色和定位是什么？他在推动这场“思想盛宴”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每日饮食，恩赐还是自利？

何谓启蒙运动？康德曾这样解释：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要用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18世纪的欧洲的“不成熟”状态是什么？最大的障碍还是人们仍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桎梏，教权仍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即便在英格兰这样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的地区，牛津大学学生仍每周有四次祷告，但只有两节课的学习。与之相比，苏格兰则是一个宗教意味浓厚的农业国，教会和宗教在人们的世俗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697年，托马斯·爱肯海因违反三一律被教会绞死，成为苏格兰最后一位殉道者。到了18世纪初，拉丁文依旧是苏格兰文法学校的主要课程，其目的是让孩子们能更好地聆听上帝的声音。

就一日三餐而言，人们会在饭前祈祷：感谢主赐给我们食物。亚当·斯密则创造性地颠覆了这种经典解释，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这种理性的光辉，帮助人们从宗教精神枷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注意力的重点从上帝和来世转移到现实世界中。在这一经典解释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自利”的理解。亚当·斯密所说的自利，不等同于我们一般认为的“自私自利”，而是以利己为起点，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个人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也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完美结合。

《国富论》作者：（英）亚当·斯密；译者：郭大力、王亚南；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5年6月。

从利己到利他的过程中，交换是一个最重要的桥梁，而交换的场域则是市场。对此，斯密在《国富论》中阐明了全书最经典的论述：“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中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从利己为起点，通过分工、交换、最终实现利他，斯密点穿了商业社会发展的逻辑。这里所说的商业社会，是斯密经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要经历狩猎、游牧、农业和商业社会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理论被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贝瑞称作“苏格兰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商业社会的主体是商人，这里的“商人”也和我们平日理解的狭义的商人不同，斯密所说的“一切人都成为商人”，指的是通过分工、交换而生活的人。因此，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所处什么位置，只要不是依靠别人恩惠而生存的人皆为商人。他甚至断言，“社会上，除了乞丐，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依靠别人的恩惠过活。而且就连乞丐，也不能一味依靠别人。”

商业社会和以往社会有何本质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在于个体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在恩惠型的社会中，人是委身于他人的，教徒侍奉上帝，农民依附于领主，学徒受制于行会师傅……但在“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不能离开他人而独立存在，个体的价值不在于他人的恩赐，而在于交换。用斯密的话说，“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的。”既然个体的需求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得到满足，而不是他人的恩惠与恩赐，那么个体之间高低贵贱的不平等的基础自然瓦解。同时，由于商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交换的社会，交换的前提是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自由竞争。因此，自由也成为商业社会追求的目标。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其表面的运行规则是分工、交换，但其内在基石是个体的平等与自由，《国富论》这部经济著作也由此被赋予了启蒙的思想意义。

“亚当·斯密问题”，

自利还是同情？

亚当·斯密一生对于著述的要求极高，对于很多不满意的文字宁肯烧掉。因此堪称传世佳作的仅有《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但通过对比，人们发现斯密在两部著作中对于人类行为的动机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类的行为归因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则归因为“自利”。这一差别被后世的读者发现。到了19世纪中叶，也就是斯密去世半个多世纪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亚当·斯密问题”。

我们不妨再重温一下斯密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

在《国富论》中，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在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这种自利与同情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斯密思想的争论。按照传统观念来看，《国富论》属于经济学著作，而《道德情操论》属于伦理学著作。所以后世论及亚当·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论著，差不多都将斯密视为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亚当·斯密问题”也成为斯密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悖论，引发了后世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其实，有关人性的争论真的是非黑即白、泾渭分明的吗？如果将亚当·斯密问题简单地理解为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岂非简化了人性的复杂？

亚当·斯密肖像。

首先，在斯密时代的语境中，“同情”和“自利”与今天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斯密所说的“自利”并非道德评价中的“自私自利”。同样，斯密所说的“同情”也并非今日语境中的怜悯，而是一种共情。

在《道德情操论》开篇中斯密写到：当我们看到或者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情感，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显然，斯密这里所说的第一个“怜悯”代表着我们今天常说的“同情”，而第二个同情更多地是指“共情”，即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人，想象对方所感受到的欢愉与承受的痛苦。这种同情或者共情，恰恰是《国富论》中具有理性的“经济人”能够进行分工、交换的基础。正如斯密所说，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就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们，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在这个关于人类会进行分工和交换的论述中，斯密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拥有同理心。如果一个人无法想象、理解对方和他一样对某项特定的东西具有需求，那么这种交易就无法实现。因此，“同情”或者“同理心”是“自利”的基础，自利则是同情的目的。

其次，斯密所说的同情是有条件的“同情”。如果《国富论》中说的“自利”是一切“经济人”行为共同的出发点，那么《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则需要因人而异。斯密认为，“我们通常极易同情轻度的高兴和沉重的悲哀。一个人，由于命运中的一些突然变化，所有的一切一下子都提高到远远超过他过去经历过的生活状态之中，可以确信，他最好的朋友们的祝贺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一个骤然富贵的人，即使具有超乎寻常的美德，一般也不令人愉快，而且一种嫉妒的情感通常也妨碍我们出自内心地同情他的高兴。”

在这里，斯密经验性地论述了人类的一般性情感，即人们很难真心祝贺那些一夜暴富或暴得大名的人。同样，人们容易怜悯那些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而对于那些各方面都远超自己的大人物，即便对方遭遇不幸，也很难产生怜悯和共情。斯密将这种情感称作“自私的激情”。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私的激情却往往主导着人们对他人的态度。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斯密所说的“同情”是有条件的，受制于同情人和被同情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地位。

最后，无论同情还是自利，都受制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约束。在有关斯密思想的描述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流传甚广。事实上，这句著名的短语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仅仅各出现过一次。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雇佣千百人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在《国富论》中，斯密则写到：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在这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而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尽管在这两部著作中对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各有侧重，但都说明了一点，这只“看不见的手”超越了个人意志和意愿，从动机和分配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平衡，从而协调了公益与私利。可以说，无论是从自利角度出发的动机，还是从同情角度入手，这只看不见的手都对人的自利本性进行了平衡，从而使得经济社会实现“自然平衡”。

启蒙为何发生在苏格兰？

在讨论亚当·斯密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关联这一问题时，我们还不应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即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何会在当时贫瘠、落后的苏格兰产生。究竟什么样的土壤孕育出亚当·斯密这样开创性的经济学家。

这不仅是今天人们好奇的问题，早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就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1757年7月，大卫·休谟在写给同胞吉尔伯特·艾略特的信中写道：“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在当前这个国家诞生了如此之多的天才人物。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君王、我们的议会、我们独立的政府，甚至我们的王公贵族时，我们用自己的口音和读法说出我们沿用的那种极其陈腐的方言，这难道不怪异吗？要我说，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竟然成为欧洲最杰出的文学民族，这难道不是一件奇事吗？”笔者将此问题概括为“休谟之问”。

位于爱丁堡皇家英里大道上的大卫·休谟雕像。

其实不仅文学，18世纪的苏格兰在各个领域百花齐放、人才辈出。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中就有弗朗西斯·哈奇森（1694-1747）、大卫·休谟（1711-1780）、亚当·斯密（1721-1790）、亚当·弗格森（1721-1816），以及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1796）等，在自然科学方面，1747年苏格兰产生了英国第一个化学教授威廉·卡伦（1710-1790，后成为格拉斯哥大学讲座教授）,亚历山大·门罗·普里默斯父子相继成为爱丁堡大学医学教授，并将爱丁堡发展成为全欧洲的医学中心，约瑟夫·布莱克（1728-1799）和詹姆士·瓦特（1736-1819）一起改良了蒸汽机。

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正如休谟所言，18世纪的苏格兰也处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世纪之交，苏格兰经历了一次大饥荒，数以万计的平民饿死。希望复制英格兰殖民成功经历在巴拿马地峡殖民拓土的“达里恩计划”又告失败。1707年，经济上几乎陷入破产的苏格兰不得不与英格兰合并。虽然大不列颠归为一统，但独立的苏格兰王国就此消失。

在这样一个不幸时代，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国家，为何会迸发出启蒙运动的火种，产生亚当·斯密这样的思想先驱？其实这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苏格兰在时空上的巨大差异性和矛盾性为启蒙运动铺就了温床。

首先，18世纪的苏格兰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亚当·斯密等启蒙思想家是那个时代的先驱。从社会发展阶段论出发，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要通过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社会。

18世纪的苏格兰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1707年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无疑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这意味着苏格兰可以不受《航海法令》的限制，自由地参与到跨大西洋贸易。18世纪中期以来，亚当·斯密生活的格拉斯哥成为跨大西洋烟草贸易的枢纽，斯密通过俱乐部等形式参与到商业文明的讨论中，这些都投射到了《国富论》中。例如，在第九章“论资本利润”中，斯密就曾提及，“在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劳动工资、货币利息以及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各殖民地的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是6%到8%。”这样细致而精确的观察，都必须建立在与跨大西洋商人深入交流的基础上，而苏格兰的变革时代恰好为斯密等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绝佳的观察样本。

其次，苏格兰本身是一个落差很强、对比强烈的地区，这种反差有利于形成鲜明的样本。与南方富庶的英格兰相比，18世纪的苏格兰本身是一个不占地利的蕞尔小邦，只有不到10%的土地可以用来耕种，13%左右的土地可用来放牧，大约3%的土地是可供砍伐的森林，还有就是一些星星点点的土地可以派上用场。即便如此，资源也集中在格拉斯哥、爱丁堡等城市群集中的低地，而广阔的苏格兰高地则闭塞荒凉。

但这样的“原始样本”恰好给到斯密以研究的样本。他在《国富论》论及“分工受市场限制”一章中写道：“散布在苏格兰高地一带的人迹稀少的小乡村的农夫，不论是谁，也都不能不为自己的家属兼充屠夫、烙面师和酿酒人。在那种地方，要在20英里内找到两个铁匠、木匠或者泥水匠，也不容易……在苏格兰高地那样僻远的内地，无论如何，总维持不了一个专门造铁钉的工人。”正是由于当时的苏格兰正处于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共存的环境，斯密才能在低地的城市和高地的乡村中感悟到分工和交换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为其经济学理论寻找到了活生生的案例。

位于苏格兰国家肖像画廊中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群像。

最后，18世纪的苏格兰虽然经济发展滞后，但却是欧洲文化昌明的高地。早在15世纪，苏格兰就陆续建立了圣安德鲁斯大学（1412年）、格拉斯哥大学（1451年）、阿伯丁大学（1495年）和爱丁堡大学（1583年）。与此同时，英格兰仅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苏格兰大学的学者大都来自巴黎索邦大学，将欧洲大陆先进的文化传播进了苏格兰。同时，这些学者组织参与的俱乐部、协会等文化学术共同体，依托城市内的酒肆饭馆定期开展活动，营造了那个时代的“公共空间”，正如论者所云，“这些协会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组织，也是不同学科进行沟通交流的最好场所，他们彼此都从不同的学科中汲取灵感和知识”，逐步形成了跨学科、跨知识体系的“文人共和国”。

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亚当·斯密既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始祖，也能写下《道德情操论》这样的伦理学论著；大卫·休谟可以凭借《人性论》位列哲学家的行列，但其皇皇巨著《英国史》也足以让其赢得历史学家的美誉。这些自身跨界的学者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实现了“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的“交易”，最终促成的是学术共同体的繁荣。

在这场“思想盛宴”中，斯密贡献了一道具有开创性的“主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所闪耀着的理性光辉点亮了启蒙运动的火种，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如其学生约翰·米拉的赞誉：“亚当·斯密博士就是牛顿”，政治经济学的牛顿。的确，他和牛顿一样，改变了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自他以后，人们认识经济和社会运行的规律从此不同。